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制造局（江南造船厂）与清代铸币
余榴梁
清代的江南机器制造局,简称江南制造局,于1864年6月20日,由清廷总理衙门亲王上奏同治皇帝获准筹办,受到了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的合力推动，经过一年的努力，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机器制造局终于在1865年6月正式成立。
江南制造局开创班底，主要设备和技术人员均来自松江县的两家洋炮局。松江洋炮局总管丁日昌是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得力助手，被称为“学术湛深，才识出众”的实力派秀才。洋炮局设备和工匠从松江迁到高昌庙（现在制造局路一带）后，丁日昌被任命为江南制造局首任总办。
江南制造局首任总办丁日昌
江南制造局创办后，以制船制炮闻名遐迩，这是众所周知的，而历史上江南制造局曾铸造钱币，却是鲜为人知。
有关江南制造局铸钱的来龙去脉，叶世昌教授已在2006年《钱币博览》第3期《光绪年间的钱贵银贱与江南制造局铸钱》一文中首次作了详细论述，叶教授所披露的内容引用了大量文献资料和当时《申报》的信息，很有说服力，笔者完全赞同，故不再重复叙述。
叶教授论证的江南制造局翻砂铸钱，客观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但是，从江南制造局其他资料表述中，笔者认为江南制造局生产这批钱是相当被动和无奈的。该局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争取的是机器制钱，而非翻砂制钱。
江南机器制造局大门 图片来源:网络资料
（一）江南制造局多次表示翻砂铸钱是一笔亏本生意，铸钱厂总管王世绥甚至还向新闻界披露亏损内情，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十九日《申报》报导的《钱局纪闻》就曾明确表示“铸前一千，所费尚不止一千之数”。铸钱成本高于钱价可见一斑。由于江南制造局铸钱厂是用落后的坩埚炉方式炼铜的，这种方法不适用浇铸轻薄小钱，不但铜材损耗大，而且产品废品率高，所以铸钱越多，亏损越大。
（二） 真正急需制造小平钱的是制造局的上司江苏巡抚赵舒翘，而非制造局本意。赵巡抚指令投产铸钱是为了平息上海的钱荒，而制造局的观点十分明确，主张“用机器鼓铸造钱，以资民用”。江南制造总办刘麒祥主张机器制钱完全从自己的经济利益出发，因为机制铜元面值高、用料省、工序少、周期短、利润大，而且刘麒祥本人贪性十足，名闻海上。
1904年6月3日《中外日报》对总办刘麒祥的贪污行为曾公开做了揭露：“盖自总办自握议价之权后，遂酿成大弊二端：一则局中需用最多之物料，率由总办先以廉价购入，而别令他人出面，以重价售诸局中；一则凡售于局中者，必先由其仆隶或司员引进，乃得与总办会晤，皆先议私费，而后及正价”。为了谋取高利润，反对翻砂铸钱，促进机器铸币，刘麒祥早在光绪十九年二月就由其父亲陕西巡抚刘蓉出面拜托两江总督刘坤一，获得机器制币的批饬。
由于专用机器需从国外进口，制币场地也完全与翻砂场地不同，需另建厂房。远水救不了近火，才迫不得已，按照巡抚赵舒翘的指令就地生产铸钱以平息钱荒，前前后后大约亏损性地持续生产两年左右时间。
刘麒祥在鼓吹机器制钱的过程中，曾别出心裁地利用制造局原有设备试制了两种钱币，即《历代古钱图说》第208页所示的“一统万年”背逆时针环读“江南试造当十制钱”，其重23克，经40、厚2.5毫米（另一枚正面为“天子万年”背面同上币）。这两枚币从货币学角度评判当属不伦不类，不合清制，不合钱常规的非正式货币。但对于刘麒祥来说却是鼓吹机器制币的宣传“本钱”，此币夸张了用料，突出了精美，又巧妙地利用了机器的优势（百吨压机在现代社会是微不足道的普通设备，可是在百年前的中国，却非江南制造局莫有）。
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刘麒祥病逝，但江南制造局对机器制前仍然观点不变。新总办魏允恭到任后，体察情形，对江南制造局的厂房、机器做了一番调查，于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四日禀报《整顿泸局兼筹萍局情形》，再次谈及铜元筹办之事。他报告说：“嗣又查悉局中旧有铸造钱机器，如熔铜、轧钢、椿饼等项，均须饬厂修改勘酌添配，此外光边、印花两种机器，极须各厂订购，限六个月交货。”魏允恭提议：“现拟将局中近岁裁节提存汇丰银行之五十万两，尽数拨充铸钱成本及机器价值，以便乘时举办，经费不必另筹。”
试造的铜元
试造的铜元资料
两江新总督魏光焘对魏允恭的禀报做了批语：“铸造铜元就炮弹厂改办，并将裁停各厂工匠，择其手艺尚优，工作勤谨者，留新厂或铜元厂之用。”魏光焘指出：“购料用料出入既巨，流弊滋多......能就局中供差各员遴选廉洁数人兼理其事”，“制造铜元应行添购机具，必须从速赶办。”
在魏光焘的支持下，筹办铸钱厂的工作进展顺利，可是不到半年，好不容易即将成为实施的机制铜元厂又发生了变化，清廷调任周馥接替魏光焘担任两江总督，周馥对江南制造局筹办机器制币持反对意见，他认为：“上海制造局本为制造枪炮而设，若再使之分任铸钱，深恐难以兼顾”。周馥还认为，如果铸钱部门过多，所铸造的钱币“成色参差”，老百姓用起来很麻烦，应该慎重考虑。十一月，周馥又奏请将泸局铜元归并江宁办理，江南铸造局的铸钱厂复为炮弹厂。
这个时期，由于全国各地铜元厂纷纷进入生产成熟期，上海一带的钱荒亦早已解除，于是从铸钱到钱币的闹剧在江南制造局宣告结束，江南制造局迎来了由前清时期派往欧美留学，后学成归国的一代新人开始了军工生产的新征程。
余榴梁先生是我国知名的钱币学家。马定祥先生弟子。全国十佳收藏家之一。余榴梁出生乌镇，1951年随父母在上海定居。40多年来，他节衣缩食，苦心孤诣地从事钱币收藏和研究，目前已收藏中外古钱币、金银币、纸币等各类钱币5万枚。余榴梁不仅是位钱币收藏家，而且还是位研究钱币文化的学者。数十年来，他先后在国内《中国钱币》、《人民日报》海外版、《解放日报》、《文汇报》以及香港《钱币研究》、台湾《钱币世界》和美国《珍藏》等报刊发表文章700多篇。编著出版《中国花钱》、《世界流通铸币》、《钱币学纲要》、《中国民间收藏》、《钱币漫话》、《世界钱币大辞典》等专著10多部，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右为余榴梁先生。左为江苏钱币藏家徐文山
本文曾经刊载于《钱币博览》杂志2014年03期
閱讀更多 樂藝會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