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新鄉文物部門展示的民國時期賣身契，重現災荒之下的民不聊生。馮德仁 攝）
近些年，總有一些人鼓吹民國時期的自由、富足，以此表達對民國的懷念。特別是一系列以民國時代為背景的藝術作品的湧現，更是呈現了一個充滿小資情調的民國“黃金時代”。事實上，這只不過是對舊時代的美好想象，現實中的民國更多的是政治鎮壓、文化凋零、主權淪喪、民不聊生……
民國時期的教育並不像有些人說的那樣備受重視，更非因此培養出大量的優秀大“家”。一方面，民國時期的教育普及率極低，大眾教育模式基本上不存在。據相關統計數據顯示，1949年中國的文盲率大約是80%，而且被視為識字的20%的人當中，已經包括了那些只認識幾百個中國漢字的人和在今天只能列為半文盲的人。另一方面，忽視人民最迫切需要的初等教育和職業教育，法律、政治和文學等學科過度膨脹，自然科學、實用技術方面明顯不足。回顧“民國時代精英人物”，如章太炎、蔡元培、陳寅恪、梁漱溟、梅蘭芳、徐志摩、聞一多、魯迅、張愛玲等，基本上都是搞社會科學的文化人，很難找到什麼工科和理科的人才。而我們比較熟悉的老一輩科學家，例如錢學森、李四光、竺可楨等等，幾乎都是從國外留學回來。據《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記載，民國時期在校攻讀正式學位的學生，有59%以上學習法律、政治或文科，6%學習教育學。學習自然科學的不到10%，學工程的為11.5%，只有3%學習農業。
不同於藝術作品中富足的小資生活，老百姓非但難以接受基本的基礎性教育，事實上多數底層民眾生活在兵捐沉重、食不果腹的水深火熱中。美國記者白修德目睹國民政府種種暗無天日的情形之後，終於對蔣介石喪失信心。在《中國的驚雷》中他稱，“中國地主把佃租提高到無可再高的程度。好一點的田地，他們收取獲物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在某些地區如重慶，他們收取百分之八十之多。”以客觀中立著稱的美國記者貝爾登也曾描述過這樣一個畫面，“一九四七年，在國民黨統治區的河南安陽縣，我發現蔣軍軍官在地方豪紳配合下所徵派的兵捐常常是田賦的一千倍以上。光說數字不免抽象，據我所知，兵捐之重，不僅使農民常常失去全部土地、糧食和衣物甚至迫使他們賣兒賣女，把妻子給稅吏為傭為妾。”“太行地區的地主曾經得意地向一些外國來訪者們出示過他們用人皮製成的物品，一些農民抵債把閨女送給地主當丫鬟或者陪地主兒子睡覺。”看到上述親歷現場的美國記者的這些悽慘描述，你是否還覺得《白毛女》是在造謠抹黑舊社會呢?
在政治環境上，由於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推行法西斯式的獨裁統治，激起民眾不滿，對內政治鎮壓便成了南京統治必不可少的特點。據美國學者易勞逸在《流產的革命——1927-1937年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中的描述，“政治犯的名冊堆積如山”，“暗殺、夜間搜捕及死刑是那時司空見慣的事。1933年2月，23位被稱是共產黨員的囚犯被戴上手銬腳鐐，拉出去槍決了，其中有幾人可能尚未斷氣就被埋掉。”國民政府也不太能接受輿論來揭露他的腐敗和弊政。在《探索歷史》一書中，美國學者白修德記載到：“一位在耶魯大學受過教育的經濟學教授馬寅初在大學講課時，指責民國政府的通貨膨脹政策。他一次赴蔣介石邀請會餐討論經濟問題後，在送其回家的轎車中被捕了。為此，他有兩年時間未能與家人相聚。”
從國際交往的層面上講，民國政府對外屈服帝國主義的例子不勝枚舉，即便是抗戰勝利後的民國也並非所謂“四強”之一，相反它依舊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國家，缺乏完整的國家主權。據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叢刊編輯委員會主編《帝國主義與中國海關資料叢編之七：中國海關與庚子賠款》記載，1937年8月27日，全面抗戰開始後，民國政府還在向日本支付庚子賠款。在抗戰勝利前夕，1944年8月23日邱吉爾曾在給外相艾登的電報中說，“稱中國為世界四大強國之一乃是一個絕對的笑話！”美國出版的《美麗與中國》一書稱，1943年中美簽署的協定條約，使在華美軍(到1945年達60000人)可以不受中國刑法的約束。美軍基地、補給和運輸部門、無線電通訊網、航空系統和陸軍郵局不久就在中國土地上開始工作，其規模之大和獨斷橫行的程度是中國西南地區即使在不平等條約時代也從未見過。上海馬路上有好幾個月擠滿了美國大兵和酗酒鬧事的水手，其情景遠非通商口岸時代所能比擬。這同民國所謂的大國地位是很不相稱的。
這真的是你們喜歡的民國嗎？
（參見：《民國真的有那麼好嗎？》《幻想與真實:真實的民國到底是怎麼樣的?》等）
閱讀更多 參考活頁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