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前身是1956年10月成立的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处（1957年改为筹备委员会），1958年出版的《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是该所第一部在社会上有重要影响的大部头资料集，“是在徐仑同志直接领导下，由方诗铭先生担任主编的”。上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的近现代史研究侧重于中国人民革命史和帝国主义侵华史方面，最知名的便是中国史学会主持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小刀会史料的编纂显然也围绕着相同的主旨。亦因于此，“小刀会史料的出版为历史所的研究工作开出了一条路，历史所可以说就是以小刀会起家的”。
（一）
方诗铭先生（1919-2000年，四川成都人。1945年于齐鲁大学历史系毕业，1959年以后担任过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等职）早年在上海市立博物馆和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时，由于比较多地接触到了上海近代史资料，尤其是小刀会起义的史料，所以在1957年2月调入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处后的次月，即3月7日便向所领导提出了“收集1853年-1855年上海小刀会起义资料并编辑《资料集录》建议”。字里行间，除了首先阐述该次起义配合太平天国运动的重要历史意义外，还回顾了以往的资料状况，即“过去做得不够，前上海通社校刊的‘上海掌故丛书’仅收录了黄本铨《枭林小史》等四种；中国史学会编辑的‘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太平天国》一书中，也仅据‘上海掌故丛书’选录了曹晟《觉梦录》等两种，据《粤匪杂录》选录了一些刘丽川的布告，以及《向荣奏稿》中的一些奏报和从《北华捷报》所译出的两篇短文，也不够全面”。有鉴于此，故建议编辑《1853-1855年上海小刀会起义资料集录》一种，将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的资料：
（一）小刀会起义的文件和告谕：如刘丽川的《上天王奏》，《粤匪杂录》著录的刘丽川的告谕，新发现的《太平天国统理政教招讨左元帅陈告谕》，以及潘起亮在宁波所发的《天宁关关票》（此件藏上海文管会，可作为附录，以示小刀会余部参加太平天国斗争的事实。）
（二）清方的上谕和奏报：如《清文宗实录》、《咸丰东华录》、《向荣奏稿》、《忆昭楼洪杨奏稿》等书所著录的奕詝上谕，以及向荣、怡良、许乃钊、吉尔杭阿诸人的奏报。
（三）方志：如《上海县志》、《嘉定县志》、《青浦县志》、《宝山县志》、《太仓州志》、《川沙厅志》、《法华乡志》等书所著录的有关资料。
（四）杂录：如黄本铨《枭林小史》，曹晟《红乱纪事草》和《觉梦录》，王萃元《星周纪事》，袁祖志《随剿琐记》，蒋恩《兵灾纪略》，夏夑《粤氛纪事》，毛祥麟《三略汇编》和《对山书屋墨余谈》，王韬《瓮牖余谈》，知非子《金陵杂记》等书，或全录，或节录。
（五）报纸：如香港出版的《遐迩贯珍》，上海出版的《北华捷报》等报纸中有关的资料。
（六）外人著述：如Maybon《上海法租界史》，Jesus《上海史》等书中的有关篇章，以严中平所译《小刀会上海起义新资料》作为附录。
年轻时的方诗铭先生
基于方诗铭的精心策划，所领导迅速批准了这一计划，工作随即展开。先由方诗铭收集中文史料，11月起又开始选译外文资料，由章克生、顾长声、马博庵等译校英文，倪静兰校订法文，并请上海外国语学院编辑室翻译英文刊物《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相关内容14万字。1958年5月，在筹备处副主任徐仑的具体负责下，方诗铭、刘力行、章克生、汤志钧、吴绳海等人投入了汇编工作。
在搜集中文史料的过程中，1957年5月上旬，方诗铭和汤志钧曾亲往南京图书馆寻觅相关珍稀抄本，发现了保存有大量原始资料的《忆昭楼洪杨奏稿》，其内属于起义军方面的资料有周立春在嘉定起义时所发的告示，刘丽川在上海起义时“以大明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刘”名义所发的告示，“镇江擎获假装夷人之奸细搜出逆书”则系刘丽川的上天王书，“上海滋事匪徒逆旂”、“逆匪封条”是上海小刀会起义时的旗帜及封条，等等。属于清朝方面的有奏报、禀报、探报，以及函札等，如“许抚宪会同怡制宪奏稿”、“怡制宪奏稿”、“八月初四日录太仓州禀藩台”、“署川沙厅宝塾禀”、“吴县丁令禀”、“克复嘉定请奖，出力人员稿”、“太仓蔡刺史退贼守城记”、“督宪怡奏稿”、“怡制府奏稿”、“松江府禀”、“飞报克复嘉定捷书”、“委员韦素禀”、“华娄两县禀”、“吴观察致倪方伯书”、“马远林孝廉束函”、“长泰字号束信”、“探报上海滋事逆匪姓氏籍贯年貌”、“上海玉记行来信”、“松江府中抄寄赏格”、“丁兰荪公祖之随行史书家信”、“马孝廉因公旋省述及申地情形”、“真如镇典铺来信”，等等。总数153篇文件因此大大推动和便利了汇编工作。此外，该馆所藏的蒋敦复的《啸古堂文集》中，也有“上某兵备书”和“书上海县署事袁君死事本末”两篇，可以看出上海小刀会起义前和起义时的情况，亦是颇为重要的资料。 有关人员还从上海市历史与建设博物馆抄录了《上海小刀会起事本末》，从上海图书馆抄录了毛祥麟的《三略汇编》（稿本）等未经刊布的稿抄本，并汇集了上海以及邻近地区的县志、镇志、厅志中有关小刀会的记载。
外文资料很大一部分取材于《北华捷报》，该报是1850年8月3日英国商人在上海创办的周刊，1859年起成为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和商务参赞公署公布通告、发布消息的机关报，逐渐又成为英国驻华使馆的半官方报纸，代表在华英国商人的利益，也是英帝国主义者在华的喉舌。该刊虽然站在敌对立场上进行宣传，却保存了上海小刀会大量的第一手资料，马博庵、章克生等编译人员便决定选译其中的30万字。然而时间却非常紧迫，“上海外语学院的教师闻讯主动来支援，拿走了材料，翻译好了又送回来。历史研究所感谢他们的支援，还让他们取走了稿酬。马博庵、章克生两位先生便抓紧时间作校定工作。可当他们翻开译文一看却傻了眼：译文没有史料特色，有些名词概念欠准，行文过于‘现代化’，等等。显然，译者不熟悉那一段历史，不了解当时的社会情况和语言特点，也没有掌握史学译作的特点和规范。他们感到别无良法，只能返工重译” 。凭借深厚的功力和极端负责的态度，马博庵、章克生最终又快又好地完成了艰巨的翻译任务，尤其是用中文文言准确地回译了《北华捷报》收录的小刀会的各种布告。（有些布告后来又发现了中文原件，两相对照，竟如出一辙，可见译者素养之高）
仅仅一年多时间，书稿便已基本编竣，呈送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副部长陈其五审查后决定交付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按照徐鼎新（时任历史所秘书）的回忆：“按当时出版社的规定，书稿出版之前，作为编著单位一方，要负责进行两次文字校对。由于工作量大，所内发动了一批青年研究人员参加校对，当时我在所内已同几位副所长和不少研究人员有了较多的接触，大家对我的文字水平有了一些了解，所以也请我参加该书的部分校对工作。在校对过程中，我发现书稿清样中一些明显漏字，一一作了校正，其中有一些文言句读上的错漏字，也未能逃脱我的眼睛，而恰恰被所内几位科班出身的青年研究人员忽略了，一些专家们因此也就更加对我刮目相看。” 汤志钧则称：“为了向国庆献礼，刘力行、方诗铭因去工厂，不在所内，徐崙主持定稿时，嘱汤志钧率同编辑同志去中华印刷厂边校边印，终于在国庆前夕出版。”
（二）
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编《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68.7万字，1032页，印书2700本，定价5.4元）在1958年9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推出第1版。书前有图片、编辑说明、上海小刀会起义综叙、上海小刀会起义大事记；主体分为六大部分：第一部分小刀会起义文献，第二部分上海小刀会起义期间的记载和战况报道，第三部分清朝封建统治阶级镇压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档案资料，第四部分外国侵略者干涉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档案和记载，第五部分其他有关上海小刀会起义的资料，第六部分上海附近各县人民起义资料；书后附录有二：一为蒯世勋著《上海英美租界在太平天国时代》（节录），二是主要译名对照表。
该书很快引起了学术界的积极反响。
署名包恺初的《近代上海人民革命斗争史料上光荣的一页——介绍“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解放》1959年第8期，1959年4月20日）一文指出：“这本史料书是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经过多次反复讨论，运用集体力量，发挥了每一个参加这项史料的编辑、翻译、整理工作的人的长处编纂成的。这本史料书的出版，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希望他们和有志于整理上海革命历史资料的同志再接再励，把近代和现代的上海人民革命斗争史实逐一收集整理，编纂出版，以适应向上海人民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需要，向人民群众提供有益的历史读物，并且给历史研究工作者提供一些有用的史料。”书评作者赞叹，“从这本史料书的各个部分可以看出，编者是在试图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结合历史的实际，写了综述和按语，力求正确地为读者阐明这些问题的。编者在分析了小刀会起义的各方面材料以后，告诉读者：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农民起义不可能取得胜利。只有在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充分发挥全国人民的积极性，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取得史无前例的伟大胜利。在我们所见到的史料书中，这还是一种新颖的做法，值得今后在编纂其他的史料书的时候作为借鉴”。这部书还具有全面性，“编纂者把当时中国的和外国的有关反面材料也收集到了。这是一个成绩。编者在处理这一部分反面的史料时，加上了按语，揭露了这些反面史料的反动实质，使读者能够比较容易地识别它的反动性，这是很必要的”。当然，对于编纂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作者也直言不讳，“小刀会起义距今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地点就在上海，调查工作是比较容易做的，可惜本书缺乏这一部分材料，这是一个缺点”。此外，“这本史料书还缺乏更详细的批注，某些译文内容不尽一致，有一些地方编排也比较零乱”。
章回撰写的《简介》（《学术月刊》1959年4月号，1959年4月10日）一文亦予该书较高的评价，“和其他同类书籍比较起来，有不少显著的特点”，“这些材料是研究小刀会起义的第一等重要的、基本的材料”，“是这方面工作的一个很好的开端”。作者还期待上海历史研究所“编出更多更好的有关上海人民革命斗争的史料，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同志从事这个工作，我们更希望在最近的将来看到很多的这方面的出版物”。
《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送到北京后，郭沫若称赞它是一本难得的经典式的资料书，“上海小刀会史料系统地运用外文回译，很有特色”。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馆长罗尔纲也赞扬它“把小刀会当时的战况逐日回译过来，解决了很大问题” 。
20多年后，1980年7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又推出了《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的第2版，即修订本，总字数增至83万字，共1250页。这是历经“文革”劫难，在1978年复所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做的第一件大事。这次修订工作又历时一年，参加者有徐仑、方诗铭、章克生、余先鼎，其间曾得到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上海市豫园和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的支持。据1979年3月所写的“再版说明”，修订主要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增加，属于中文史料的有“苟全近录”、“漏网喁鱼集”、“南沙杂识”、“镜湖自撰年谱”等；属于外文史料的有“三桅巡洋舰帕拉达号”、“大君之都”、“在华医药传道记事”、“阿利国传”、“晏玛太传”、“戴德生的早年时期”等。第二种情况是抽换，如“癸丑嘉定纪事”，当时所据是作者的残稿，后来才发现较完整的印本，并知道原书名为“桑梓闻见录”，作者是诸成琮，这次修订即改以印本为主；又如清方的一些文告，当时没有看到原件，仅据“北华捷报”刊载的英文译文回译，后来发现原件钞本，这次即将当时回译的部分抽换，另据原件辑为“清方文告辑录”。第三种情况是补充，如“清实录”，当时仅以起义军从上海县城撤退为止，现补辑撤退后在海上坚持斗争的史料。书首的“上海小刀会起义综叙”、“上海小刀会起义大事表”，书末的“译名对照表”，也都重新作了修订。此外，还补充了部分图片，改正了一些错字。
（三）
史料是研究的基础，因于《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的编纂，方诗铭在60年初投入了对小刀会起义的研究，1963年他发表了《上海小刀会从县城撤退后的斗争史实》（《学术月刊》1963年第2期，1963年2月10日）一文，并在不久后扩充为一本近6万字的小册子《上海小刀会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1月版），该书从时代背景出发，追溯了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战斗历程，总结其多方面的历史意义。因应政治形势的需要，在1972年5月又出了一个增删、修订本。改革开放以后，方诗铭又结合新发现的史料，发表过《上海小刀会起义的社会基础和历史特点》（与刘修明合作，《历史学》1979年第3期）等文。然而，方诗铭在60年代便已将自己研究的重点从近代史移回中国古代史，所以他在小刀会研究方面并没有更多的投入，令人有些遗憾。
晚年时的方诗铭先生
墙内开花墙外亦香，《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对上海社科院历史所之外的小刀会研究者亦颇有助益，张志康著《上海小刀会起义》（中华书局1963年3月第1版），徐宏兵著《小刀会的故事》（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8月第1版），郭豫明著《上海小刀会起义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3年3月第1版），朱从兵著《上海小刀会起义与太平天国关系重考》（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等标志性的作，莫不受惠于该书提供的宝贵资料。至于引证该书的文章、论文以及博硕士论文更是难于计数。至于从事上海近代史、上海租界史、太平天国史、中国会党史、中外关系史的中外学者们，60年来从中获益的例子可谓举不胜举，从而大大助推了学术的发展。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当年为编纂《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而付诸了巨大心血的历史研究所的先辈们！
顺便一提的是，就在1958年9月《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出版的次月，即1958年10月，历史研究所的“第二桶金”——《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上海人民出版社版，25.7万字）亦告出版，其性质和成书过程与前书相仿，只是主要的酝酿者和编纂者是另一位中年才俊——汤志钧先生。汤志钧几乎历经了上海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史料编纂事业的全过程，60年后的今天，他和其子汤仁泽先生合作整理的1400万字大型资料集——《梁启超全集》（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18年3月版）亦告出版，于公于私均可谓功德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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