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川島芳子》片段
（一）放棄女性身份的原因
電影採取的倒敘的創作手法，從最後的審判開始。在影片的一開始，川島芳子在河北省高等法院受審時說“我不是中國人，我是日本人。”與幼年時她被送往日本時所說的話截然相反，“我是中國人，我不要去日本。”這種矛盾一直存在於川島芳子的心中，影響著她人生觀和世界觀，她曾親筆寫下一首《辭世詩》：“有家不得歸，有淚無處垂，有法不公正，有冤訴向誰。”有為自己開脫罪行的嫌疑，也有對自己孤立無援的處境的感慨。
對於川島芳子本人來說，對她一生產生最深遠改變的是1924年，17歲的川島芳子被養父強暴。她在手記裡控訴道：“於大正13年10月6日，我徹底清算了女性！”同時也留下了一張穿著和服的女性的背影畫像，從此以後她以男式分頭示人，與女性的身份徹底的“訣別”。在電影中，當十幾歲的川島芳子已經融入完全的日本文化，她的思想舉止也與其他受過日式教育的日本少女無異，當收到讓她回中國的消息時，她悲憤的說：“我的家鄉在我媽媽的肚子裡。”此時，國家的概念在她心中模糊的影子也看不見了，她走上了一條“復國”的道路，義無反顧。
（二）在男性與女性之間獲得權利的方式
在與女性身份訣別之後，川島芳子曾與甘珠爾扎布有過短暫的婚姻，隨後川島芳子離開了蒙古，無論是無法忍受正常的婚姻生活還是無法忍受“軟弱無能”的丈夫，川島芳子的離開都表明了她與世俗決裂的決心，她想“幹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
“性別是人類與生俱來而又與人的生命相始終的人的一種類身份。”人類僅有男與女這兩種原始性別，不可先天選擇，而問題的複雜性恰恰在於，性別這種天然的生理屬性被社會化了，從女系氏族到父權制，性別關係由同等的夥伴關係演變為男優女劣男尊女卑，父權制的社會意識形態是對女性和男性世俗化的強制性的雙重標準和性別活動規則的強塑與馴化的根本。“家族宗法制度下的女性的從屬性、他者化和“第二性”的地位，就是這種性別文化的規範與強塑馴化的成果。”說到底，川島芳子的“超越”或者說離經叛道並不是建立在她的生理性別之上的，而是簡歷在她的世俗性別之上的，而世俗的性別是“人性化”的，它的可調節性更加的困難，所以川島芳子選擇把自己變成“男性”，可悲的是，生理上的女性屬性使得她必須從男性身上獲取權利，而且是藉助與性別的便利，這是時代的侷限，是大環境大時代背景下生產力對於生產關係的限制與經濟基礎對女性的束縛。
性別的便利使她從男性身上獲取了權利，權利的便利使她得以從女性身上獲得與男性同樣的性別優勢，因而她具備了雙重的屬性，在輸入與輸出之間保持著微妙的平衡，不會從任何一種性別角色中抽離。她利用美色遊走于軍事鬥爭之中，她不停地接觸各種有權勢的男性：聯隊旗手山家亨、蒙王甘珠爾扎布、間諜田中隆吉、日本陸軍軍官山河、偽滿最高顧問多田駿、作家村松、投機家和鉅富伊東坂二……因為職業和政治的因素她展現出了女性的一面，在日本她甚至能影響“剃刀”首相東條英機，在中國她能在立法院院長孫科手裡獲取蔣介石隱退的機密。她也不斷的接觸那些與她有著某些類似特徵的女性：偽滿皇后婉容、女間諜小野菊子……她讓小野菊子的孩子叫她“爸爸”。
（三）馬克思女權主義對未來的指示
川島芳子承載了那個時代女性的英雄夢想與男性的征服欲，她成為了一個符號，既不能代表完整的女性，也不算一個真正的男性，當她的支出遠超於所得時，她的“好運”就會慢慢的耗盡。這是出於時代的侷限，也是在中國這片土地上許多女性主義者的共同處境。
馬克思女性主義是綜合分析的一次嘗試，它試圖將性別分析與階級分析放在同一個理論模式之中，但是，馬克思女性主義理論分析問題的前提是階級，即階級的重要性優於性別，而這一點卻是許多女性主義者所拒絕認同的。但是這種理論之於中國卻擁有頗大的市場，這是基於父權制與宗族家長制規範下的不平衡，是起點的不平等，因而許多在政治上擁有傑出成就的女性都寄生於母權之上，這是儒家話語體系的一種特色，是“百善孝為先”的中國為父權制所開的一個後門，與此同時也是對於男權的更加堅決的維護，正是由於這種系統的漏洞，女權才一代而亡，比如羋八子、呂雉、蕭綽，甚至是武曌，她們以“母權”的名義從男性（兒子）手中攫取權利，又因為宗法制的不可逾越而重新歸還權利，在唐朝婦女有過曇花一現的較高的社會地位。川島芳子接受的是儒家話語體系的日式教育，她的事業開拓又在中國，她沒有中國女性獲取權力的“便利條件”，在性別起點的不平等之下她選擇的是“成為男性”。
作為一種哲學意識和思想潮流，西方婦女解放運動雖然使女性主義在那個年代的歐美地區呈現出一片巨浪滔天般的發展態勢，然而千百年來的父權意識形態的根深蒂固正如海岸邊的懸崖峭壁，再大的海浪拍擊過去也會變的粉碎。川島芳子的“異端”不僅造成人物性格的悲劇，同時也是人物命運的悲劇，她選擇的是一個沒有依靠的未來，她將希望寄託與一個根本就不存在的國家，為心中的“國”沾染殺孽，更殘酷一點的說她的偽滿洲國裡裝滿的是她自己的慾望，她不認同日本人也不認同中國人，她沒有明確的理想信念，有的只是充滿著男男女女的物慾橫流，而正是這樣的一個人物身上確實帶著時代女性的印記，有著些許進步的因子，至少她證明了，在東方土地之上，在儒家話語體系被質疑的時候，當一個女人想要或得權利的時候，她首先就不能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女性，她要成為“非女性”，至少是不像女性的女人，人們通常用貼上男性化的標籤的方式來承認這種女性所獲得的權利。這也同樣的就說明了將兩性之間視為階級關係的社會主義女權主義在中國的合理性。
（四）“異變”的悲劇與“女權”的困境
在跨越了男女、善惡、生死的邊界之後，她在死亡的面前可以說是一無所有，無家可歸、無法可依、也無國可盼。正如她在《辭世詩》中為自己所辯解的那樣。在由佳里版《男裝麗人：川島芳子的生涯》中可以看出日本人對於川島芳子的評價，他們不少人認為川島芳子並不真的最忠誠於日本，而是忠誠於偽滿時期的“中國”。
她的身份在這兩個國家儘管褒貶不一，但都沒有得到真正的認同。在公審案中法官問她“七七事變發生，你正在天津，參加日本軍事會議時，你對中國問題的看法，曾建議南方人做南方人的事，華北人做華北人的事，中國人做中國人的事嗎？她裝聾說聽不見，同時又搖搖頭。“我問你！”法官說：“興安游擊隊與北票靖國軍是一事還是兩事？“一事。”她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審判長逼進一句：“經過日軍批准嗎？你是幫助日本呢，還是保護我中國呢？”她避而不答。
對於川島芳子的審判當然不侷限於家國情懷下的，更多的應該是在性別上的無所依歸。在李碧華編劇的電影《川島芳子》中，她遊走於各色男人之間，不為誰停留，她也擁有了奢侈的生活與大量的財富，她用女性的溫柔與男性的方式將婉容誘騙出宮，參與偽滿洲國的建立。她在明知小野菊子的背叛，卻還是一言不發地將她放走，那是一種啞口無言的理解。她對初戀山家亨的眷戀始終如一，她也苦笑著說過：“誰還會娶我呢。”可以說男性女性這兩種身份認同她都想得到，但無論是在男性還是女性身上這兩種歸屬感她都是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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