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提高個稅起徵點，讓企業稅負問題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並將影響為數眾多的企業的發展軌跡和就業；崔永元與馮小剛的“恩怨”掀開了娛樂圈影視明星們偷稅逃稅的冰山一角。本公眾號將推出系列稅收相關文章，梳理中國稅收體系，預判未來稅改空間和方向。
關於企業稅
01
結構：間接稅主導，增值稅高
當前中國共有包括增值稅、消費稅、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車輛購置稅、車船使用稅，菸葉稅等18個稅種。2016年增值稅的收入佔總稅收的31.2%，其次的企業所得稅佔比22.1%，兩者共同構成了一半以上的稅收。
前四大稅種都是由企業繳納，此外由企業承擔的稅種還包括：城市維護建設稅，土地增值稅、資源稅、城鎮土地使用稅、耕地佔用稅等等，企業繳納部分佔稅收收入之比合計超過85%。而個人直接繳納的佔比不大，個人所得稅、車輛購置稅、房產稅合計比重僅11.5%。
總體來說，中國稅收以間接稅為主，在具體稅種中，增值稅較重，所得稅偏高。
根據海通證券的數據，中國2016年的稅收收入中，間接稅佔比60%，直接稅佔比40%。而發達國家的直接稅比重一般在50-60%，美國、加拿大超過70%。
間接稅比重過大會導致企業在生產經營中直接感受到的負擔更重，中國企業繳納部分佔稅收收入之比合計超過85%，而個人直接繳納比重僅11.5%。
在增值稅方面，在採用增值稅的國家中，中國17%的基本稅率處於世界中等水平，不過，高於中國的大多是歐洲高福利國家，亞洲國家的增值稅稅率大多不超過10%，遠低於中國。中國增值稅在稅收中的比重達到40.9%，已遠高於日本、印尼、越南等國。
所得稅方面，中國25%的企業所得稅稅率居中，但企業所得稅收入是個稅收入的近三倍，而歐美主要國家企業所得稅大多不超過個稅的
02
橫向：與其他國家比較
如果用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標中的“總稅率”指標來衡量我國企業所承擔的稅負（總稅率是指企業的稅費和強制繳費佔商業利潤的比例），2013年，我國企業總稅率為68.7%，不僅明顯高於發達國家，也顯著高於發展中國家泰國和南非，僅略低於巴西。這之後的2014年和2015年，中國繼續維持在68.5%和67.8%的高水平上。
著名稅收專家李煒光先生指出，“近年來國外機構加強了對中國稅負問題的分析，相關信息的披露都說明中國企業稅費負擔遠遠高於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
如Undata公佈的2013年世界主要國家的企業生產稅和所得稅佔增加值的比重，中國是22.9%，其它國家只在3%—13.1%。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佈的2013年主要國家非稅收入佔政府收入比重，我國為42.8%，也把其它國家遠遠甩開。”
03
縱橫對比：變化趨勢
根據招商銀行金融市場部高級分析師萬釗的數據，中國企業稅費負擔總體呈現上升趨勢，但在具體領域會有所差別。
從企業的勞動力負擔看，自1992年至2000年，企業向職工分配的工資薪金的比例基本保持穩定，之後該比例自2001年至2011年，出現了單邊下降。再然後，自2011年之後，工資薪金的比例反彈向上。同時，社保繳費的比重一直在單邊上升。
不過，從國際比較來看，企業的勞動力負擔不算高。以2015年的數據為例，企業向勞動力分配的比例中，中國的比例為42.3%，是比較低的，其中法國為65.6%，英國是61.9%，德國是59%，美國是58.4%，韓國是49.1%，均顯著高於中國。
從企業增加值來看，繳納的增值稅等流轉稅的比例，呈現出單邊上揚的走勢，其直到2011年才開始見頂回落，目前在20%左右。
就國際比較而言，中國企業繳納的增值稅等流轉稅較高。從流轉稅佔企業增加值的比例上看，中國的比例在全球獨樹一幟，2015年該值為20.3%，幾乎為第二名瑞典的2倍。第三名為美國8.4%，法國為5.4%，英國2.8%，韓國1.1%，德國0.6%。
從企業的所得稅、財產稅等直接稅，在企業的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來看，中國企業的所得稅率，自1995年起單邊上升，2012年出現企穩，目前在13.8%。
就國際比較而言，從企業的所得稅率上看，中國排到中游略偏下的水平，目前為13.8%。但是比中國更高的，多是歐洲國家，所對標國家大多跟我們接近或者略低，比如日本是14.9%，法國是13.6%，英國是13.6%，美國是13.5%，德國是12.5%，韓國是11.9%。
綜上來看，從企業增加值中向勞動力分配的比例來看，勞動力所分配的比例自2011年起有所抬升，但是絕對水平不算高；從中國企業增加值中繳納增值稅等流轉稅的比例來看，中國確實獨樹一幟，但是比例自2011年之後有所回落；從中國企業的所得稅等直接稅的比例來看，2012年出現企穩，絕對水平與主要對標國基本類似。
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對標國都是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經過改革開放以來不到40年的積累，企業稅負總體上已經開始向發達國家看齊。
04
稅負高低之爭
儘管上述數據看起來已經很清晰明瞭，但對於中國企業稅負負擔是否偏重，專家學者們卻有不同的看法。
認為稅收負擔過重的理由主要有兩點：
- 以間接稅為主的稅制結構不論經濟增長高低，不論企業經營情況好壞，無論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的成本高低、有無盈利以及盈利多少，只要出售商品和勞務，一律可以徵收。這意味著，企業的整個生產和運營過程都處在間接稅的籠罩之下。
- 中國現行稅制格局的中，70%以上的稅收收人來源於間接稅；90%以上的稅收收入來源於企業，意味著幾乎所有的中國稅收負擔首先落在企業身上；只有大約6%的稅收收人來源於自然人繳納。這種向間接稅一邊倒、由企業“獨挑”稅收負擔以及自然人納稅少的現狀，與當今世界的通行稅制結構格局迥異。
不過，也有專家學者提出不同意見：
- 比如，針對中國總稅率為68%，就有學者認為，用這一指標作國與國之間橫向稅負比較意義不大。
- 這項報告的數據採集人之一、普華永道中國稅收政策服務合夥人梅杞成就表示：“由於各經濟體的產業結構、成本結構、發展階段、稅收制度傾向（例如側重企業稅還是個人稅）等因素往往存在較大差異，所得出的指數和排名只能反映各經濟體稅負的某一方面，未必代表各經濟體的全面情況。”
- 而對於引起廣泛關注的“中國企業綜合稅負高於美國”的說法，不少專家均認為根源在於中國的稅制結構不同於美國。
- 認識誤區、統計口徑偏差，會對企業“稅收痛苦指數”造成誤導。比如，所謂“中國綜合稅務高於美國35%”，就是將除了“正經”稅收以外的用能、土地、保險費等綜合成本，全當成稅來計算。專家表示，確實有西方國家寬口徑計算企業稅負，將一些具有稅收性質的收入算進去，但國家之間稅制不同，稅基不同，很難生搬硬套別國口徑。
- 還有一種認知誤區，認為“稅率是多少，企業就承擔多少稅負”。這一說法忽視了稅負轉嫁因素。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嶽樹民認為，“佔我國稅收收入比重三分之二左右的流轉稅，依附於價格，受市場供求關係影響，可以實現轉嫁，企業只履行繳稅義務，並非負擔者。”
而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的說法很可能更契合官方的看法：
- 中國宏觀稅負水平並不高，應該把最寬廣眼界下的各種負擔因素綜合起來考慮，才能看得出中國現在整個社會的痛點之所在；
- 除了大企業之外，中小企業的所得稅早已經減半徵收，標準稅率25%減半就是12.5%。小微企業更是採用簡便徵收辦法，是很低水平的負擔，而且“起徵點”的標準還在不斷抬高。所以中國的企業所得稅確實已經沒有多少減少的空間了。
賈康雖然不認為中國企業稅負很高，但從他的表述中也可以發現，很多中小企業所得稅是按照減半徵收。那麼，一旦按照全額徵收，勢必是企業難以承受之重。
其實，有企業因為補交稅款而就此“歇菜”，本身也說明，當下的稅收是很多中小企業難以承受之重。
05
問題疊加
其實，在稅負爭議背後，有兩個問題亟待理清並給與化解。
- 與國際比較，我國的“五險一金”負擔明顯偏高。2011年的一份數據顯示，“五險一金”費率達到稅前工資總額的66.33%。通過與125個國家的社保費率對比分析，發現只有11個國家的社保費率超過40%，而且主要是發達的福利國家，目前中國社保費率高於德國、美國，也高於日本、韓國。
- 中國企業負擔中的一大“特色”是隱性負擔沉重。比如，企業開辦至少要蓋幾十個章，繼而產生一系列的隱性成本、綜合成本；企業運行起來了，對幾十個局、委、辦等公權部門的“打點”也會常年不斷。儘管近年來，在國家層面的推動下，企業營業執照容易辦了，但各種隱性成本並未降低，比如項目審批等環節依然關卡重重，企業需要負擔的各種隱性成本很高。
06
不偷稅漏稅只有死路一條？
早在2011年，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周天勇就曾表示，如果說現在讓他辦一個企業，社保費率佔工資的50%，再加上所得稅等肯定會倒閉，90%的企業不偷稅漏稅可能會倒閉。所以，如果說在增值稅率不降低、小微企業的稅收不降的情況下，如果加強執法手段，他覺得對一些民營製造業、小微企業，包括一些服務業是一個很嚴重的打擊。
目前來看，他所擔心的情況似乎正在呈現。
在中國，尤其是中小企業，都把避稅幹成逃避。很沒技術含量。在過去互聯網技術不發達，稅務和銀行沒有信息共享前，逃稅成本比較低，企業被稅務部門抓住的幾率低，企業逃稅還有利可圖。但是，隨著互聯網技術、電子支付技術的發展，及銀行與稅務信息共享後，企業常用的逃稅方法很容易被抓住。逃稅被抓後，不單要交納所欠稅費，還要交滯納金，故意偷逃稅還會被判刑。
也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社保費由稅務部門統一徵收讓很多企業感受到切膚之痛。
畢竟，按規定基數上繳社保費影響範圍大，會使參保企業整體的社保費成本提高 14%。而根據 2018 年《中國企業社保白皮書》，社保繳費基數完全合規的企業僅佔 27%，就是說 73%的企業沒有按照規定繳費，其中 31.7%的企業按照最低標準繳費。這也就意味著，社保費由稅務部門統一徵收，73%的企業都會受到影響。
07
減稅難：兩大矛盾，一個核心
花錢的地方太多
根據財政部公告的2017年度全國財政決算相關數據，2017年度全國稅收收入14.44萬億，非稅收入2.82萬億，包括土地出讓金在內的政府性基金收入6.15萬億，地方政府專項債務收入8000億，合計24.21萬億，而2017年度全國GDP總額為82.71萬億，總財政收入佔GDP的29.27%。
但是，24萬億的收入卻還收不抵支！全國一般預算公共支出達20.31萬億，政府性基金支出高達6.1萬億，合計達到26.41萬億，還透支了2萬億！
根據財政部的披露，超過1萬億的財政支出共有10大項。這其中包括用於城市建設的土地出讓金收入相關支出、教育支出、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城鄉社區支出等。
收不抵支的現狀決定了減稅難度之大。
有人就直言：唱高調、說漂亮話容易，但減稅後錢從哪裡來？比如：
- 我們製造業稅負太重，政府要大幅度減稅！（財政赤字怎麼辦？）
- 政府應該提高教育投入（錢從哪裡來？加稅、印鈔、還是削減其它科目的開支？）
- 政府應該提高醫保補貼（錢從哪裡來？加稅、印鈔、還是削減其它科目的開支？）
- 政府應該提高農民工養老金（錢從哪裡來？加稅、印鈔、還是削減其它科目的開支？）
稅收結構不合理
目前中國稅收中，一大半的稅是從企業層面收的，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佔稅收收入總額超過60%，不少企業納稅額比利潤額還要高，再加上為員工支付的個人所得稅和社保成本，企業稅負沉重。
要給企業減稅，就要有相應的“增稅”來填補缺口。這就牽涉到下面的核心矛盾，即稅收利益的再調整、再分配。
動誰的奶酪？
稅收是政府對於社會財富二次分配最重要的手段，稅收政策的重大調整就是二次分配規則的重大調整。
所以，不管是減稅還是加稅，針對的都是全國不同階層人群的財富再分配調整——有人受益，也必然有人買單！
在西方國家，不管是政府出臺減稅還是加稅方案，通常都會引發巨大的爭議——道理很簡單，受益者支持，買單者反對。
但是在中國卻非常奇怪，絕大多數人群都認為政府應該減稅。然而，減下來的稅從哪裡來補，社會卻鮮有思考。
如果從中國以間接稅為主的稅收結構來看，為企業減稅，另外一端其實就是增加直接稅，即增加對個人的稅收。這樣的調整，難度顯然不小。
目前，社會還普遍存在一種觀點，即，大家經常討論的減少政府部門及行政人員數量。但在這方面落實下來也是相當困難的。
2018年全國人大通過了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很多部門合併成新的部門，已經體現了相當的力度。全國財政供養人口沒有官方權威數據，各媒體估算數從4000萬到7000萬不等。減少10%的財政供養人員，意味著幾百萬人要失業，涉及家庭總人口要上千萬，而2017年全國新增就業人口才1351萬人。如此大的失業壓力，是減少財政供養人口數量的最大障礙。
那麼，未來究竟將怎麼辦？敬請關注後續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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