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争光在接受读创·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记者关于“创意写作”的专访时，谈到关于写作的教授与学习。
“伟大的作家不是教出来的，而写作是可以教的。”
杨争光在接受读创·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记者关于“创意写作”的专访时，谈到关于写作的教授与学习。
报：“创意写作”最早起源于美国，在西方它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怎么运作的？
杨：伟大的作家不是教授出来的。但写作是可以教授的。
我们把诸如小说、诗歌、散文一类的文学写作称为创作，可以看成是对创意写作的简称。写作就意味着创意，没有创意也就没有写作。所谓创意，直白一点表述，就是我们所说的构想、构思，再小一点说，就是想法、看法，或者干脆说，写作就是有“话”要说。如果我们所说的创作就是创意写作的简述的话，创意写作的源头应该很早很早了。但认为创作是可以教授的，并把创意写作列为大学的一门课程，就我看到的资料，应该是从美国的爱荷华大学开始的。
创意写作不仅凸显和强调创意，同时也重视写作过程中的技术性问题，尤其重视写作过程中的心理、思维等诸多非技术性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写作者在写作过程中经常会遭遇到的。创意写作的倡导与践行者们，也以他们的实践证明，上述写作中的诸多问题是可以通过许多有效的方式方法克服的。即使完全自主的文学创作，也可以通过交流、碰撞、激发等方式有效解决创作过程中遇到的心理障碍、思维障碍、认知障碍。技术障碍就更是可以通过传授、交流、借鉴等途径克服、解决的了。
伟大的作家不是教授出来的。但写作是可以教授的。否则，大学的写作课就纯是摆设和忽悠了。正因为有这样的认知，美国爱荷华大学的教授契而不舍，一次一次给校方提交议案，终成正果，在1936年开设了创意写作课，打破了写作不可教授的成见或偏见，成为大学创意写作的奠基者。经过多年的坚持，创意写作在美国遍地开花，许多大学都开设了创意写作课。
近些年，中国的许多大学也先后开设了创意写作课或写作班。比之于过去大学的写作课或作家班的涵义和方式已完全不同，但还仅仅是一个开始。
这么一看，对创意写作的倡导与坚持，倒成了一个具有开拓意义的创意。
创意写作课也罢，培训班写作营也罢，就是要完成这一个“创意”，让这一个创意成为一个又一个事件，出作品，出成果，也许还会出人才。
还有，也是我觉得需要强调的：学习写作、参与写作、研讨写作的学员，未必都能成为一个成功的作家，但学习、参与、研讨写作，当然不止于文学写作，会涉及其它艺术，会有益于对文学艺术的鉴赏与审美判断。一个人有没有审美能力，和他能不能成为一个作家相比，前者更有价值和意义。一个审美能力低下的社会，造就优秀作家的几率有多高？我很难想象。
报：现在的创意写作主要集中于“技巧”的传授，但写作者都在练习这些技巧，是否会带来写作程式化的问题？
杨：我们担心的首先是思维的程式化问题。
有好的创意，才可能有好的写作。从某种意义说，创意的高低决定作品的“段位”。
有人说，重要的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又有人说，写什么比怎么写更重要。在我看来，对一个作家来说，写什么和怎么写从来都是一个问题，不同的在于先后顺序。通常的情况应该是创意在先。但有创意未必能成为写作，写作是对创意的完成，如何表述、讲述、叙述，用什么样的结构等等，好的创意与合适的结构融合，才会有好的作品。创意以及对创意的完成，才构成完整的写作事件。好的创意，好的完成，都重要。好的创意没有好的完成，是很可惜的，很可能是一次非常遗憾的，完成得比较糟糕或者不能完成的写作事件。创意不好，即使有很好的手段去完成，也许就是一个浪费时间与财力的，依然也很遗憾也很糟糕的写作事件。
我是主张创意为先的。
创意即使不可以教授、传授，但可以启示可以碰撞可以激发，在教授与学员之间，在学员与学员之间都可以，学员也可以激发教授的创意。即使一次即兴的聊天，聊着聊着，就聊出了一个很好的创意。这样的创作事件是很多的，文学创作中有，电影创作中也有。
我们担心的首先不是写作的程式化，而是思维的程式化。思维的程式化，来自于众多的人跟着一个人思考，甚至，放弃思考，不再思考，听从就是。所以，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写作，整个社会都面临着解决程式化思维的问题。1978年之前的许多年，农民从来不用思考在地里种什么的问题，只管干活就行。不用思考到懒于思考，到放弃思考，导致思维能力的丧失。等到分田到户，到底该种什么，忽然成为一个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可见，种地的问题不仅关乎种地，也关乎思维、情感与精神。写作也一样的。单一的思维和放弃思维没有思维一样可怕。创意写作首先要打破的就是这个东西。
每一个写作事件都是具体的作家对这一次写作的个性化应对，只要写作者有独立自主的思考，写作就不会程式化。无论有怎么样的教授，什么样的启示，什么样的激发，只会有利于个性化写作的完成。所以，关键还在于思维，在于认知。相同的材料，甚至相同的做法，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报：职业写作会遇到很多问题。很多写好作品的作家都不再写作，不能简单用“江郎才尽”来形容。中国作家都很有生活，当才华也不缺的时候，写作仍然无法持续。您觉得其中的症结在哪里？
杨：人才往往是挤窝窝、扎堆儿的。
作家的自我更新能力够强，就不太会遇到没东西可写的瓶颈。但“江郎才尽”，被几部作品“掏空了”，确实在作家和艺术家中普遍存在。就是说，没有活力了。活力活力，对艺术家来说，没有活力就意味着艺术创作的萎靡与死亡。你刚才提到的当年的巴黎，吸引和聚集了多少艺术家，他们在那里喝酒喝咖啡，聊天吵架，恋爱撕扯纠缠，挥霍生命，也享受生命，挥霍才华，也创造艺术。一堆一堆的人才，一串一串的作品，都成为人类的经典，令世界瞩目。我觉得，创意写作课与创意写作培训班、写作营、工作坊等等，也许与巴黎的启示有关。
我觉得，我们大大小小的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音乐家协会都应该成为作家、艺术家们的咖啡屋、工作坊，让他们相聚，相互点燃，相互激发，不断地更新自我，更新彼此，迸发灵感，孕育创意，延展他们的创造力。
艺术史告诉我们，人才往往是挤窝窝、扎堆儿的，原因也就在这里。文艺复兴如此，启蒙运动如此，中国的五四运动也是这样的。他们扎堆儿出现，就因为当年的巴黎是一个这样的咖啡屋，才成了艺术家的天堂，艺术经典的出产地。我真希望，深圳也能成为这样的一个咖啡屋。深圳号称“创意之城”，应该名实相符才对。如果官办的机构做不过来，或者不愿意做，或者懒于做、不屑于做，民间社会不妨一试。我就有这样的冲动。
创意的火苗不熄，就有可能出现经典的写作，经典的作品。
报：来深圳以前，您在西安电影制片厂做过十年的专业编剧。电影这个行业，原本就是一种集体创作，类似创意工作坊的形式，能否讲讲上世纪80年代您亲历过的那些电影现场？
杨：廉价的表扬会让人的精神变得虚肿。
我做电影的经历告诉我，在一个团队里的互相碰撞、互相激发，哪怕是拍砖头、挨砖头，都会使自己获益、作品获益。
上世纪八十年代，张艺谋的团队、陈凯歌的团队，都集纳了最优秀的团队，美工、摄影，哪怕是道具师，也可以对剧本，对一场戏的拍摄说三道四。
电影是团队艺术，是集体的成果。在那个年代，一个剧本可以讨论很长时间，几个月，甚至一年两年。我甚至认为，要成为一个优秀的编剧，首先得不怕挨砖头，各种各样的意见都能听，一次一次被砸倒，一次一次爬起来，发现希望，捕捉希望，吸纳建设性的意见，变成剧本里的场景、细节、情节，哪怕是一句台词。不善于听取意见，怕挨砖头的编剧，不是好编剧，除非他是天才。
现在的年轻人，自尊心很强，在我们看来无异于抚摸的异见，在他们就成为有伤自尊的批评了，会怀疑自己，甚至扭身而去。看似精致，其实精致包裹着脆弱，没有那种在摸爬滚打中生长出的坚硬与粗粝。那时候的我们，不但不怕砖头，还会认拍砖为抚摸呢。以后，如果要做工作坊、写作营，不管是诗歌写作、戏剧写作、小说写作，都希望能恢复当年的那种氛围，那种气度，那种坚硬。不怕拍砖，不怕砸，当然也不怕表扬。
别小看表扬。廉价的表扬会让人的精神变得虚肿，其腐蚀性不比金钱差多少。写了一本书，有过几次前呼后拥，就觉得自己是个人物了，事实上，往往在这样的时候，也就差不多快不是人物了。就是说，对于一个真爱写作的人来说，不管在任何时候，被拍砖的时候，被捧扬的时候，都不把自己当回事，不把自己当碟菜。成不了伟大的作家，做一个合格的工匠，不也很好么？许多优秀的电影编剧，就是具有职业精神的伟大的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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