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作者 | 節選於慎思行譯著《戰略簡史》
變革的力量在每個時代都是發展所面對的最大困擾,企業世界在過去的 50 年裡,一直在被各種突如其來的“意外驚喜”衝擊,而戰略理念的興起則正是對這些衝擊的一種應對。其中最重要的轉折,看起來如四大天王從天而降一般。
雖然沒有明確的先後次序,但首先，是政府對航空、銀行以及通信等高度管制產業的放鬆。因為長期以來這些行業一直受到政府的嚴格限制,難以進入;其次，則是新技術的廣泛使用。包括個人計算機的大範圍普及以及互聯網時代的到來。
再次，是資本市場的自由化。它不僅掃除了惡意併購的障礙, 也建立了一個真正由公司控制的實實在在的自由市場;最後，是全球化。它不僅意味著企業開始面向全球的客戶出售產品,也意味著企業向全球的供應商採購原材料,並時刻面臨來自全球企業的競爭。
這四個趨勢的共同特點是：它們都在擴展市場與競爭的邊界,使整個商業世界進入一種過去從未有過的熊彼特式的創造性破壞之中。
但是,如果戰略能幫助所有企業建立一種警覺,就意味著前所未有的覺醒正在到來:所有企業都將發現,來勢洶洶的後來者正在試圖奪走自己的生意,入侵自己的市場,新的無良競爭者更會時時刻刻從不知名的地方冒出來。
英特爾的CEO安迪· 格魯夫在 他 1996 年 有 關 戰 略 的 書《 只 有 偏 執 狂 才 能 生 存 》中已經充分捕捉到了這種氛圍。
如今,“競爭”和“競爭力”的概念已經在我們的腦中深深紮根,以至於我們已經忘記了這是多麼晚近的發現,尤其是對於那些坐享戰後 30 年繁榮時代,而變得鬆懈慵懶的美國企業。
最早有關公司戰略的兩本書可以追溯到 20 世紀 70 年代,在這兩本書中僅分別有2頁和4頁的內容提到了競爭,這也部分地反映了當時的商業生態:那時人們擔憂的是沒有受到合理監管的公司,而不是公司本身所受到的威脅。
與同時代的大部分人相比,布魯斯·亨德森對於競爭的態度卻完全不同, 他對這個概念相當著迷,並且激進地相信競爭在促進企業的績效提升方面有巨大的潛力。
20 世紀 60 年代,當他讀到達爾文主義的人類學著作時,就立即將 BCG 拆分成三個獨立的小公司——紅色公司、藍色公司和綠色公司,並且讓它們展開競爭。
競爭的效果的確超出亨德森的預期,但結果不是他所預想的那樣:不過三年,幾乎整個藍色公司,即其中最為成功的一支,獨立出來創立了貝恩公司,並在日後的 15 年成為 BCG 最為強大的競爭對手。
亨德森同時也是解決問題的先驅,因為他將客戶面臨的所有挑戰都看成等待破解的謎題,並通過大量充滿創造性的方法蒐集數據,然後將數據輸入合適的分析框架之中,或乾脆建立一個全新框架來進行分析,從而得出一些關鍵性的結論。
那些大型諮詢公司的戰略專家,如貝恩的奧裡特·加迪什一直認為：破解案例是諮詢顧問工作中最激動人心的部分。這最初只是諮詢顧問從商學院學到的一種方式,但是通過團隊的不懈努力,他們讓這種“破解案例”的功能變得難以想象的強大,以至於超過了任何商學院教授所能達到的水平。
所以,本書的核心觀點之一是企業的戰略需要相當深入的思考才能夠明晰,就像案例需要被“破解”一樣,這對於企業界還是相當新穎的提法。
其新穎之處在於, 它需要將各種前所未有的因素整合在一起, 進行通盤考慮 (在戰略革命開始之時,大多數公司並不知道自己相對競爭對手的成本差異是多少,很多公司可能到現在都不知道),而眾多外部專家和產值高達幾十億美元的諮詢產業則提供了這樣的專業性。
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戰略概念本身的確不像實際經驗那麼重要,但是,它給企業建立了必須蒐集空前規模的各類成本、市場和競爭者數據的基本原則。
邁向泛泰勒主義
商業史學家仍然在他們的小圈子中爭論著泰勒主義的作用,其爭論主要在於弗雷德裡克·溫斯洛·泰勒在 19 世紀完成的基於工作的時間動態研究,以及這種以結果為導向的在嚴格時間監督下為提高效率而進行的激勵,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但所有人都認同泰勒主義的確是在企業世界引發鉅變的重要力量。
戰略革命的一部分來自泛泰勒主義時代的來臨。作為公司重點應用的一種分析利器,泛泰勒主義所關注的重點不是個別工人的表現,如裝載生鐵棒或復位一臺機器的速度到底有多快,而是更廣泛地關注公司職能的總體運轉方式和公司生產經營的整個流程。我們在生產鋼鐵的時候消耗了多少成本?為何日本企業能以如此低的消耗,生產出和我們質量相近的產品? 我們又如何通過重新設計整個生產活動鏈條,重整包括從購買原料到交付成品的各個環節,來和它們展開競爭?
泛泰勒主義對於公司世界的滲透幾乎覆蓋了大型企業的方方面面,並且影響了 21 世紀每個大陸上的資本主義實踐。其間,它對於數字和信息的強烈渴望,似乎只有靠提升計算機的運算能力才能夠得以滿足。
與此同時,泛泰勒主義卻對結果逐漸失去了耐心,因為我們一夜之間便能夠獲得所有市場信息。而私募基金公司的短視和強烈的結果導向,從某種程度上講也是泛泰勒主義不斷演進的結果。
在許多方面, 與由各種概念不斷髮展而構成的戰略革命相比, 穩定而廣泛傳播的經驗主義代表了一種更簡單也更有說服力的邏輯。
哈佛商學院教授、具有前瞻性的學術史學家潘卡基·格瑪沃特經過觀察指出,“戰略的早期發展史是相對線性的”,然後差不多在 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各種想法才如雨後春筍一樣冒了出來”,各種假設和主張沿著不同的理論分支近乎野蠻地發展。
至此,戰略的超然目的才變得日益清晰:至少對於華爾街而言,它的目的是讓股東致富, 幫公司拉抬股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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