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逛书店，见到一本王佐良先生译介的《并非舞文弄墨——英国散文名篇新选》（三联书店出版），当即就读了其中培根的《谈读书》一文：“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傅彩，足以长才。其怡情也，最见独处幽居之时；其傅彩也，最见高谈阔论之中；其长才也，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译得真是精彩！其实，这篇《谈读书》，我以前在一本名为《培根随笔集》里读到过，感觉不如王佐良先生翻译得这么有韵味，有文采。冲着这段译文，我买下了这本书。随后又想起来，同样也是在这家书店，大约半月之前，还购买了另外的一本——《日本读书论》，读后也是很受启发。那本《日本读书论》，收录了十几位日本学者的文章，讨论的一个共同话题，就是怎样读书，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读书之法”。但这世上究竟有没有“读书法”存在，就连这本书中作者的观点，也都是不一致的。说有的，细数端详，说无的，则不屑一顾。由此可见，怎样读书，的确是个没有定论的话题。既然没有定论，那就谁都可以置喙了，因此，我也来说上几句。
开宗明义，我是持读书无定法这一观点的。
要说明我的观点，先要弄清这个“法”字的含义。这个字，义项颇多，既有法律法规、制度规则这方面的意思，也有效法和经验一类的意思。前者所讲的，都是硬性规定，例如国家的《刑法》、《婚姻法》。假如要颁行一部《读书法》，那我们作为公民，就必须奉行不悖了。但通常所说的“读书法”，显然并无这种强制性。所以我认为，“读书法”所指者，只是读书的方法论，是就一般经验而言的东西，绝无“规定”、“法则”那样的意思。弄清楚这个概念，在这个基础上来讨论“读书法”，才符合它的原义。
其实，不管是“读书法”也好，“作文法”也罢，或者书“法”、画“法”之类，虽有其一般规律，却并无固定之法。就拿读书来说，那些通常的阅读经验，并非都是整齐划一的，只能因人而异，因书而异。什么样的人——职业、学历、甚至个性不同，其所采用的读书方法，也可能大相径庭。张三是张三的经验，李四是李四的经验；张三的经验不仅不同于李四的经验，有时甚至可能相互矛盾，以致天下实难归为一统。另外，所读的书不同，所持的态度和方法自然也有不同。在课堂上读书是一种方法，攻读科学、哲学著作则是另外一种方法，而研读古文典籍，又与以上两种方法都不相同。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读书无定法。这就好比那个历来争议不休的“作文法”，有的人说有法可依，必须起承转合，必须凤头、猪肚、豹尾，甚至规定要按照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一路作下去；而有的人则说，作文有它基本的规律，但却根本不应该讲什么所谓的“法”，“古人文成法立，未尝有定格也”（《文史通义▪古文十弊》），天下那些好文章，没有一篇是按照“作文法”写出来的。我以为，这后一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写作本身是一种创作活动，但凡创作，“作”字前面的那个“创”，是顶顶要紧的。创，本身就有破有立，而且首先要“破”字当头。只有突破既定之“法”，才可以创写新体新文。写作的人，如果满脑子都是条条框框，不能自我突破，笔下的文字必然就会“四平八稳，起承转合，不见性情，了无生气”（扬之水引徐梵澄语），此即所谓“波澜不惊”是也。
由此可见，对待别人总结出来的所谓“读书法”，万不可全信，更不能拿来生搬硬套。因为，适合他的读书法，未必一定也适合你，适合读此类书的方法，读别的书，也未必管用。那么，书究竟怎样读才好呢？答案只能是：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就如同穿哪双鞋最合脚一样，只可做“这一个”的选择，并无统一规定或模式。也因此，我们看到，朱熹在《总论为学之方》中，就读书为学的方法，一连讲了一百五六十条，但到最后也未指明哪一条是必须遵守的、或是只能如此的规定。所以有人说，朱熹的“宽着期限，紧着课程”，就已经使“古今一切读书法，几乎都蕴含在这八个字里了”，显见得乃为偏狭之辞。
由此可见，读书，怎样读效果好，就该怎样去读，是不必强求一律的，杂读专读，选读精读，粗读研读，朗读默读，俗读雅读，俱无不可，一切皆依目的而定，或者换句话来说，就是，通过读书，你想得到什么，就可以采取与之相适应的读书方法。大作家毛姆曾经主张，读经典名著，也可以采取“跳跃式读法”（见《毛姆读书随笔》），看似漫不经心，其实也未尝不可，只要能有所得，能够满足自己的需要，便不失为读书之一法。
实际上，读书本来就是一件各取所需的事。百人读书，各个不同，治世者读书，可能仅取其宗义，多半“不求甚解”，或者仅是“观其大略”而已，并不理会它的篇章结构之妙、语言绮丽之美；但专意考索章句的学问家，却更加留心词语和章法句读，甚至字字都要加以诂训勘校；那些纵情恣意之人，偏爱的，是书中的奇俗怪谭；卫道士们，却总是习惯挑拣书中害时碍政之言。而书到了作家手里，便与上面那些人有所不同，他们更关注的，是书中的故事情节、人物性格和篇章结构、语言艺术等文学层面的东西。可见，一本书，不同的人读，总不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千个人眼里，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实在难以整齐划一。
自古以来，教人如何读书的文章很多，但究竟怎样读书才好，时至今日，也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究其原因，不是在两三千年的时间里，中外学人的智慧不够，概括不出“读书法”来，而是因为，读书，原本就是一件“无法可依”的事。
读书本应只是一种享受，可庄可谐，尽随己意，但自从诞生了新式学校之后，校园里的“读书法”，就有了一套固定程式，而且“全国一盘棋”。小学、中学、大学，书要先读哪一本，后读哪一本，怎么个读法，往往都有明文规定。而在旧时的私塾里，尤其是元代程端礼之前，因为西席不同，读什么样的书，先读哪一本，每本怎样讲解，便各有差异。由此也形成了不同的师承和学派。学派不同，为学的方法和理念自然也不同，因而，读书的方向便也不一致了。但这样一来，百花齐放，各抒己见，对于推动学术发展，却成了一件好事。至于说到古时候的家学，差异性和灵活性就更大了。家学之优劣，完全取决于家长，但反过来看，家长对于子女读书的要求，也是不尽相同的。司马温公对他的孩子就要求甚严。有一次，他跟孩子说：“至于启卷，必先视几案洁净，以茵褥，然后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即承以方版，未尝敢空手捧之，非惟手汗渍及，亦虑触动其脑。每至看竟一版，即侧右手大指面衬其沿而覆，以次指面捻而挟过，故得不至揉熟其纸。每见汝辈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说得甚为详细。但我却觉得，这其实并不是在教孩子怎样读书，而是在教他们如何爱护书籍。其实，司马光自己就是以爱书闻名的，他读书的态度也极为虔诚，甚至有些拘谨和刻板。这让人想起了《日本读书论》。书中就介绍了日本大正时期的一些学人，他们对于圣贤之书，对于经典著作，认为一定是不能躺在床上阅读的，觉得那是对圣贤、对经典的一种亵渎。他们读圣贤之书，必须端坐于书桌前，拿出一副恭恭敬敬的态度才行。有位名叫西周的先生便说：他“当初信奉儒家程朱之学，惮于在病卧的床上阅读此类圣贤之书”，务必端坐阅读方可。北宋太仆少卿、“西昆体”骨干作家钱惟演，也有“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一说。他虽然意在说明自己“手不释卷”，但无意间，却划分了不同情形下的读书种类。其实，在我看来，圣贤之书不是圣贤本人，只是一本印制出来的书，如果躺在床上，读进了心里，下得床来照着去做，那又有何不可呢？反倒是那些读书必先净手焚香、沐浴斋戒的人，将这件日必行之的寻常事，搞得就像繁复的茶道，倒有些拉花架子之嫌了。朱熹曾讲，“读书有三到，心到，眼到，口到”。他将“心到”列在最前面，可见只有心无旁骛，方能读进书里去，才可悟透书中要旨，至于以什么姿势来读，倒也并不苛求。
还有人读书，意不在读，意在其利——只想急功近利。“文革”时曾流行过一句口号，叫作“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将读书实用化，庸俗化了。功利性阅读的人，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目标明确，眼下用到什么就读什么，用不到的，一概不读。他们以商人的精明去追求读书的最大“利用率”和“产出比”，读就是为了“有用”，而读后不能直接奏效的书，便不买不读。这如同小农种地，从一开始就已经在盘算着如何种豆得豆，种瓜得瓜了，盘算着下了多少种，一定要有多少收益，多一粒籽不撒，多一颗肥不施，否则，岂不是搭上了种子化肥钱？我想，若持这种态度，古人那些“述而不作”的学者，是不是就可以无需读书了呢？
而且，这种实用化的读书，究竟是用于己还是用于人，也是大有分别的。为养家糊口去读点致用之书，倒也无可厚非，但须明白，那种把书当作趁手工具的所谓读，只是一种低层次的致用之学，只有那种并不把读书作为眼前的实用，而是要明理修身、养性益智者，才是更高的读书境界，才能达到培根所说的“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傅彩，足以长才”的目的。为致用而读，如果对于写作者来说，还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形，即，写小说的只读小说，写诗歌的专读诗歌，与此无关的书，则一概不读。这样的人虽说也读了书，但他们把自己的视野弄成了窄窄的一条，除了小说、诗歌以外，别的事物竟都浑然不知了。其实，天下各种学问，往往都是触类旁通、融会贯通、问羊知马的。如果阅读领域过于单一，那些小说家和诗人，最终也是写不好小说作不好诗歌的，甚至会文思枯竭，写不下去。
而另外的一些人，书是为他人而读的：首长读了，我也得读，不然显得我无知，也拉不近关系；时下正在流行的书，我也要读，不然和同事便没了“谈资”，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此类读书，说到底，也是功利性读书的一种。这种人读书，看似“为己”，其实他是在“为人”——为别人而读书。
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些问题，英国大哲学家罗素才主张多读一些“无用的书”。他的这个观点，就是在今天，针对性也是很强的。我们知道，读书是一个人一辈子都要坚持的事，这并不仅仅只是为了学知识，更多的时候，它不过是一种生活方式罢了，是一种意趣，一种修养，不关肚腹，只关品味。我们常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其所谓之“华”，便是他的见识、文采和思维能力的一种外在的神韵。
但我们必须承认，现在真正无用、无益的书，实在太多了。时下书籍汗牛充栋，全世界一年印出来的书，一个人就是花上一辈子的时间，恐怕也读不完。古时候有个词叫“学富五车”，用来形容一个人读书之多、学问之大。但那个时候的书，都是用竹简木牍刻写的，一片简牍上只有10～40个字，装满五车，也顶不上现在的一两本厚书。据国家出版总署2013年的数据，我国仅长篇小说（其它概不计算在内），一年就印刷了3700多部，数量之巨，着实惊人。书，真的是“良莠不齐”、“鱼目混珠”了。如今，要从书堆里挑出一本好书来读，其难度绝不亚于沙里淘金。所以，如何不浪费有限的时光，能够选出真正的好书来读，不仅不易，甚至也成了一门“学问”。在这方面，个人体会有三点：一要看作者是正经治学还是个学界里（或文坛上）的混混儿；二要看这家出版社是有见识、有学问、有胆略，还是一味只看钱、看人；第三，对于一时难以判断优劣的书，就等着时间检验，让阅读远远滞后于出版。这也就是说，读书绝不能跟风凑热闹，而是要选择那些已经得到专业领域普遍好评的书。大概正是有鉴于此吧，有人提出，要多读死人的书。这，是不是也算作一种“读书法”呢？不得而知了。
作者简介：李汉君，自幼喜书，但读得多，写得少。及长，不过数年知青，数年医生，数年编辑，随波而逐流，漂忽兮不定。转任文吏，缝裁嫁衣，方坐得几年小吉普，转眼又成田舍翁。于是复又埋首书堆，重操楮墨；煮字炼词心缱绻，纸上谈兵意沛然，无他，性本书生。
閱讀更多 新銳散文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