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初，中國人民解放軍16軍的一個師，正在西南剿匪。雖然建國了，但戰爭還在繼續。
半年時間內，這支部隊輾轉2000餘里，一邊跟野獸、毒蛇較量，一邊殲滅土匪10萬多人，建立了縣、鄉兩級政權600多個。
剛剛，318團山炮營又打了一個漂亮的奇襲仗，獲得師部獎勵：一臺嶄新的留聲機。
就在這時，團文化幹事祁建華接到一封上級發來的文件。看後，立刻就去找他的河南老鄉，山炮營營長鐵辛。
鐵辛還沉浸在剛剛奇襲得勝的喜悅中，聽著留聲機裡國民女神常香玉唱的河南梆子《花木蘭》，拍著大腿。
祁建華推門而入就直奔主題，原來那封文件是開展全軍掃盲運動的通知。祁建華想說服鐵辛，把山炮營當做他教戰士識字的試點。
鐵辛不以為然。“小日本滾蛋，蔣光頭逃跑，他們怕的是山炮，不是字！”
祁建華只好私下裡教一些戰士認字。那個年代，戰士的文化基礎都很差，比如，一個從國民黨投誠過來的小戰士，想給兩年沒見的媳婦寫封信，可是不會寫，只會畫。自己屬豬，就畫了一頭正在吃食的豬。
祁建華教小戰士識字的方法，就是注拼音識字，將字典裡的字母拆分成聲母韻母，然後組合起來認字。這種方法現在看來很常見，但在當時，是新鮮玩意。他私下裡教過的戰士，很快都學會了識字。
很快，一紙調令下來，讓祁建華進京任職。周恩來主持會議，讓他坐在自己身邊，向全體與會者說：
今天會議只有一項任務，在全軍迅速推廣祁建華同志的《注音速成識字法》！
過了幾天，祁建華卻收到一封從家鄉勞改農場的來信，署名鐵辛。他覺得很奇怪，急忙拆開讀。
建華，你想不到我會在勞改場給你寫信吧？但這是真的。
你調往北京的第二個月，國家精兵簡政，我就轉業回鄉，安排在城建局當副局長，主管正在建設的汝河大橋。
新官上任，我急著想幹出一番事業為部隊爭光，後來沒有按照施工圖紙，雙向推填，結果當晚在橋下歇息的49名民工全部被拱橋側塌砸死，我也因盲目組織施工造成重大責任事故判刑10年。
我真後悔當初不跟你學文化。現在家裡斷了指望，麻煩你寄些錢給你嫂子母子渡過難關。
01
1918年，北大教授錢玄同在《新青年》上發表的一篇文章，在文化圈炸開了鍋。
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須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
錢玄同說，為了救中國，必須廢漢字。
這個主意今天看起來荒誕，在當時卻是大師們所討論的焦點。包括蔡元培這樣的大師在內，很多人都想用拼音文字代替漢字，走國際化路線。
因為他們覺得，漢字的難讀難寫，影響到了識字的普及，民眾的覺悟。無先進之國民，必無先進之國家。
大師們說話文縐縐，有的人更直接。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西行漫記》中，借徐特立之口，這樣描述30年代的西北農村：
除幾個地主、官僚和商人以外，幾乎沒有人能讀書寫字。文盲幾乎達95%左右。在文化上，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地方。你不曉得嗎？陝北和甘肅的人竟相信水對他們有害。
每到冬天農閒季節，陝甘寧邊區的農民們便會被組織起來讀書、識字。除了集體掃盲，還有個別教學、炕頭教學、送字上門、巡迴教學等多種形式，總有一款適合你。
那時的陝甘寧邊區，為了掃盲，正大力推廣一種新文字，就是拼音文字。
毛澤東也是拼音文字的提倡者。
他自信地對斯諾說：
文盲問題，對於一個真正想要提高人民經濟生活水平的人民政府來說，並不是一件困難任務。早晚有一天我們不得不廢除所有的漢字，如果我們決心創造出一種群眾能參與的新型社會文化的話。
1940年12月，邊區政府就頒佈法令，確立新文字與漢字有同等之地位。為了配合新文字的學習，不僅出版了拉丁化文字的課本，還辦了一份用拼音文字寫成的《新文字報》，全部是拼音。不知道的打眼一看，還以為是英文報紙。
當時的拼音課本
但是，當時的拼音尚不完善，致命的弱點很快暴露出來：它無法標識音調。
比如，“wenzi(文字)”、shihou（時候）、yiwu(義務)，也可以理解成“蚊子”、“事後”、“衣物”，容易造成混淆。對文盲來說，經常需要早上學識字，晚上學發音。
沒過多久，這種新文字的推廣工作就停止了。大家還得從頭來過，走捷徑是不行的。
國民政府當然也一直在掃盲，有得有失。蔣委員長在推行他的“新生活運動”，口號是南宋大儒朱熹的名言“國之四維，禮義廉恥”。
對於當時廣大的人民群眾來說，誰懂禮義廉恥什麼意思，大家只想吃飽肚子，過兩年還要迎來1942。另外，畢竟現在還在抗戰期間，也沒有人站出來說：
同志們，八年抗戰還剩一多半了，再堅持堅持。
同樣在這一年，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國，一部系列動畫片的第一集上映了：《貓和老鼠》。
當時，美國的文盲率是：3.2%。
02
1950年9月，中國鋼產量為15.8萬噸，約佔世界的0.1%，人口卻佔世界的25%。是個不折不扣的農業國。
正如毛澤東所說的：
現在我們能造什麼？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壺茶碗，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麵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
當時中國的5.5億人口當中，至少80%都是文盲。別說鍊鋼，就是好好種地，提高農業產量，都困難。
有的人將肥料的比例配錯，毀壞了莊稼；新農具因不會使用而毀壞；記工分時不會寫字，只能劃橫道，時間一久就亂，引起爭吵；更有甚者，村會計利用農民不識字，胡亂記賬，貪汙錢糧。
別說農民，幹部的水平一樣高不到哪裡去。河北省的西高大隊黨支部書記，到外村學習農業合作社的經驗。等回來向村民傳達內容時，看著自己本子上的圈圈點點，硬是想不起來記的啥內容，急得滿頭大汗。
不識字的人，遭遇的最大困難，並不是文字本身的用途，而是對世界產生的畏懼和退縮，進而喪失勇氣和獨立人格。
這年，村裡的幾個婦女到縣城開婦聯會議，因為不識字，本想買棉花，卻進了男廁所。她們再也不敢出門了，寧可在村裡待著。
為了改變這樣的局面，各地在編寫的掃盲課本上著實費了一番功夫。不同地區，針對不同人群，都有不同的內容。
北京市婦聯編寫了專門給婦女學習的課本，從買菜，算賬，到如何看孩子成績，都有所教授。當然，還有這樣的課文，看完只讓人感嘆那個年代真的很單純：
蘇聯人民的生活是世界上最幸福的。
隨著生產的發展，職工們的工資不斷增加。政府還有計劃地減低日用品的價格。
在蘇聯，社會福利事業也很多。所有的兒童都免費上十年學，全國人民都享受免費醫療。
……熟讀課文，讀後說一說蘇聯人民的幸福生活是怎樣得來的？
但是，各地普遍教學的第一課，都是學自己的名字。
在識字率5%的年代，農民是不配堂堂正正有名有姓的。《阿Q正傳》中，趙太爺一句“你也配姓趙”就剝奪了阿Q有姓的權利。
當年有個姓都是地位的象徵
因此，知道了自己何名何姓，也是成為一個獨立的人的開始。
一些識了姓名的婦女，嫌名字太土氣，請掃盲教師重新起個文雅的名字。好些年輕媳婦都改了名字，肖條條改成了肖麗秀，李桃子改叫李秀民，王欠欠改叫王菊蘭。
北京石景山的麻峪村，全村共有420多戶，2957人，上過學的人寥寥無幾。而讀過小學的15歲姑娘李芳華，就成了村裡的知道分子，被拉去當起了掃盲教師。
給比自己大二三十歲的人上課，李芳華心裡也沒譜兒。每天上課前，她先帶著婦女們唱一遍當時紅遍大江南北的掃盲歌曲，《夫妻識字》：
夫妻識字來自8字路口00:0002:34
黑格隆冬天上
出呀出星星
黑板上寫字
放呀麼放光明
莊稼人為什麼要識字
不識字不知道大事情
舊社會咱不識字
糊里糊塗受人欺
如今咱們翻了身
受苦人變成了當家的人
這首歌，可能是新中國歷史上唯一一首用國家力量推廣的情歌。它唱的並不是愛情，更多的是一種勇於開眼認識世界，改變自我命運的勇氣。
幾十年後，這首歌的演唱者——女歌唱家王昆，卻以另一種方式展示了自己的勇氣。
從費翔到韋唯，都是唱了一輩子革命歌曲的她，發現和推薦到主流舞臺的。有人說，她是引進“靡靡之音”的“罪魁禍首”。
1986年5月9日，她組織了一場由一百名年輕歌手參加的演唱會。在這場演唱會上，朝鮮族小夥崔健唱了一首歌：
我曾經問個不休，你何時跟我走，可你卻總是笑我……
主席臺上的有些老幹部當即憤然離席，有些還在嘟囔：這是什麼牛鬼蛇神。但王昆坐得很穩。
在走臺時，她已經聽過這首歌，還鼓勵了崔健兩句，批准他就唱這首。如果不是她，中國搖滾樂的誕生可能要晚上好幾年。
那場演出結束後，崔健說了一句話：
我恨不得管王昆叫媽媽。
03
到1957年底，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全國建立了229所大學，12474所初中、高中，小學數達到547300所。
僅1957一年，參加掃盲學習的職工人數達763萬人，共有600多萬農民和居民摘掉了文盲的帽子。
根據當時制定的標準，農民識字1000，城市勞動人民識字1500，幹部和工人識字2000，就不算文盲。
第一個五年計劃提前完成的喜悅，使全國上下瀰漫著趕英超美的願望。工業躍進，農業躍進，掃盲運動也要躍進。
1958年7月，山東臨沂一個村子的掃盲教師孟祥才突然被生產大隊長找到。
壞了，咱們大隊落後了。鄰村的付莊大隊，上午開完誓師大會，下午就向公社報捷，說已經完成了掃盲運動。
你快去用紅紙寫份捷報，就說咱們大隊經過苦幹、巧幹，也超前完成了任務。下午找幾個年輕人，敲鑼打鼓把喜報送去。
這一年，全國掃盲協會會長陳毅，要求來一個文化上的“原子爆炸”，提出了5-7年完全掃除文盲的口號。
陳老總十分鐘情原子彈，經常拿原子彈打比方。曾因一句“當掉褲子也要搞原子彈”而被金庸調侃，“還是讓人民多做幾條褲子穿吧。”
如果按照這個目標，就要一年掃除3000-4000萬文盲，這是以往速度的10倍。其實根本完不成。
但是，你就看當時全國上下貼的標語，“社會主義是天堂，沒有文化不能上”、“工業化、農業化，沒有文化不能化”，就知道當時的氛圍了。沒有困難，創造困難也要上。
這年1月，黑龍江省的寧安縣向省裡彙報：實現了基本掃除文盲的消息，省裡立刻提出“乘衛星，坐火箭，趕上寧安縣”的口號。
衛星，火箭，這倆東西當時絕大多數中國人都不知道是啥樣。只因為幾個月前，蘇聯發射了世界上第一顆人造衛星“斯普特立克”，它們才被善於學習的東北人拿來，成了文化大躍進的LOGO。
衛星能不能乘我不知道，但是火箭載人上天還要等到2003年楊利偉才坐上。反正三個月後，黑龍江省向中央彙報，原文盲率達到85%的黑龍江省提前九年基本完成了掃除全省青年文盲的任務。
之後，各地陸續報捷。到10月中旬，《人民日報》報道，全國79.7%的縣、市都成了無文盲區。
除了報喜訊，各地還彙報介紹神奇的方法。
四川彭縣辦起了“青年躍進班”，學員十人，苦戰十天，八人脫盲。麗春鄉辦起了“掃盲火箭班”18名學員，採用快速寫作法，突擊半天，能寫二三百字的短文。
這倒有點類似現在有些駕校辦的速成班，號稱一天教會開車。不過，這樣培養出來的司機，不開車才是最大的功德。
也是在這一年，《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要讓人民一邊掃盲，一邊寫詩：
我們需要用鑽探機深入地挖掘詩歌的大地，使民謠、山歌、民間敘事詩像原油一樣噴射出來。
身為文聯主席的郭老首先響應，來了首打油詩：
文藝也有試驗田，
衛星何時飛上天？
工農文章遍天下，
作家何得再流連。
這樣，詩歌之風吹滿地，全國人民再躍進。五千年曆史上，頭一次寫詩的主力不是詩人，而是廣大的人民群眾。
作詩的任務下來，各地區都嚴陣以待，一場群眾運動又搞了起來，要求上自七八十歲的老太婆，下至七八歲的娃娃，都要寫詩。
北京門頭溝煤礦也接到了寫詩的任務。領導拿出一首詩，說這就是剛摘下文盲帽子的工友寫的，問大家寫得怎麼樣：
李白漫遊門頭溝，
目瞪口呆面含羞。
詩仙怎比勞動手，
百花園中居下游。
大家異口同聲地說，好！
對詩的敬畏感一破除，大家的思維像開了閘的洪水，一個月寫了一萬多首。
一萬首太小意思了。安徽省肥東縣半年創作51萬首，河北省委發起創作1000萬首的運動；南京市50天裡創作130萬篇；江西省湧現出群眾創作社“山歌社”5000多個，中國大地真正成了詩的國度。
詩歌下面還要註上拼音
不過，主席還是清醒的。詩歌運動不到一年，他就批評道：
讓幾億農民寫多少詩，這違反辯證法，放體育衛星、詩歌衛星，統統取消。
也就一句話，全國各地都消停了。
1958年之後，大家肚子都填不飽，遑論識字了，一邊掃盲一邊作詩的熱潮也就停了下來。
不過，直到幾十年後，這股熱潮還有餘波。
比如前兩年湖南有一位縣文聯主席，洗個腳都要即興創作一首：
所有技師服務好
所有顧客心裡歡
今日高興洗腳後
明日健步去爬山
04
1971年，中國恢復了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四天後，教科文組織就第一個向中國伸出合作的橄欖枝。
為什麼呢？可能是因為急著統計。那時，教科文組織的文盲全球統計數據裡，就缺少三個國家：中國、朝鮮、越南。
但是，咱們的駐外機構針對教科文組織寫了一份調查報告，對它的描述是：
宣揚資產階級生活方式，集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之大成。
就這樣，合作就免了，要把這裡當做政治鬥爭的場所，把反對“兩個霸權”——美帝和蘇修，作為主要目的。
1973年4月，中科院動物研究所研究員陳永林來參加教科文組織人與生物圈第二屆國際協調理事會，和那時大多被派往國外參加國際性會議的中國代表一樣，陳永林穿的大衣是公家的，回國後還要歸還給國家。
當時在和不同國家的交流上，有嚴格的政治要求。對美國代表是“擦肩而過”，對蘇聯代表是“可以寒暄”。而如果有媒體提問的話，就回答，“今天巴黎的天氣真不錯”。
陳老師是研究蝗蟲的專家。也是，可能是怕他跨領域發言，鬧出類似男主持人死磕轉基因的笑話。
1974年，出席教科文組織會議的另一位代表，北師大教師顧明遠，繼續嚴格執行這一思路。當澳大利亞的代表問他在中國如何解決青年失業問題時，他一句話就頂了回去：
我們中國沒有人失業，中學畢業生全部上山下鄉，中國農村有廣闊的天地！
1974年當選為教科文組織總幹事的阿馬杜-馬赫塔爾.姆博，第二年就訪問了中國，希望謀求合作。
姆博是來自西非塞內加爾的黑人兄弟，估計他是聽說了那句中國沒有失業青年的豪言壯語，想來廣闊天地取取經，怎麼提高自家的文化水平。但是，他除了在北京一所醫院裡和周恩來的一小時談話外，一無所獲。
不過，如果讓他知道當時中國的文盲有2億多人，估計也要嚇回去，這比他們國家的總人口還多出十幾倍。
三年後，他再次來華，這次接待他的人，是剛剛復出，主抓教育和科技的鄧小平。
小平同志的一句話，外交部對外政策的調子，就轉為“我們不是乞求外援，我們是向一切先進的東西學習”。
之後的事情都水到渠成。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國的文盲率已下降到4.08%。
2013年，中國教育部副部長郝平擔任了教科文組織第37屆大會主席。這是中國人有史以來在教科文組織獲得的最高職位。
人生如一個8字，兜兜轉轉，循環往復，最終都會回到原點。想當年——194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倫敦成立之時，中國就是14個原始簽字國之一。只不過那時的政府姓蔣，派出的代表團長是胡適。
當年我的朋友胡適之意氣風發
英美兩國為這第一任的教科文組織總幹事之位爭得不可開交，最後大家都認可胡適。
不過，那時的胡適心思可不在國際上，眼瞅著國內就要打起來了。另外，中國當時的文盲率至少80%，當國際上管文教的，估計心也夠虛的。
胡適拒絕之後，第一任總幹事落在了英國人赫胥黎身上。對，就是我們課本上那個“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赫胥黎的孫子。
就這樣，從1945年胡適和總幹事的職位擦肩而過，到建國後的長期缺位，再到2013年郝平的當選，中國人足足走了68年。
這半個多世紀的錯過，也是中國艱難走過的掃盲之路。從40年代文盲率80%以上，到2010年的4.88%，既是我們走向現代化的側影，也是中國對世界文明史的貢獻。
05
趙本山老師說過一句話，他這輩子小品成就的最高峰，就是“昨天 今天 明天”。
那是1999年春晚，他和宋丹丹的一場對談。那一年，全國人民剛熬過不得了的98年，正準備齊心合力跨世紀。
這屆春晚之後，李嘉誠投資港幣1600萬元，拍了一部40集的公益廣告，題為“知識改變命運"的公益廣告，在央視播出。
當河南省唐河縣教師馬景武介紹著他的掃盲教具和“識字歌”，與袁隆平、張藝謀等名人一起出現在電視上時，觀眾一片譁然：這個老頭是誰？什麼，50年代的掃盲模範？
從下鄉知青到棉紡廠工人再到張藝謀，他深刻懂得知識改變命運
中國人對掃盲這個字眼，已然有些陌生了。
歷史的車輪一直在向前。
曾經被周恩來讚揚的祁建華的注音識字法，在改良成漢語拼音後就一直留在《新華字典》裡，成為現在小學生們識字的必修課；
寫下過萬首詩歌的門頭溝，蓋起了一片片均價5萬的樓盤；
2009年初，成立了56年的中國教育部掃盲處被撤銷建制，各地區的掃盲工作組也分散到教育、民政等其他單位。
有人問曾任掃盲處處長的王岱：
是不是國家不重視掃盲工作了？
王岱一樂：
這證明我們的文盲快掃完了啊。
不過還沒高興一會，教科文組織對於新世紀的文盲有了新的定義，不會使用電腦進行學習、交流和管理的人，將成為“功能性文盲”。如果按這個標準，估計一些發達國家的文盲率也要攀升了。
聽起來，中國倒是不用擔心。在錯過了前三波國際化浪潮之後，中國沒有錯過第四波互聯網的發展。文盲的減少，也間接促使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互聯網用戶市場。
人人都識字的中國成為了一片智能手機的海洋，無論是田間地頭還是街頭巷尾，到處是低頭擺弄手機的年輕人，處處是刷快手的身影和拍抖音的傻笑。
但是，已被遺忘的歷史告訴我們，其實我們和幾十年前區別不大。
1991年，中國首播了美國半個世紀前製作的《貓和老鼠》，成為幾代人的回憶。
這27年裡，《貓和老鼠》重播了無數遍，中國仍然做不出一部能與之媲美的動畫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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