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来源：西陵文圃 作者：凌礼潮）第一次看到“兴福寺”这个名字，是在2002年。那一年，受“中国李贽研究会”会长张建业先生的委托，我以研究会理事兼副秘书长的名义，筹备在麻城召开的“李贽与麻城”国际学术研讨会。按照会议的安排，要提前编好两本资料性小书，一本是《李贽与龙湖》，另一本是《李贽其人》。为了尽快完成编纂任务，我再一次认真阅读李贽的著作。于是，在他的代表作《焚书》中，特别关注到《耿楚倥先生传》后附录的麻城周思敬《为僧明玉书法语》一文。这篇文章记录了麻城万寿寺住持僧明玉跟李贽讲的一个真实故事：
兴福寺，古刹也。无用，方僧也。无用游方来至其寺，悯寺僧之衰残，忿居民之侵害，持竹枪连结果十七条性命，然后走县自明，诣狱请死。县令怜之，欲为出脱，无用不从，遂即自刎。寺僧感其至性，能以身护法，以死卫众，遂以此僧为开山第一祖。
麻城这位县令很有人情味，虽然无用和尚连杀了十七人，但他觉得情有可原，竟然“欲为出脱”。怎奈无用和尚深明大义，知道杀人偿命的道理，毅然赴死！
故事很简单，但很壮烈。李贽听完后非常激动，称赞无用和尚是“真孝子”、“真忠臣”、“真义士”、“真出世丈夫”、“真骨头”，“天人师佛”。李贽一生对人极少许可，更不用说像这种高达极致的赞扬了！
周思敬，号友山，隆庆进士。在户部任职时即为张居正所赏识，但后来因得罪了张居正而长期得不到升迁。直到张居正死后处境才有所好转，累官至工部侍郎，副部级。是李贽少有的几位终身挚友之一。李贽在黄安与耿定向关系破裂后，最后于万历十三年（1585）来到麻城，也是由于麻城几位朋友，如周思敬和他哥哥周思久（号柳塘）、梅国桢和其弟弟梅国楼，以及丘长孺等人的盛情邀请。李贽寓居麻城后，就经常来万寿寺与僧明玉讨论佛学问题。万寿寺坐落在县城西南街快到南门石桥（俗称24个和尚头），即今宠物医院附近的地方。
这无用和尚不过是一位游方而来的行脚僧，并非兴福寺僧人，但他却为兴福寺的利益挺身而出，至以身殉。因此，后世寺僧都追认他为兴福寺“开山第一祖”！毫无疑问，这殊荣他是当之无愧的。
那么，这个兴福寺在麻城的什么地方呢？翻开康熙《麻城县志》，就有较详细记载：
兴福寺，在白杲镇西一里许。唐贞观乙巳真济禅师建。寺僧以田为业，至今为粮里之一。明初，尽为军民所占有。行脚僧法全愤甚，削竹为枪，伺军人耕者，杀十余人。自诣县狱。令义之，欲释焉。全曰：“岂有杀十数人而不死者乎？”归，用薙发刀自刎寺旁。至今有割颈山。周柳塘、李卓吾皆有《传》，盛称之。永乐甲辰年重修，庙貌佛相甲于一邑。有荆木梁、古铜盘佛像、沉水香，皆唐时传来者。寺僧浴佛始取用之，否，则珍藏焉，至国朝戊子年始失去。有塘，大十余顷，荡漾若湖，为邑景之胜。
这段介绍与明玉和尚讲的故事有些不同，但更为详细。文中说兴福寺在白杲（音gao）镇西一里许，白杲镇即现在的白果镇。相传从前有白杲、白臬、白棠兄弟三人经商，白杲经商的地方后成为集市，就名之曰白杲镇。其实，白杲、白臬都是山名，白杲镇应该是以白杲山而得名。麻城清代在翰林院任职的万绳祜有《白杲值雨》诗：
小市烟寒槐火新，一尊相对送残春。
地因白杲山留客，时近黄昏雨困人。
燕得新泥沾湿好，蜂含宿蕊带浆匀。
归途愁听歌泥滑，不信邨醪醉轻醇。
想来是因为白杲山陡峭峻拔、山路难行，一时半会是难以下山的，所以才说“地因白杲山留客”吧。最后一联的“歌泥滑”三字有点费解，且“泥“字又与上一联重复，或者是《湖北诗征传略》记载有误吧？不过，无论如何，这首诗证明这里确实有个白杲山却是不容置疑的。明末蕲州著名诗人顾景星又有《白臬山》诗，诗前有序曰：“麻城一名‘白额’，有响龙潭，飞泉百道，望如积雪。”其诗云：
云破碧嶙峋，沿溪屡问津。
乱泉晴似雪，白石远疑人。
康乐非无屐，华阳亦有巾。
平生乐山水，偏与困风尘。
麻城梅鈿亦有《宿白臬山寺楼》诗：
楼上风来吹客衣，乱峰秋落野烟微。
钟声到处月皆照，松影一山僧独归。
毫无疑问，这个白臬山就是现在白果镇正在大搞石材开发的白鸭山！
总之，我们现在知道，白果镇的兴福寺建成于公元645年，也就是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十九年。距今有将近1400年的历史，也可称得上悠久了！到明永乐二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424年，其规模已“甲于一邑”，成为麻城最大的寺庙。
周思敬说游方僧叫“无用”，而《麻城县志》记载的是“法全”。要弄清到底哪个名字是对的，现在恐怕是不可能的了。另外，事情的起因，原来是跟田地有关。周思敬说被杀死的十七个人是“居民”，而《麻城县志》说是“军民”，杀人的起缘是因“军民”侵占寺田而至发生械斗。“居民”与“军民”，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对象却有很大区别。如果是居民，那就毫无疑问是麻城人，而如果是“军民”，那就不一定是麻城人了。
按照明朝的习惯，这里所说的“军民”，其实就是指“军户”。明代有着极其严格的户籍制度，将所有人户划分为四类来管理，即民户、军户、匠户、灶户。这种划分以职业为依据，如匠户，即指那些靠手艺吃饭的手工业者；灶户就是沿海那些靠煮盐为生的人户。而所谓的“军户”，就指那些有供应军差义务的特定人户，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就相当于“随军家属”。之所以说这个比方“不恰当”，是因为这些人户不仅要为军队提供兵源，而且还要承担繁重的税赋和差役，以供养军队。比如军队的粮食供应，马匹、兵器、盔甲等装备的提供。因此，军户的社会地位比民户更低，生活更为艰难。为困所迫，能够多占用一点不需纳税的田地，对于改善自己窘迫的处境，当然不无好处。
最让我感到震惊的，是无用（法全）和尚的自杀方式！居然是“用薙发刀自刎”，即用剃头刀割开了喉管！这种方式，与邈然高蹈、特立独行的李贽的自杀方式竟然一模一样！我们来看看袁中道《李温陵传》记述的李贽的自刎：
一日，（李贽）呼侍者薙发。侍者去，遂持刀自割其喉……遂绝。
时间是公元1602年——明神宗万历三十年3月15日！这是一种历史的诡异巧合，还是冥冥之中命运的一种安排？我们再回过头来重新阅读李贽对兴福寺僧的赞叹之词，能够感受不到其间的某种情感认同和心灵的体验吗？
2002年9月5日，著名学者、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欣然来麻，参加“李贽与麻城”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接待他的晚宴上，谈到麻城对于李贽思想形成的重要性时，我说了一句：“李贽的自杀方式就是在麻城学到的！”不想引起任先生极大的兴趣，连忙询问原委。直到我讲述完全部经过后，他才沉思着说：“是啊，麻城这个地方对李贽思想形成的影响确实值得好好研究，因为李贽毕竟在这里生活了将近二十年，几部重要著作都是在这里刻印出版，或者构思形成的。你们本地学者，具有独有的条件，在这方面可以多做一些工作。”
宴席结束后，任先生邀请我到他下榻的房间，送给我一本他刚出版的哲学著作《天人之际》，还亲笔题上“凌礼潮同志正”几个字。从先生的房间出来，同事们都争相传看任先生的书和题字，羡慕之余，有几位领导（包括市委书记和市长）还跑上去找任先生索讨，不过出人意料的是，大家都空手而回，无一得逞！晚上回家，我迫不及待地展读这本学术随笔式的哲学著作，里面就有一篇专论“李贽的进步思想”的文章。
任继愈先生（右）和作者在麻城合影
二
据康熙《麻城县志》的记载，兴福寺珍藏有三件宝物，即荆木梁、古铜盘佛像、沉水香。
荆木梁即荆木做成的房梁，荆木当然就是我们这里满山都是的黄荆条，属于落叶灌木。它枝条柔韧，生长缓慢，要用它来做房梁，得要生长多少年的荆条才行啊！我就想，这么粗的荆木一定只有原始森林深处才可以寻得到。不过，也有人认为做房梁用的是荆木的根，而不是荆条。河南省济源市区有个名闻遐迩的奉仙观，创建于唐垂拱元年(公元685年)，比我们的兴福寺要迟四十年。奉仙观也因殿中有一荆木梁而闻名于世，故俗称荆梁观。相传这荆木梁是北宋著名道士贺兰栖真重修奉仙观时，为寻找房梁，来到相距八里的荆王村，发现一丛紫荆长得格外茂盛，心想其下可能有宝物，于是就花了十两白银将其买下，雇人挖掘。谁知越挖越深，最后竟挖出了一根硕大无朋的荆根。于是，就将荆根弄回去做了房梁。
古铜盘佛像倒并非很稀罕的东西，不就是将佛像铸在铜盘上吗？只不过兴福寺的铜盘不知是否更加特别，或者是因体积庞大而珍贵，或者是其历史特别悠久，抑或是什么外域高僧传下来的吧？
第三件宝物是沉水香，这倒真是难得的好东西。所谓沉水香，其实就是一种香木，其木材和树脂可供细工用材及熏香料。黑色芬香，脂膏凝结为块，入水能沉，故名沉水香，一般就叫沉香。据《梁书》记载，沉香的产地，主要就在南方的林邑国。这个所谓的“林邑国”，在今越南的南部，西汉时是我们的领土，设为日南郡象林县，称为象林邑，略去“象”字，故称林邑。所以，《异物志》又说：“（沉香）出日南国。欲取当先斫树坏，着地积久，外朽烂其心坚者，置水则沉曰沉香。”取得沉香的办法，就是将沉香树砍倒后，让其就地腐烂。等外层彻底腐朽以后，再将坚硬的树心取出来放到水里，沉下去的就是第一等的沉香。
沉香因香气异常浓郁高雅而非常名贵，佛寺多用之。南宋高僧法云的《翻译名义集》“众香第三十四”说：
阿伽嚧，或云恶揭噜，此云沉香。华严云：“阿那婆达多池边出沉水香，名莲花藏。其香一圆如麻子大，若以烧之，香气普熏阎浮提界。”
《本草》也说：“香之等凡三：曰沉、曰栈、曰黄熟，黄熟香即香之轻虚者，俗讹为速香。”沉香是列为第一等的。《晋书·王敦传》里说到石崇的奢豪矜物时说他：“厕上常有十余侍婢，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沉香汁，如厕者皆易新衣而出。”这么名贵的东西竟然用在厕所里，其奢侈程度可想而知！清代词人纳兰性德的《遐方怨》词：“欹角枕，掩红窗，梦到江南，伊家博山沉水香。”看这高雅奢华的景致，也是大户人家才能享用。
这三件镇寺之宝，当然是轻易不会示人的。“寺僧浴佛始取用之，否，则珍藏焉”。所谓浴佛，即浴佛节。浴佛的起源，是因悉达多太子在兰毗尼园无忧树下（亦称婆罗树或波罗叉树）降生时，九龙（亦说二龙）吐水洗浴圣身的传说而来。在古代，它已成为佛教故事中一个重要的题材。据《过去现在因果经》的记载，摩耶夫人怀胎临近产期，一日出游兰毗尼园，行至无忧树下，诞生了悉达多太子。难陀和伏波难陀龙王吐清净水，灌太子身。因此，后世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的仪式，都在佛堂中或露天下净地设灌佛盘，在盘中的莲台上安置着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的释迦太子金像，然后灌以香水，以表示庆祝和供养，就叫做“浴佛”或“灌佛”。我国浴佛的日期，古来有几种不同的记载：一是二月八日，一是四月八日，还有一种是十二月八日。不过据我所知，还是以四月八日为浴佛节的时候和地方居多。
那么，兴福寺举办浴佛节所使用的灌佛盘和沉香，是否就是镇寺三宝之古佛像铜盘和沉香呢？我以为，前者不是而后者是。
2013年5月4日，台湾灵鹫山在将要于8月7日至8月14日举行“水陆空大法会”之前，举办了一场“先修法会”。据凤凰网报道：
因应浴佛节的到来，更于外殿设置了灌佛盘，提供信众行三顶礼，诵浴佛偈，并对悉达多太子“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的圣像灌沐香汤，祈愿平安。
与上面介绍的一样，“悉达多太子”的佛像，是要另外放置进灌佛盘的，而且灌沐香汤应该是一种十分虔诚的仪式，要由信众亲手进行，以祈福祉。如果用古佛像铜盘盛以香汤，岂不成了泡佛吗？所以，唐代的义净在《灌沐尊仪章》里说是将“其浴像之水，即举以两指沥自顶上”！可见标准动作是用两根手指蘸水，再象征性的滴到悉达多太子的头顶，而不是让你象妈妈跟宝贝洗澡那样搓揉腾挪瞎折腾！
然而遗憾的是，这三件宝物都“至国朝戊子年始失去”了。国朝戊子年就是清顺治五年（1648），据光绪《麻城县志》记载：
（顺治）五年（戊子），故明江西金声桓据省城。风闻江北县民周承谟等因从北乡倡乱，由东南山绵亘及英霍，揭竿山谷间。知县徐鼎请兵讨平之。
看来，兴福寺又是毁于农民起义军之手了。我们的农民起义军，对所有宏伟壮丽的建筑物，或者是自己难得享用的事物，都有着一种天然的仇视感，必须毁之而后快！历代如此，毫无例外。再加上地处江淮之间的麻城，更是历次战乱的多发地，使我们失去了无数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顺治五年兴福寺的劫难，看来是惨重的，否则，寺僧们在法全（无用）和尚精神的鼓舞下，绝不会轻易失去那三件镇寺之宝的。可惜其时的情况没有记录下来，说不定也有轰轰烈烈的故事呢。邑人梁中斗，字季昂，岁贡生。隐居鸣山之谷，著有《雪亭诗集》，内有《兴福寺》诗一首：
古殿崔巍劫外藏，岿然不异鲁灵光。
断碑犹记贞观迹，小阁遥传荆木梁。
一沼淼茫鱼影乱，五山层叠指纹张。
庄严佛国差相似，梵磬书声半曲房。
梁中斗的生卒年和生平事迹都不太清楚，我曾经读过《梁氏宗谱》，知道梁中斗从小就在兴福寺中伴佛苦读。编修康熙九年《麻城县志》的县令屈振奇，曾为梁中斗的《雪亭诗集》写过序，这说明梁中斗也是顺、康年间人。“断碑犹记贞观迹，小阁遥传荆木梁”，唐代贞观年间的旧迹，就只剩下几块断碑，“荆木梁”的故事，也成为乡民们遥远的记忆和传说了。听口气，《兴福寺》诗的写作时间，距离顺治五年还是有相当年头的。
到清光绪八年（1882）麻城再修县志时，在上述记载后面又增加了一段：
嘉庆间，邑人胡宗弟等，募修佛殿及旁殿。同治壬戌，邑人王大堃、蔡骏壁等募修天王殿及关圣殿，庙仍其旧，而僧舍未（几）复被贼毁。
嘉庆皇帝任职是从公元1796年至1820年，共二十五年。而在此之前，从顺治五年(1648)到嘉庆登极的1796年，就有将近一百五十年时间，难道这期间兴福寺就没有修复过?梁中斗《兴福寺》诗中“岿然不异鲁灵光”、“庄严佛国差相似，梵磬书声半曲房”的描写，是否可以认为兴福寺曾经有过简单的修复呢？我想，极有可能是因史料阙载，或载而不存的缘故，使兴福寺的又一次兴废不为我们所知，以至形成这一较长时期的空白。
相对于焚毁来说，修复又是多么的艰难不易啊！从嘉庆间“募修佛殿及旁殿”，到同治壬戌（1862）“募修天王殿及关圣殿”，持续半个多世纪，才恢复旧观。为什么修复工作如此缓慢，难道以明清以来麻城士大夫的实力，还有号称富庶之乡，巨商云集的白果镇，已经到了如此不堪的地步了吗？我们再翻翻《麻城县志》，看看期间发生了一些什么：
嘉庆七年（1802），大旱。
嘉庆十二年（1807）9月12日，地震。
嘉庆十八年（1813），大旱，斗米千钱。
嘉庆二十年（1815），大水，冲压田地无数。
道光十一年（1831），大水冲压田房无数。
道光十二年（1832），大水，乡民乏食，竞相抢夺。
道光二十三年（1843），春，大疫。
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洪秀全部转战麻城。
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千余由河南转战麻城宋埠，知县姚国振招豫勇二百余人防守。
咸丰四年（1854），太平军李三王部在中馆驿将前知县姚国振击毙，并于6月将县衙烧毁。
咸丰六年（1856），6月至9月，不雨，禾麦尽槁，斗米千钱，野有饿殍。
咸丰八年（1858），3月，陈玉成率兵数万入麻城，在阎家河清游击李曙堂及练首夏文高所率团练。11日，破县城，筑垒58座，坚守月余，至5月2日撤走。
咸丰十一年（1861），2月2日，陈玉成联合捻军龚树德部进攻松子关，血战连日。15日进入麻城。
这59年中，共发生天灾8次，战争5次，共计13次，几乎每四年就要遭受一次沉重的打击。麻城人民的苦难，岂止是水深火热、饿殍遍野、命同草芥呢？在这种情况下，还能逐渐修复四座大殿，我真的为我们的先人那种顽强和执着所震撼！然而，这种顽强和执着，不就是希望借此而祈求神灵对他们生命财产的保护，表达了一种对和平安定生活的向往吗？！
可是，不多时（未几），“僧舍复被贼毁”！兴福寺真是命途多舛！
到民国续修《麻城县志》时，又增补道：“光绪末改为高等小学，旋废。”怎么废的？没有说，但我可以肯定，还是因为战乱。
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兴福寺的所有历史！现在，我们最为关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如今的兴福寺，不知是个什么模样？
带着一种一睹为快的心情，我去拜访了兴福寺。
那是一个艳阳高照的日子，我们在镇文化站一位干部的带领下，来到了兴福寺。不过，这里与其说是“寺”，还不如说是“轩”！一尊塑得比例不太协调的佛像，安置在高台上。佛像后有一堵墙，墙两端围出来约两米，顶上用钢筋加盖，以蔽风雨。佛像正面完全敞开，就像在露天体育场主席台上领导的情形！其余寺庙一应物什，全然省略，简陋之甚，令人叹惋。
佛像前面空旷处，有一通字迹犹存的石碑。当地人说，此碑和旁边的一眼古井，是兴福寺现存仅有的两件古物了！听此一说，我连忙认真地去读那《重修兴福寺各殿碑记》：
白杲镇西去里许岿然在望者，兴福寺，邑南一大禅林也。
山门额镌“唐贞观六年建刹”云，古矣！当年规制宏敞，栋宇崔巍，可想而知也。乃其地虽近于嚣，一种清幽寂静之状，寿昌城外西山下之寒溪寺仿佛似之。固直圣神之灵爽，乐憩于斯；名人之游览，流连于斯焉。
寺有藏经楼，唐香山侍郎题壁诗句，今虽字体模糊，“白居易”三字存焉，朗然可玩。独怪宋时苏长公屡过麻城诸寺，皆有留题，此寺全无，意者其逸乎？前朝则邑绅柳塘周公读书于寺，诗句甚多，载诸邑乘，可考也。明季，邑诸大老先生暨信天公，咸游赏于寺。“永镇山门”、“大雄宝殿”以及“永祝皇厘无尽藏”之额，信天公笔也。是刹之妥神灵而供名人之观览者，直与灵岩天竺等。
独是风木之质，风雨摧之、虫蚁蠹之，历之久而损伤腐朽，势所必然。前历代之重修者，今不可得而考矣。明嘉靖朝，齐安太守应公明德，奉太恭人重修之命，谕知麻城县苏公松，仝捐金以成厥功。迄于兹又几二百年矣，损伤腐朽之甚其能免乎？
碑刻成于嘉庆十五年（1810），记述了自乾隆五十七年（1792）动工以来的兴造工程情况：
佛殿建矣，又建前两廊之钟鼓楼，又建对面之韦陀殿正殿；左之伽蓝殿建矣，又建正殿右之文昌殿，又建文昌殿前之五祖殿。阅十余年而告竣焉。向之墙垣崩塌者，今如城墉矣；栋梁榱桷腐败者，今则端整矣。黝垩丹漆之既毕，向之黯然无色者，今且焕然光华矣。神灵妥矣，庶几乎壮游人观矣。
这篇碑记基本完好无损，不知光绪和民国《麻城县志》为什么都没有录入。其实，里面很有可纠县志之失、可补县志之阙处。如，兴福寺始建于唐贞观六年，而县志错为“十九年”；本次重修，准确时间为嘉庆十五年，即公元1810年；白居易曾游兴福寺，并在藏经楼上题壁赋诗；明嘉靖末，县令苏松曾重修兴福寺；明万历间，梅之焕为兴福寺题“永镇山门”、“大雄宝殿”以及“永祝皇厘无尽藏”额。还有佛寺规制、各殿数量和规模的记载，等等。其史料价值是很高的。
回城的路上，经过镇区。看到宽阔的街道，熙熙攘攘的车流和人流，繁华的市场，玲琅满目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是这个古老的集镇历史以来的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只是沿途庄稼都披上了白色的粉尘，河水都变成了牛奶一样的乳白色，石材产业的严重污染，已使这片诗人笔下“燕得新泥沾湿好，峰含宿蕊带浆匀”的田野，快要成为“人类无法居住的地方了”！我曾听到一位城里教书的老师，在数落弟弟时说道：“趁现在好挣钱，要好好做事。赚点钱在城里买套房子，老家还是人住的地方吗？”这话真的听得人心口隐隐作痛！再看看昔日那郁郁葱葱、巍然矗立的白鸭山，竟凭空矮了半截，绿色的山体变成了白惨惨的石壁、石阶、石窝，就像大地肌体上生出来的毒疮，一边溃烂一边向周边蔓延！诗人吟唱的那“乱泉晴似雪，白石远疑人”的美丽景色，早已荡然无存！
忍不住，我想问一问这个古镇的人们：千百年来，你们已经失去了曾经辉煌壮丽、古朴典雅，黄卷青灯、暮鼓晨钟的兴福寺！现在，你们还要让那祖祖辈辈生息偎依的白鸭山，也彻底地消失吗？！
閱讀更多 山大王傳媒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