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也许不会成为后来的东坡，如果没有那几句决定他命运的牢骚。元丰二年，42岁的苏轼从徐州调任湖州。按照惯例，他是需要写封上书感谢一下圣上隆恩的。只不过在文章的末尾，他实在忍不住，发了几句牢骚。“陛下体察到我又老又笨，估计跟不上那些朝廷新进的大臣的思路了，所以让我到地方上抚恤百姓发挥余热。”本来这只是一种谦虚自嘲的表达，但在处心积虑视你为“眼中钉”的人那里，这几句话问题可大了。
问题在哪儿呢，在“朝廷新进的大臣”这个说法。众所周知，苏轼是不支持王安石的变法的，他所指的“新进大臣”的确有些暗讽王安石推行新政而招揽的一众支持者，但皇帝本人赞成变法，你发如此牢骚，不就等同于讽刺皇上的英明决定吗？因此很快就有御史以此为理由参了苏轼一本，认为他这几句话大不敬。
一些宵小见有机可趁，群起而攻击苏轼。恰好苏轼新出版了一本诗集，他们便找出来，拼命翻查、附会，找出一些模棱两可的句子，作为苏轼“诋毁新法”的证据，比如有诗句提到水，就说是不满皇上的水利新政，提到盐，就是不满皇上新的盐政，总之无一不是“以讥谤为主。”最后的结论是苏轼罪不可恕，必须斩首。
更可笑的是一旦置于攻击的目标上，苏轼在这些宵小的眼里似乎就变得一无是处了，甚至有人这样评论苏轼，说他“不学无术，名气靠吹，只不过是侥幸考中功名而已。”几个月后，苏轼被押送进京，关入大牢，神宗亲自下令要仔细审查他的每一首诗，文字狱大兴。在杀不杀苏轼的问题上，神宗犹豫不决，但越是犹豫，拖得越久，我们这位史上最伟大的天才之一越是在牢里吓得胆战心惊，几欲自杀，一度以为死罪已成事实，在绝望之际，写了两首绝命诗给弟弟苏辙。苏轼当然没有死，而是在交代了数万字的认罪书后，被贬往黄州作团练副使。
无法忽视这一次生死劫对于苏轼的人生的影响，自此，他似乎变得对政治谨言慎语，而是更寄情于天地自然的美景和市井人生的乐趣，精神世界也变得更为广阔豁达，于是我们得以看到那个夜游赤壁、承天寺观水月、竹柏的苏轼，看到那个研究怎么吃猪肉的苏轼（黄州好猪肉,价贱如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也看到了“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那个竹杖芒鞋轻胜马的乐天派形象。那似乎是一个更有人间味儿、更被喜闻乐见的东坡居士。
苏轼没有被判死刑，归功于一些大臣的仗义执言，有意思的是，帮他说好话的，倒有不少是在变法问题上站在他对立面的新法支持者，其中就有他暗讽的“新进大臣”。
其中还有王安石本人：安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大概这就是所谓的“君子和而不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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