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歐，人類的政治實驗室

10月，理想國譯叢新鮮出爐出一本關於歐洲史的書：《回訪歷史：新東歐之旅》。作者伊娃·霍夫曼是美籍波蘭猶太裔作家，曾任《紐約時報》書評版主編，她的個人經歷十分傳奇。二戰時期，她和父母躲在波蘭一個農民的穀倉裡，幸運逃過納粹大屠殺。

1989年，她返回故鄉波蘭，走訪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以及正在分裂為兩個國家的捷克斯洛伐克，記錄他們如何“創造歷史”。在書的結尾，她寫道：“那裡依然是個廣闊的區域，也可視為道德的荒野保留地，應能倖免於西方更深的腐敗。東歐在某種意義而言，就是對我們立場的檢驗。那裡的社會目前是實驗室，裡面的一切都被從碎片中重新定義。”

今日微信，分享《回訪歷史》的前言部分，東歐轉型，亦在提醒我們繼續思考：我們的世界到底是什麼？我們想要世界包含什麼，什麼才是有價值的？

回訪歷史

文 | 伊娃•霍夫曼

1.

1989年，波蘭，歷史正在發生

就像一個人生命中所有重要抉擇一樣，引發這個決定的誘因冥冥中早已天定。當1989年東歐的革命開始如一串強烈撥彈的琴絃迴響之時，我就知道這是我想要親自見證的歷史事件。

“東歐”之於我，是有著私人聯結的強烈概念。我在波蘭（Poland）出生，在那裡上小學，並接受密集的政治及情緒的早期教育。儘管甫一成年就移民，但之後很長一段時間，波蘭，或者延伸來說，東歐，一直是我心中那片理想大地。因為我愛過它，失去過它，也因為與它草草切割分離，因此無可迴避地，它就如同一片牢牢攫住我想象力的大地，承載著童年的歡愉、柔情、活力與人性的溫暖。

很大程度上，東歐實際上也始終陪伴在我左右。我在共產主義庇護下的波蘭長大，那個系統在四十多年中為世界很大一部分區域提供了，也可說是強加了主導話語。

但在1989年的此刻，這一元敘事戛然而止；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大家都不怎麼清楚，只知道東歐將會改變，且是徹底的改變，而我想在這件事情發生之前趕到那裡去。這是我長途跋涉背後極端私人的渴望：我想要在“我的”東歐消失前看看它。

但這一次，不帶我童年的夢幻和偏見。我想要努力一下，至少試圖瞭解它原來的風貌，從比較宏觀、比較健全，也比較全面的視角來看。弗洛伊德（Freud）說所謂的幸福，就是童年希望的實現；那麼有意義的知識，或許就是童年的好奇獲得了滿足。

但是在我的遠征背後，還有個不那麼隱私，但毫無疑問比較任性的衝動。我對那種使世界的眼光突然都集中到東歐的魅力無法無動於衷。很顯然，隨著1989年重要的事件一件件出現，歷史正在那裡發生——而我認為這是我見證歷史的機會。

我想要近距離地目睹它一天天地發生，瞭解這樣一個重大的社會轉變對特定人群的生活和心靈有何意義；換句話說，撇開我要去那裡一趟的極端私人理由不提，我就是想要在歷史發生的當下親眼見證，捉住活生生的它。

1989年11月17日在華沙拆毀Feliks Dzherzhinsky的紀念碑（JarosławStachowicz/ FORUM）。Feliks Dzherzhinsky，波蘭裔白俄羅斯貴族，蘇聯克格勃的前身──全俄肅反委員會（簡稱“契卡”）的創始人。該組織因在俄國內戰和紅色恐怖時期拷打及處決大量人而廣為人知。

2.

在西方世界的想象裡，

不過想去看任何一個地方原來的模樣，從來都是出了名的困難任務，或許東歐還是舉世最困難之地。我們的精神構造似乎天生就渴望一個想象的“他者”，不管是閃亮亮、精雕細琢和理想化的“他者”，還是一個黑暗、野蠻和駭人的“他者”。東歐在這方面頗符合我們的需要。好幾個世紀以來，它都在某種程度上與我們分割、隔離，而且——考慮到那微不足道的地理距離——對我們而言奇怪地陌生。

幾個世紀以來，它一直作為“他者”、“異國”的替身。當莎士比亞（Shakespeare）想要找個地名來表示非真實的夢幻之地時，便稱其為伊利里亞（Illyria，對照實地，應位於當今的保加利亞〔Bulgaria〕和阿爾巴尼亞〔Albania〕），或是波希米亞海岸（Seacoast of Bohemia，眾所皆知地理上實際是不存在這個地方的）。而當他談及某個屬於我們政治關係外圍的幽暗領土時，他選擇在《哈姆雷特》（Hamlet）的最後粗略地提及波蘭。

真正的東歐地區，其文明和西方世界一樣輪廓鮮明而歷史悠久。大摩拉維亞帝國（The Greater Moravian Empire），也就是現代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的前身，大約建於公元8世紀；第一個保加利亞王國在7世紀就達於巔峰；即使不算政治，波蘭和匈牙利也皆可宣稱自身的社會和文化有一千多年曆史；而羅馬尼亞人則聲稱是達契亞人（Dacian）的後裔——太過難以征服的一個民族，以至於羅馬最終勝利後一慶祝就慶祝了三十年。

然而儘管文明存活了下來，並且保住其特性，歐洲這一區域的國界在過去十個世紀裡卻像在一位特別恣意放肆的玩家重新安排的棋盤迷局中，變化無常地漂移。波蘭、匈牙利（Hungary）和波希米亞在17世紀之前都有過帝國擴張的階段；但最近以來，東歐卻成了東西方帝國爭勝和擴張的競技場。部分是因為其在貿易通道上的位置，部分是因為地理結構，即幾個國家擠在一個相對小的區域裡，於是歐洲這一部分的國家遂成為侵略、殖民、強權談判、分割和乾脆佔領的永恆目標。

那也就難怪這一區域甚少獲得長期的安定和經濟增長，並且在西方世界的想象裡，始終都是“另一個歐洲”，相對於我們所認為的那個貨真價實的歐洲，發展得比較弱，比較不文明，也比較動盪，更充斥著衝突。即便到了現代，在東歐已經變得比較容易進入，也更為人所知時，人們還是傾向於要麼視其為原始野蠻之地，要麼視其為輕歌劇娛樂的發源。但是，在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間的那些年，東西歐之間的一些隱形屏障開始倒塌：

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再度成為民族國家，出了幾位有代表性的受人尊敬的政治人物；東歐孕育出來的文明成果作為現代主義的突出部分開始受到賞識；而那些地區的大城市似乎也成了可合理造訪之地。

波蘭畢蘇斯基元帥（兩次世界大戰間的波蘭國家領袖）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和緊隨其後的鐵幕的降下，都讓那段間歇中任何可能的滲透驟然縮減，使得東歐在接下來的四十幾年間，隱沒得比過去更暗不可見。

東西之間的溝通和旅遊皆大範圍地停頓。諷刺的是，在實質距離變得益發微不足道的同時，文化和生活條件的裂縫卻漸次加寬。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當西方開始沿著物質發展的道路加速前進時，東歐的經濟卻接近停滯，甚至倒退。

這幾十年來，東歐再度成為測試西方世界希望、恐懼和誤解的羅夏墨跡測驗（Rorschach test）。對某些人而言，它是理想有望的烏托邦寶庫；對另一些人而言，它是英雄戰區，掙扎對抗邪惡的反烏托邦社會；不過對絕大部分的人而言，我會大膽地揣測，“東歐”已經變成死氣沉沉的單調領土，那裡的人民被壓在一個沉重的制度下，彎腰而行。

在那裡長大的我知道，實情至少不是後者。我知道在東歐，生活就像其他各處一樣充滿驚喜與多樣化，不可能被簡略或縮減成少數幾個面向。

墨跡測驗或稱為羅夏克墨漬測驗是人格測驗的投射技術之一，由瑞士精神醫生赫曼·羅夏克（Hermann Rorschach）於1921年最先編制。

3.

人民經常要在相當大的壓力下

做出困難、冒險和道德上的選擇

儘管如此，在踏上旅途之前，對於要看些什麼，我還是做了些假定。我當然理解“東歐”這個概念在某種程度上是虛構的，而我旅行所要經過的那些國家有著獨特的歷史、傳統和特性。然而我認為虛構至少是有用的，或許還存有某種程度的史實根據。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尤其真實：那段歷史大部分出於毫無選擇，結果卻不得不大家共同承擔。

蘇聯的佔領時代創造了東歐，即便這樣的實體過去並不存在。儘管我很清楚目前對於恢復中歐、中東歐和中南歐間的差異的爭論，不只是口頭上說說而已，但這對於我的寫作目的來說並不重要。因著單純和方便，大部分時候我都還是將其稱為“東歐”，不過顯然有時“中歐”似乎才是比較正確的用語；這同樣也適用於“巴爾幹半島”這個概念。

我決定走訪的五個國家：波蘭、捷克、匈牙利、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都可以合理地被說成古代東歐或者戰後歐洲的一部分；同時它們也是在我到達之時已經發生“革命”的地方。我決定不去那些退出共產主義陣營之後走上不同尋常道路的地方，即南斯拉夫（Yugoslavia）和阿爾巴尼亞；我也把東德（民主德國）排除在我的行程之外，因為就歷史上而言，即便在戰後曾是“兄弟”聯盟的一員，但它並非東歐的一部分。

不過儘管我認為將其稱作“東歐”有充分的理由，但我也知道那其實是一個有其社會和民族多樣性的區域。一致性是過去四十五年強加在東歐身上，並且被最近的事件迅速抹去的神話之一。如今東歐諸國再度呈現出多元化的族群、階層和亞文化，其中許多都熬過了同一性的意識形態而保存下來，且認同——通常還有敵意——依然未變。在探險之旅中，我試著公平對待這些分別和區隔。我既到外圍的小村落，也到主要的大城市；既造訪工廠，也去編輯辦公室；聊天的對象既有農夫、工人和自曝身份的貴族，也接觸了波蘭的猶太人、匈牙利的吉卜賽人和保加利亞的土耳其人。

儘管並非原先就做好的計劃，但從波羅的海（Baltic）到黑海（Black Sea）的行程我走了兩次。1990年夏天走了一次，1991年夏天又走了一次。部分是因為我非得舊地重遊不可，因為我覺得眼看兩次才為實。除了一些特定的印象必須自己再度確認外，也要加深其他的印象，繼續尚未完成的對話，充分感受特定地方的氣息；但重返也讓我得以瞥見一年後“改變”如何在每個國家發生。兩段旅程我都平均分配進每一個章節中。

在從波羅的海到黑海的途中，我傾聽人民日常生活的敘述。東歐人雖沒有美膳雅（Cuisinart）料理機，可是他們有故事，他們的故事中嵌著歷史，與重複掃蕩這些小國家的騷動事件緊緊糾纏。在東歐，歷史似乎經常更厚實、更緊湊，也更沉重；少有幾人能夠與之脫離，或者完全不受影響。這在過去幾十年共產主義成為一種主導一切的主題時，或許尤其真實。

“波茲南事件”（波蘭語：Poznański Czerwiec），又名波茲南抗議或波茲南1956年起義，是歷史上第一次波蘭人民對波蘭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大規模抗議事件。圖中標語寫著：“我們要麵包！”

這個主題以各式各樣的形式，充斥於一切，滲透進所有，既是抽象的想法，也是具體的日常現象。無法逃離，也無法忽略在其庇護下所進行的大規模公共事件，或者這些事件對個人所產生的結果。這套體系非常全面系統，其成就之一就是幾乎抹殺了個人和政治之間的區分，而這個結果也絕對會讓人懷疑這種等同是否真的可取。

不管如何，這都意味著個人經歷在東歐往往要比在其他支離破碎得更嚴重的社會更容易被理解，也更具代表性。顯然個人生活和國家生活在性質上有著天壤之別，然而觀察周遭的社會百態，特定模式的貫穿始終還是讓我深感驚訝：訝異於特定種類的故事在每個國家重複發生的頻率，以及它們反映每個國家的歷史和處境的程度。國家、文化和社會畢竟是有機體，就某個程度而言，部分確實反映了整體。

如果說在東歐，故事比較接近歷史，那它也就比較接近道德劇——這是體制的另一項成就，強迫人民經常要在相當大的壓力下做出困難、冒險和道德上的選擇。

依我之見，人性在東歐似乎顯得更加強烈，因為在這樣的壓力下，塑型更強烈，畸形也就更強烈。當然，在我碰到的人當中，有我比較喜歡或比較不喜歡的，有比較認同或者比較不認同的；但更常令我感到悸動的，是東歐人在面對改變時的恢復力、衝勁和清醒的自覺。他們苦苦努力以對的障礙是巨大的，人類精力和創造力中的未知因素幾乎讓一切都變得可能。

哈維爾在公民論壇的會議上發言，哈維爾1993—2003任捷克總統

整個社會是如何一下子推翻所有制度安排的？人們如何適應或許自己曾深惡痛絕，但生活卻又深深受其支配的世界觀的解體？他們如何重置日常和長期的生活方式？在我旅行經過的國家裡，改變幾乎是大家共同的渴望，而除了羅馬尼亞外，也幾乎都是在全面非暴力的情況下完成的，鮮少遭到統治力量的反抗。隨著歷史改變的推演，這是最佳狀況的劇本，是披著最柔軟光滑外衣的革命。然而在那裡發生的更深層的轉化，其實是更戲劇化的，也經常是沒有方向的。

因此我所看到的變化後的場景，就是各種調性和情緒的混合、平靜和熱情的紛爭，既樂觀又謹慎；也是不同時代的怪異組合，有點像是新近挖掘和翻轉出來的考古遺址，各年代地層的遺骨都在同一場混亂中被翻上表面。如今東歐飽受各式各樣的過去的糾纏，記憶、失憶和刻意的刪除也在其後緊追不捨。

共產時代當然留有大量複雜的遺產，可是早於那個時代的種種也清晰可見。這個系統虛假的統一性一經突破，包納著種種態度、敵意、習俗，甚至是政黨的沉泥便從早前世代整個復活過來——這是“過去”從人為禁錮中掙脫出來後，所做的一種奇妙的重述。

波蘭國徽 （Godło Polski）是一面紅色的盾，上有一隻白鷹，頭戴金冠，目視左方，金喙金爪。傳說中波蘭的建立者列赫就是在一處白鷹築巢的地方定居下來。共產主義時期鷹頭上的金冠被除去（左圖），1990年恢復成1927年的原貌（右圖）。

如果說東歐的過去非常活躍，那未來則充滿了不確定性。對於今天發生在東歐的實驗，我們沒有已有的詞彙來稱呼它，也沒有先例可循。我們知道其歷史的重要性；但一旦靠得更近一些，歷史便會分解，粉碎成億萬的日常瑣事。除了高潮的時刻外——有時即便高潮也是如此——我們相對於歷史，依然是司湯達筆下滑鐵盧戰役中的法布里奇奧。

在我旅行的時候，東歐雖然身處旋渦的最中心，但從中浮現的模式卻還難以探明。而且，任何觀察者的經驗都會經過他/她自己的視角和偏好的篩選，而所有旅遊者也都要仰賴偶然和機遇的垂憐。所以當一本書的主題和範圍如這本書這樣廣泛時，提出的主張就一定要非常謙遜。接下來是對一段特定旅程的記述，也是一個人和一個地區在一個特殊歷史交叉點的遇合——一連串的碰面、交談、反思和印象，如同馬賽克碎片——樣，我僅希望從中能正確地浮現出更大的輪廓與圖景。

【新書推薦】

《回訪歷史：新東歐之旅》

著者：[美]伊娃•霍夫曼

出版社：理想國·南京大學出版社

1989年前後，東歐各國的政治經濟制度發生根本性改變。人們曾經深惡痛絕，同時自己的生活又深植於其中的世界觀解體，長期承襲的生活方式被迫重置。《回訪歷史》是伊娃•霍夫曼在東歐遊歷的記錄。她在1989年返回故鄉，見證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以及正在分裂為兩個國家的捷克斯洛伐克，如何“創造他們的歷史”。藉由與當地各階層民眾的談話，以及對所見所感的忠實記錄，本書呈現了當時東歐政治、經濟、思想、文化、日常生活等各個方面的轉變。

在霍夫曼遊歷的國家裡，改變幾乎是大家共同的渴望，而除了羅馬尼亞外，改變都是在全面非暴力且幾乎沒有遭遇統治力量絲毫反抗的情況下完成的。隨著歷史改變的推演，這是最佳狀況的劇本，是披著柔軟光滑外衣的革命。然而發生在那裡的更深層的轉化，其實是更戲劇化，也經常是沒有方向的。人們一方面欣喜地擁抱自由，同時也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心懷忐忑，對價值多樣化的轉向謹慎懷疑。本書追本溯源又謹慎地探究這一切改變，將歷史背景融入個人的文化觀察，讓讀者由此窺探東歐各國獨一無二的文化內涵與歷史底蘊。

伊娃·霍夫曼（Eva Hoffman），美籍波蘭猶太裔作家。與雙親逃過納粹大屠殺後移民加拿大，後於美國求學。

曾於哥倫比亞大學、明尼蘇達大學、塔夫茨大學等校任教，並曾任《紐約時報》編輯、《紐約時報》書評版主編。著有《翻譯之惑：新語言下的生活》（Lost in Translations: Life in a New Language）和《瞭解之後：記憶、歷史與納粹大屠殺的遺產》（After Such Knowledge: Memory, History, and the Legacy of the Holoca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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