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前身是1956年10月成立的中國科學院上海歷史研究所籌備處（1957年改為籌備委員會），1958年出版的《上海小刀會起義史料彙編》是該所第一部在社會上有重要影響的大部頭資料集，“是在徐侖同志直接領導下，由方詩銘先生擔任主編的”。上世紀50年代，中國大陸的近現代史研究側重於中國人民革命史和帝國主義侵華史方面，最知名的便是中國史學會主持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上海小刀會史料的編纂顯然也圍繞著相同的主旨。亦因於此，“小刀會史料的出版為歷史所的研究工作開出了一條路，歷史所可以說就是以小刀會起家的”。
（一）
方詩銘先生（1919-2000年，四川成都人。1945年於齊魯大學歷史系畢業，1959年以後擔任過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所所長等職）早年在上海市立博物館和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工作時，由於比較多地接觸到了上海近代史資料，尤其是小刀會起義的史料，所以在1957年2月調入上海歷史研究所籌備處後的次月，即3月7日便向所領導提出了“收集1853年-1855年上海小刀會起義資料並編輯《資料集錄》建議”。字裡行間，除了首先闡述該次起義配合太平天國運動的重要歷史意義外，還回顧了以往的資料狀況，即“過去做得不夠，前上海通社校刊的‘上海掌故叢書’僅收錄了黃本銓《梟林小史》等四種；中國史學會編輯的‘中國近代史料叢刊’《太平天國》一書中，也僅據‘上海掌故叢書’選錄了曹晟《覺夢錄》等兩種，據《粵匪雜錄》選錄了一些劉麗川的佈告，以及《向榮奏稿》中的一些奏報和從《北華捷報》所譯出的兩篇短文，也不夠全面”。有鑑於此，故建議編輯《1853-1855年上海小刀會起義資料集錄》一種，將包括以下六個方面的資料：
（一）小刀會起義的文件和告諭：如劉麗川的《上天王奏》，《粵匪雜錄》著錄的劉麗川的告諭，新發現的《太平天國統理政教招討左元帥陳告諭》，以及潘起亮在寧波所發的《天寧關關票》（此件藏上海文管會，可作為附錄，以示小刀會餘部參加太平天國鬥爭的事實。）
（二）清方的上諭和奏報：如《清文宗實錄》、《咸豐東華錄》、《向榮奏稿》、《憶昭樓洪楊奏稿》等書所著錄的奕詝上諭，以及向榮、怡良、許乃釗、吉爾杭阿諸人的奏報。
（三）方誌：如《上海縣誌》、《嘉定縣誌》、《青浦縣誌》、《寶山縣誌》、《太倉州志》、《川沙廳志》、《法華鄉志》等書所著錄的有關資料。
（四）雜錄：如黃本銓《梟林小史》，曹晟《紅亂紀事草》和《覺夢錄》，王萃元《星周紀事》，袁祖志《隨剿瑣記》，蔣恩《兵災紀略》，夏夑《粵氛紀事》，毛祥麟《三略彙編》和《對山書屋墨餘談》，王韜《甕牖餘談》，知非子《金陵雜記》等書，或全錄，或節錄。
（五）報紙：如香港出版的《遐邇貫珍》，上海出版的《北華捷報》等報紙中有關的資料。
（六）外人著述：如Maybon《上海法租界史》，Jesus《上海史》等書中的有關篇章，以嚴中平所譯《小刀會上海起義新資料》作為附錄。
年輕時的方詩銘先生
基於方詩銘的精心策劃，所領導迅速批准了這一計劃，工作隨即展開。先由方詩銘收集中文史料，11月起又開始選譯外文資料，由章克生、顧長聲、馬博庵等譯校英文，倪靜蘭校訂法文，並請上海外國語學院編輯室翻譯英文刊物《北華捷報》（North China Herald）相關內容14萬字。1958年5月，在籌備處副主任徐侖的具體負責下，方詩銘、劉力行、章克生、湯志鈞、吳繩海等人投入了彙編工作。
在蒐集中文史料的過程中，1957年5月上旬，方詩銘和湯志鈞曾親往南京圖書館尋覓相關珍稀抄本，發現了保存有大量原始資料的《憶昭樓洪楊奏稿》，其內屬於起義軍方面的資料有周立春在嘉定起義時所發的告示，劉麗川在上海起義時“以大明國統理政教招討大元帥劉”名義所發的告示，“鎮江擎獲假裝夷人之奸細搜出逆書”則系劉麗川的上天王書，“上海滋事匪徒逆旂”、“逆匪封條”是上海小刀會起義時的旗幟及封條，等等。屬於清朝方面的有奏報、稟報、探報，以及函札等，如“許撫憲會同怡制憲奏稿”、“怡制憲奏稿”、“八月初四日錄太倉州稟藩臺”、“署川沙廳寶塾稟”、“吳縣丁令稟”、“克復嘉定請獎，出力人員稿”、“太倉蔡刺史退賊守城記”、“督憲怡奏稿”、“怡制府奏稿”、“松江府稟”、“飛報克復嘉定捷書”、“委員韋素稟”、“華婁兩縣稟”、“吳觀察致倪方伯書”、“馬遠林孝廉束函”、“長泰字號束信”、“探報上海滋事逆匪姓氏籍貫年貌”、“上海玉記行來信”、“松江府中抄寄賞格”、“丁蘭蓀公祖之隨行史書家信”、“馬孝廉因公旋省述及申地情形”、“真如鎮典鋪來信”，等等。總數153篇文件因此大大推動和便利了彙編工作。此外，該館所藏的蔣敦復的《嘯古堂文集》中，也有“上某兵備書”和“書上海縣署事袁君死事本末”兩篇，可以看出上海小刀會起義前和起義時的情況，亦是頗為重要的資料。 有關人員還從上海市歷史與建設博物館抄錄了《上海小刀會起事本末》，從上海圖書館抄錄了毛祥麟的《三略彙編》（稿本）等未經刊佈的稿抄本，並彙集了上海以及鄰近地區的縣誌、鎮志、廳志中有關小刀會的記載。
外文資料很大一部分取材於《北華捷報》，該報是1850年8月3日英國商人在上海創辦的週刊，1859年起成為英國駐上海領事館和商務參贊公署公佈通告、發佈消息的機關報，逐漸又成為英國駐華使館的半官方報紙，代表在華英國商人的利益，也是英帝國主義者在華的喉舌。該刊雖然站在敵對立場上進行宣傳，卻保存了上海小刀會大量的第一手資料，馬博庵、章克生等編譯人員便決定選譯其中的30萬字。然而時間卻非常緊迫，“上海外語學院的教師聞訊主動來支援，拿走了材料，翻譯好了又送回來。歷史研究所感謝他們的支援，還讓他們取走了稿酬。馬博庵、章克生兩位先生便抓緊時間作校定工作。可當他們翻開譯文一看卻傻了眼：譯文沒有史料特色，有些名詞概念欠準，行文過於‘現代化’，等等。顯然，譯者不熟悉那一段歷史，不瞭解當時的社會情況和語言特點，也沒有掌握史學譯作的特點和規範。他們感到別無良法，只能返工重譯” 。憑藉深厚的功力和極端負責的態度，馬博庵、章克生最終又快又好地完成了艱鉅的翻譯任務，尤其是用中文文言準確地回譯了《北華捷報》收錄的小刀會的各種佈告。（有些佈告後來又發現了中文原件，兩相對照，竟如出一轍，可見譯者素養之高）
僅僅一年多時間，書稿便已基本編竣，呈送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長石西民、副部長陳其五審查後決定交付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按照徐鼎新（時任歷史所秘書）的回憶：“按當時出版社的規定，書稿出版之前，作為編著單位一方，要負責進行兩次文字校對。由於工作量大，所內發動了一批青年研究人員參加校對，當時我在所內已同幾位副所長和不少研究人員有了較多的接觸，大家對我的文字水平有了一些瞭解，所以也請我參加該書的部分校對工作。在校對過程中，我發現書稿清樣中一些明顯漏字，一一作了校正，其中有一些文言句讀上的錯漏字，也未能逃脫我的眼睛，而恰恰被所內幾位科班出身的青年研究人員忽略了，一些專家們因此也就更加對我刮目相看。” 湯志鈞則稱：“為了向國慶獻禮，劉力行、方詩銘因去工廠，不在所內，徐崙主持定稿時，囑湯志鈞率同編輯同志去中華印刷廠邊校邊印，終於在國慶前夕出版。”
（二）
中國科學院上海歷史研究所籌備委員會編《上海小刀會起義史料彙編》（68.7萬字，1032頁，印書2700本，定價5.4元）在1958年9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推出第1版。書前有圖片、編輯說明、上海小刀會起義綜敘、上海小刀會起義大事記；主體分為六大部分：第一部分小刀會起義文獻，第二部分上海小刀會起義期間的記載和戰況報道，第三部分清朝封建統治階級鎮壓上海小刀會起義的檔案資料，第四部分外國侵略者干涉上海小刀會起義的檔案和記載，第五部分其他有關上海小刀會起義的資料，第六部分上海附近各縣人民起義資料；書後附錄有二：一為蒯世勳著《上海英美租界在太平天國時代》（節錄），二是主要譯名對照表。
該書很快引起了學術界的積極反響。
署名包愷初的《近代上海人民革命鬥爭史料上光榮的一頁——介紹“上海小刀會起義史料彙編”》（《解放》1959年第8期，1959年4月20日）一文指出：“這本史料書是中國科學院上海歷史研究所籌備委員會經過多次反覆討論，運用集體力量，發揮了每一個參加這項史料的編輯、翻譯、整理工作的人的長處編纂成的。這本史料書的出版，是一個良好的開端。我們希望他們和有志於整理上海革命歷史資料的同志再接再勵，把近代和現代的上海人民革命鬥爭史實逐一收集整理，編纂出版，以適應向上海人民群眾進行革命傳統教育的需要，向人民群眾提供有益的歷史讀物，並且給歷史研究工作者提供一些有用的史料。”書評作者讚歎，“從這本史料書的各個部分可以看出，編者是在試圖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結合歷史的實際，寫了綜述和按語，力求正確地為讀者闡明這些問題的。編者在分析了小刀會起義的各方面材料以後，告訴讀者：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時代，農民起義不可能取得勝利。只有在以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工人階級及其政黨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充分發揮全國人民的積極性，才能推翻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統治，取得史無前例的偉大勝利。在我們所見到的史料書中，這還是一種新穎的做法，值得今後在編纂其他的史料書的時候作為借鑑”。這部書還具有全面性，“編纂者把當時中國的和外國的有關反面材料也收集到了。這是一個成績。編者在處理這一部分反面的史料時，加上了按語，揭露了這些反面史料的反動實質，使讀者能夠比較容易地識別它的反動性，這是很必要的”。當然，對於編纂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之處，作者也直言不諱，“小刀會起義距今只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地點就在上海，調查工作是比較容易做的，可惜本書缺乏這一部分材料，這是一個缺點”。此外，“這本史料書還缺乏更詳細的批註，某些譯文內容不盡一致，有一些地方編排也比較零亂”。
章回撰寫的《簡介》（《學術月刊》1959年4月號，1959年4月10日）一文亦予該書較高的評價，“和其他同類書籍比較起來，有不少顯著的特點”，“這些材料是研究小刀會起義的第一等重要的、基本的材料”，“是這方面工作的一個很好的開端”。作者還期待上海歷史研究所“編出更多更好的有關上海人民革命鬥爭的史料，我們希望有更多的同志從事這個工作，我們更希望在最近的將來看到很多的這方面的出版物”。
《上海小刀會起義史料彙編》送到北京後，郭沫若稱讚它是一本難得的經典式的資料書，“上海小刀會史料系統地運用外文回譯，很有特色”。太平天國曆史博物館館長羅爾綱也讚揚它“把小刀會當時的戰況逐日回譯過來，解決了很大問題” 。
20多年後，1980年7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又推出了《上海小刀會起義史料彙編》的第2版，即修訂本，總字數增至83萬字，共1250頁。這是歷經“文革”劫難，在1978年復所的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做的第一件大事。這次修訂工作又歷時一年，參加者有徐侖、方詩銘、章克生、餘先鼎，其間曾得到上海圖書館徐家彙藏書樓、上海市豫園和南京太平天國曆史博物館的支持。據1979年3月所寫的“再版說明”，修訂主要分為三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是增加，屬於中文史料的有“苟全近錄”、“漏網喁魚集”、“南沙雜識”、“鏡湖自撰年譜”等；屬於外文史料的有“三桅巡洋艦帕拉達號”、“大君之都”、“在華醫藥傳道記事”、“阿利國傳”、“晏瑪太傳”、“戴德生的早年時期”等。第二種情況是抽換，如“癸丑嘉定紀事”，當時所據是作者的殘稿，後來才發現較完整的印本，並知道原書名為“桑梓聞見錄”，作者是諸成琮，這次修訂即改以印本為主；又如清方的一些文告，當時沒有看到原件，僅據“北華捷報”刊載的英文譯文回譯，後來發現原件鈔本，這次即將當時回譯的部分抽換，另據原件輯為“清方文告輯錄”。第三種情況是補充，如“清實錄”，當時僅以起義軍從上海縣城撤退為止，現補輯撤退後在海上堅持鬥爭的史料。書首的“上海小刀會起義綜敘”、“上海小刀會起義大事表”，書末的“譯名對照表”，也都重新作了修訂。此外，還補充了部分圖片，改正了一些錯字。
（三）
史料是研究的基礎，因於《上海小刀會起義史料彙編》的編纂，方詩銘在60年初投入了對小刀會起義的研究，1963年他發表了《上海小刀會從縣城撤退後的鬥爭史實》（《學術月刊》1963年第2期，1963年2月10日）一文，並在不久後擴充為一本近6萬字的小冊子《上海小刀會起義》（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1月版），該書從時代背景出發，追溯了上海小刀會起義的戰鬥歷程，總結其多方面的歷史意義。因應政治形勢的需要，在1972年5月又出了一個增刪、修訂本。改革開放以後，方詩銘又結合新發現的史料，發表過《上海小刀會起義的社會基礎和歷史特點》（與劉修明合作，《歷史學》1979年第3期）等文。然而，方詩銘在60年代便已將自己研究的重點從近代史移回中國古代史，所以他在小刀會研究方面並沒有更多的投入，令人有些遺憾。
晚年時的方詩銘先生
牆內開花牆外亦香，《上海小刀會起義史料彙編》對上海社科院歷史所之外的小刀會研究者亦頗有助益，張志康著《上海小刀會起義》（中華書局1963年3月第1版），徐宏兵著《小刀會的故事》（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8月第1版），郭豫明著《上海小刀會起義史》（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上海分社1993年3月第1版），朱從兵著《上海小刀會起義與太平天國關係重考》（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等標誌性的作，莫不受惠於該書提供的寶貴資料。至於引證該書的文章、論文以及博碩士論文更是難於計數。至於從事上海近代史、上海租界史、太平天國史、中國會黨史、中外關係史的中外學者們，60年來從中獲益的例子可謂舉不勝舉，從而大大助推了學術的發展。
這一切都要歸功於當年為編纂《上海小刀會起義史料彙編》而付諸了巨大心血的歷史研究所的先輩們！
順便一提的是，就在1958年9月《上海小刀會起義史料彙編》出版的次月，即1958年10月，歷史研究所的“第二桶金”——《鴉片戰爭末期英軍在長江下游的侵略罪行》（上海人民出版社版，25.7萬字）亦告出版，其性質和成書過程與前書相仿，只是主要的醞釀者和編纂者是另一位中年才俊——湯志鈞先生。湯志鈞幾乎歷經了上海社會科學歷史研究所史料編纂事業的全過程，60年後的今天，他和其子湯仁澤先生合作整理的1400萬字大型資料集——《梁啟超全集》（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2018年3月版）亦告出版，於公於私均可謂功德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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