閒逛書店，見到一本王佐良先生譯介的《並非舞文弄墨——英國散文名篇新選》（三聯書店出版），當即就讀了其中培根的《談讀書》一文：“讀書足以怡情，足以傅彩，足以長才。其怡情也，最見獨處幽居之時；其傅彩也，最見高談闊論之中；其長才也，最見於處世判事之際”，譯得真是精彩！其實，這篇《談讀書》，我以前在一本名為《培根隨筆集》裡讀到過，感覺不如王佐良先生翻譯得這麼有韻味，有文采。衝著這段譯文，我買下了這本書。隨後又想起來，同樣也是在這家書店，大約半月之前，還購買了另外的一本——《日本讀書論》，讀後也是很受啟發。那本《日本讀書論》，收錄了十幾位日本學者的文章，討論的一個共同話題，就是怎樣讀書，也就是人們常說的“讀書之法”。但這世上究竟有沒有“讀書法”存在，就連這本書中作者的觀點，也都是不一致的。說有的，細數端詳，說無的，則不屑一顧。由此可見，怎樣讀書，的確是個沒有定論的話題。既然沒有定論，那就誰都可以置喙了，因此，我也來說上幾句。
開宗明義，我是持讀書無定法這一觀點的。
要說明我的觀點，先要弄清這個“法”字的含義。這個字，義項頗多，既有法律法規、制度規則這方面的意思，也有效法和經驗一類的意思。前者所講的，都是硬性規定，例如國家的《刑法》、《婚姻法》。假如要頒行一部《讀書法》，那我們作為公民，就必須奉行不悖了。但通常所說的“讀書法”，顯然並無這種強制性。所以我認為，“讀書法”所指者，只是讀書的方法論，是就一般經驗而言的東西，絕無“規定”、“法則”那樣的意思。弄清楚這個概念，在這個基礎上來討論“讀書法”，才符合它的原義。
其實，不管是“讀書法”也好，“作文法”也罷，或者書“法”、畫“法”之類，雖有其一般規律，卻並無固定之法。就拿讀書來說，那些通常的閱讀經驗，並非都是整齊劃一的，只能因人而異，因書而異。什麼樣的人——職業、學歷、甚至個性不同，其所採用的讀書方法，也可能大相徑庭。張三是張三的經驗，李四是李四的經驗；張三的經驗不僅不同於李四的經驗，有時甚至可能相互矛盾，以致天下實難歸為一統。另外，所讀的書不同，所持的態度和方法自然也有不同。在課堂上讀書是一種方法，攻讀科學、哲學著作則是另外一種方法，而研讀古文典籍，又與以上兩種方法都不相同。所以我們完全可以說，讀書無定法。這就好比那個歷來爭議不休的“作文法”，有的人說有法可依，必須起承轉合，必須鳳頭、豬肚、豹尾，甚至規定要按照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一路作下去；而有的人則說，作文有它基本的規律，但卻根本不應該講什麼所謂的“法”，“古人文成法立，未嘗有定格也”（《文史通義▪古文十弊》），天下那些好文章，沒有一篇是按照“作文法”寫出來的。我以為，這後一種說法是很有道理的。因為，寫作本身是一種創作活動，但凡創作，“作”字前面的那個“創”，是頂頂要緊的。創，本身就有破有立，而且首先要“破”字當頭。只有突破既定之“法”，才可以創寫新體新文。寫作的人，如果滿腦子都是條條框框，不能自我突破，筆下的文字必然就會“四平八穩，起承轉合，不見性情，了無生氣”（揚之水引徐梵澄語），此即所謂“波瀾不驚”是也。
由此可見，對待別人總結出來的所謂“讀書法”，萬不可全信，更不能拿來生搬硬套。因為，適合他的讀書法，未必一定也適合你，適合讀此類書的方法，讀別的書，也未必管用。那麼，書究竟怎樣讀才好呢？答案只能是：適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就如同穿哪雙鞋最合腳一樣，只可做“這一個”的選擇，並無統一規定或模式。也因此，我們看到，朱熹在《總論為學之方》中，就讀書為學的方法，一連講了一百五六十條，但到最後也未指明哪一條是必須遵守的、或是隻能如此的規定。所以有人說，朱熹的“寬著期限，緊著課程”，就已經使“古今一切讀書法，幾乎都蘊含在這八個字裡了”，顯見得乃為偏狹之辭。
由此可見，讀書，怎樣讀效果好，就該怎樣去讀，是不必強求一律的，雜讀專讀，選讀精讀，粗讀研讀，朗讀默讀，俗讀雅讀，俱無不可，一切皆依目的而定，或者換句話來說，就是，通過讀書，你想得到什麼，就可以採取與之相適應的讀書方法。大作家毛姆曾經主張，讀經典名著，也可以採取“跳躍式讀法”（見《毛姆讀書隨筆》），看似漫不經心，其實也未嘗不可，只要能有所得，能夠滿足自己的需要，便不失為讀書之一法。
實際上，讀書本來就是一件各取所需的事。百人讀書，各個不同，治世者讀書，可能僅取其宗義，多半“不求甚解”，或者僅是“觀其大略”而已，並不理會它的篇章結構之妙、語言綺麗之美；但專意考索章句的學問家，卻更加留心詞語和章法句讀，甚至字字都要加以詁訓勘校；那些縱情恣意之人，偏愛的，是書中的奇俗怪譚；衛道士們，卻總是習慣挑揀書中害時礙政之言。而書到了作家手裡，便與上面那些人有所不同，他們更關注的，是書中的故事情節、人物性格和篇章結構、語言藝術等文學層面的東西。可見，一本書，不同的人讀，總不免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一千個人眼裡，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實在難以整齊劃一。
自古以來，教人如何讀書的文章很多，但究竟怎樣讀書才好，時至今日，也並沒有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法則。究其原因，不是在兩三千年的時間裡，中外學人的智慧不夠，概括不出“讀書法”來，而是因為，讀書，原本就是一件“無法可依”的事。
讀書本應只是一種享受，可莊可諧，盡隨己意，但自從誕生了新式學校之後，校園裡的“讀書法”，就有了一套固定程式，而且“全國一盤棋”。小學、中學、大學，書要先讀哪一本，後讀哪一本，怎麼個讀法，往往都有明文規定。而在舊時的私塾裡，尤其是元代程端禮之前，因為西席不同，讀什麼樣的書，先讀哪一本，每本怎樣講解，便各有差異。由此也形成了不同的師承和學派。學派不同，為學的方法和理念自然也不同，因而，讀書的方向便也不一致了。但這樣一來，百花齊放，各抒己見，對於推動學術發展，卻成了一件好事。至於說到古時候的家學，差異性和靈活性就更大了。家學之優劣，完全取決於家長，但反過來看，家長對於子女讀書的要求，也是不盡相同的。司馬溫公對他的孩子就要求甚嚴。有一次，他跟孩子說：“至於啟卷，必先視几案潔淨，以茵褥，然後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即承以方版，未嘗敢空手捧之，非惟手汗漬及，亦慮觸動其腦。每至看竟一版，即側右手大指面襯其沿而覆，以次指面捻而挾過，故得不至揉熟其紙。每見汝輩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說得甚為詳細。但我卻覺得，這其實並不是在教孩子怎樣讀書，而是在教他們如何愛護書籍。其實，司馬光自己就是以愛書聞名的，他讀書的態度也極為虔誠，甚至有些拘謹和刻板。這讓人想起了《日本讀書論》。書中就介紹了日本大正時期的一些學人，他們對於聖賢之書，對於經典著作，認為一定是不能躺在床上閱讀的，覺得那是對聖賢、對經典的一種褻瀆。他們讀聖賢之書，必須端坐於書桌前，拿出一副恭恭敬敬的態度才行。有位名叫西周的先生便說：他“當初信奉儒家程朱之學，憚於在病臥的床上閱讀此類聖賢之書”，務必端坐閱讀方可。北宋太僕少卿、“西昆體”骨幹作家錢惟演，也有“坐則讀經史，臥則讀小說，上廁則閱小辭”一說。他雖然意在說明自己“手不釋卷”，但無意間，卻劃分了不同情形下的讀書種類。其實，在我看來，聖賢之書不是聖賢本人，只是一本印製出來的書，如果躺在床上，讀進了心裡，下得床來照著去做，那又有何不可呢？反倒是那些讀書必先淨手焚香、沐浴齋戒的人，將這件日必行之的尋常事，搞得就像繁複的茶道，倒有些拉花架子之嫌了。朱熹曾講，“讀書有三到，心到，眼到，口到”。他將“心到”列在最前面，可見只有心無旁騖，方能讀進書裡去，才可悟透書中要旨，至於以什麼姿勢來讀，倒也並不苛求。
還有人讀書，意不在讀，意在其利——只想急功近利。“文革”時曾流行過一句口號，叫作“急用先學，立竿見影”，將讀書實用化，庸俗化了。功利性閱讀的人，往往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目標明確，眼下用到什麼就讀什麼，用不到的，一概不讀。他們以商人的精明去追求讀書的最大“利用率”和“產出比”，讀就是為了“有用”，而讀後不能直接奏效的書，便不買不讀。這如同小農種地，從一開始就已經在盤算著如何種豆得豆，種瓜得瓜了，盤算著下了多少種，一定要有多少收益，多一粒籽不撒，多一顆肥不施，否則，豈不是搭上了種子化肥錢？我想，若持這種態度，古人那些“述而不作”的學者，是不是就可以無需讀書了呢？
而且，這種實用化的讀書，究竟是用於己還是用於人，也是大有分別的。為養家餬口去讀點致用之書，倒也無可厚非，但須明白，那種把書當作趁手工具的所謂讀，只是一種低層次的致用之學，只有那種並不把讀書作為眼前的實用，而是要明理修身、養性益智者，才是更高的讀書境界，才能達到培根所說的“讀書足以怡情，足以傅彩，足以長才”的目的。為致用而讀，如果對於寫作者來說，還存在著這樣一種情形，即，寫小說的只讀小說，寫詩歌的專讀詩歌，與此無關的書，則一概不讀。這樣的人雖說也讀了書，但他們把自己的視野弄成了窄窄的一條，除了小說、詩歌以外，別的事物竟都渾然不知了。其實，天下各種學問，往往都是觸類旁通、融會貫通、問羊知馬的。如果閱讀領域過於單一，那些小說家和詩人，最終也是寫不好小說作不好詩歌的，甚至會文思枯竭，寫不下去。
而另外的一些人，書是為他人而讀的：首長讀了，我也得讀，不然顯得我無知，也拉不近關係；時下正在流行的書，我也要讀，不然和同事便沒了“談資”，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此類讀書，說到底，也是功利性讀書的一種。這種人讀書，看似“為己”，其實他是在“為人”——為別人而讀書。
正是因為看到了這些問題，英國大哲學家羅素才主張多讀一些“無用的書”。他的這個觀點，就是在今天，針對性也是很強的。我們知道，讀書是一個人一輩子都要堅持的事，這並不僅僅只是為了學知識，更多的時候，它不過是一種生活方式罷了，是一種意趣，一種修養，不關肚腹，只關品味。我們常說“腹有詩書氣自華”，其所謂之“華”，便是他的見識、文采和思維能力的一種外在的神韻。
但我們必須承認，現在真正無用、無益的書，實在太多了。時下書籍汗牛充棟，全世界一年印出來的書，一個人就是花上一輩子的時間，恐怕也讀不完。古時候有個詞叫“學富五車”，用來形容一個人讀書之多、學問之大。但那個時候的書，都是用竹簡木牘刻寫的，一片簡牘上只有10～40個字，裝滿五車，也頂不上現在的一兩本厚書。據國家出版總署2013年的數據，我國僅長篇小說（其它概不計算在內），一年就印刷了3700多部，數量之巨，著實驚人。書，真的是“良莠不齊”、“魚目混珠”了。如今，要從書堆裡挑出一本好書來讀，其難度絕不亞於沙裡淘金。所以，如何不浪費有限的時光，能夠選出真正的好書來讀，不僅不易，甚至也成了一門“學問”。在這方面，個人體會有三點：一要看作者是正經治學還是個學界裡（或文壇上）的混混兒；二要看這家出版社是有見識、有學問、有膽略，還是一味只看錢、看人；第三，對於一時難以判斷優劣的書，就等著時間檢驗，讓閱讀遠遠滯後於出版。這也就是說，讀書絕不能跟風湊熱鬧，而是要選擇那些已經得到專業領域普遍好評的書。大概正是有鑑於此吧，有人提出，要多讀死人的書。這，是不是也算作一種“讀書法”呢？不得而知了。
作者簡介：李漢君，自幼喜書，但讀得多，寫得少。及長，不過數年知青，數年醫生，數年編輯，隨波而逐流，漂忽兮不定。轉任文吏，縫裁嫁衣，方坐得幾年小吉普，轉眼又成田舍翁。於是復又埋首書堆，重操楮墨；煮字煉詞心繾綣，紙上談兵意沛然，無他，性本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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