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中國的聖人”
魯迅是毛澤東最為心儀的現代中國文學家和思想家，罕見地稱他為“現代中國的聖人”。
1936年10月，魯迅辭世時，中國共產黨對他的評價即已達到很高的高度。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發佈的《為追悼魯迅先生告全國同胞和全世界人士書》提出：魯迅先生一生的光榮戰鬥事業，做了中華民族一切忠實兒女的模範，做了一個為民族解放、社會解放、為世界和平而奮鬥的文人的模範；為了永遠紀念魯迅先生，決定改蘇維埃中央圖書館為魯迅圖書館，蒐集魯迅遺著，翻印魯迅著作，出版魯迅全集等等。
魯迅全集
毛澤東對魯迅的瞭解和推崇，與中國共產黨同魯迅的特殊關係有關。張聞天、陳雲、瞿秋白這些黨的領導人，和魯迅都有過不淺的接觸和了解；像郭沫若、茅盾、周揚、馮雪峰這些黨內著名文化人的經歷，都和魯迅有著深切的關聯。1937年以後，隨著一批文化人從國統區來到延安，毛澤東在和他們的接觸中，越來越多地瞭解到魯迅的思想、性格和在國統區文化界的特殊地位，越來越強烈地體會到魯迅對中國共產黨高揚中國革命文化大旗不可替代的作用。
毛澤東第一次公開評價魯迅，就使用了一個特殊的概念——“聖人”。1937年10月19日，延安陝北公學舉行紀念魯迅逝世週年大會，他在大會上發表的《論魯迅》演講中說：“魯迅在中國的價值，據我看要算是中國的第一等聖人。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聖人，魯迅則是現代中國的聖人。”
這個評價，一直到晚年也沒有改。不僅沒有改，還升了格。1971年11月20日，他同武漢軍區和湖北省黨政負責人談話時說：“魯迅是中國的第一個聖人。中國第一個聖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賢人，是聖人的學生。”在這裡，作為“聖人”的魯迅，從“第一等”，升為了“第一個”；不只是“現代中國”的聖人，而是“中國的”聖人；毛澤東自稱“賢人”，“是聖人的學生”。對魯迅評價之高，在古今文化人當中，無出其右。
毛澤東稱魯迅為“聖人”，源於他們的“心”是相通的。
毛澤東和魯迅雖然沒有謀過面，但兩人都非常明確地表達過對對方的真摯好感。魯迅生前在文章中公開表示要站在“毛澤東先生們”一邊，宣稱自己“即使怎樣不行”，被“毛澤東們”“引為同志，是自以為光榮的”。紅軍到達陝北後，他給毛澤東發電報，還捎帶火腿等等。如此立場感情，無疑使毛澤東感動不已。這就可以理解，在魯迅逝世一週年時，他為什麼會稱魯迅是“聖人”，稱魯迅是“民族解放的急先鋒，給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並不是共產黨組織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動、著作，都是馬克思主義的”。
在魯迅說的“萬家墨面沒蒿萊，敢有歌吟動地哀”的年代，毛澤東和魯迅都是戰士。一個側重於武器的批判，一個側重於批判的武器，戰鬥精神和理想目標頗為相似，而且都收穫了“於無聲處聽驚雷”的奇效，從而使他們在心靈上互相感應，視為同志。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層，最早提出毛澤東和魯迅有思想默契的，是周恩來。他在1945年說，“魯迅的許多思想和毛主席的思想一致”。毛澤東自己的表達，則更為感性。1949年訪問蘇聯時，他對工作人員說，“我就是愛讀魯迅的書，魯迅的心和我們是息息相通的”。這裡說的是魯迅和“我們”，到1966年7月給江青的那封信中，則換成了魯迅和“我”。他說：“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
“讀點魯迅”
毛澤東讀魯迅作品，是從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開始的。他那時是《新青年》雜誌的熱心讀者，魯迅最初的一些白話小說和雜文，便發表在《新青年》上。1918年8月到1919年3月，他第一次到北京時，因為對周作人撰文介紹的日本“新村運動”很感興趣，專門跑到八道灣魯迅和周作人同住的院子拜訪，可惜那天魯迅不在家，只見到了周作人。晚年談到此事，毛澤東還遺憾地說：“五四時期在北京，弄新文學的人我見過李大釗、陳獨秀、胡適、周作人，就是沒有見過魯迅。”
1920年，毛澤東在長沙經營文化書社，親自選進魯迅的《吶喊》等作品來賣。大概從這時起，他對魯迅的作品有了較多的印象。1932年底，馮雪峰從上海到瑞金,魯迅成為他們見面交談的重要話題。魯迅1936年10月逝世前，曾託馮雪峰將自己編校的瞿秋白文學譯文集《海上述林》上卷，轉送在陝北的毛澤東和周恩來。毛澤東同時收到的，還有魯迅開列書目讓人去選購的一批書，其中就有《吶喊》、《彷徨》這些作品。初到延安，毛澤東在一所中學圖書館發現有不少魯迅的書，不斷派人去借來閱讀。
從1937年10月發表《論魯迅》演講開始，毛澤東就頻繁在自己的著述中引用魯迅作品了。《論魯迅》引用了魯迅的三篇文章，其中，《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是早期的作品；《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是1936年7月才發表的；還有魯迅1934年11月17日寫給蕭軍的一封“痛斥變節者”的信，發表於1936年11月15日在上海出版的《作家》月刊，當時還沒有收進魯迅的集子，毛澤東也引用了。1938年1月12日，他在寫給艾思奇的信中說到：“我沒有《魯迅全集》，有幾本零的，《朝華夕拾》也在內，遍尋都不見了。”《魯迅全集》此時還未編輯出版，毛澤東尚不知道，但閱讀魯迅作品之急迫，卻極為真誠。
第一版《魯迅全集》，是1938年8月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輯，以“魯迅全集出版社”名義在上海出版的，共20卷。出版社特印200套編號發行並註明是非賣品的“紀念本”，贈給延安兩套，毛澤東得到其中的第五十八號。收到《魯迅全集》後，毛澤東讀魯迅著作，便成為常態了。新華社曾發表過一張毛澤東在延安棗園窯洞裡工作的照片，辦公桌上便放著3卷《魯迅全集》。1942年７月25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最近經驗，少而精的東西還能看而且有益，多了無法看。有富裕的排印時間，可印《魯迅全集》、《海上述林》。”
這套《魯迅全集》，被毛澤東完整無缺地從延安帶過了黃河，帶到了西柏坡、香山，進了中南海。1949年底訪問蘇聯，他帶去不少魯迅作品，閱讀時連飯都顧不上吃，工作人員多次催促，他回答說：“我在延安，夜晚讀魯迅的書，常常忘記了睡覺。”一直到晚年，他依然心繫魯迅作品。1971年11月20日同武漢軍區和湖北省黨政負責人談話時強調：“魯迅的書不大好懂，要讀四五次，今年讀一遍，明年讀一遍，讀幾年懂得了。……我們黨內不提倡讀魯迅的書不好。”1975年底又講：“我建議一二年內讀點哲學，讀點魯迅。”
“讀點魯迅”，是毛澤東晚年以人名代著作，提倡閱讀的唯一中國人，從句式到用意，幾乎和“讀點馬列”這樣的說法差不多。
毛澤東閱讀和保存有三種版本的《魯迅全集》。第一種是前面說的1938年8月出版的20卷本的《魯迅全集》，內容包括魯迅的著作、譯作和他所整理的部分古籍。他在這套書上作了不少圈畫和批註，凡書裡文字排印顛倒、錯字漏字的地方，也都一一作了校改。第二種是1956年到195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相繼出版的帶註釋的10卷本《魯迅全集》。這套書只收魯迅著作，未收譯文和整理的古籍。第三種是1972年有關部門根據10卷本《魯迅全集》排印的大字線裝本，他在書中畫了許多紅道道，許多冊的封面上畫有紅圈，其中一冊的封面上寫著“1975·8再閱”。
毛澤東逝世時，床頭書桌上還放著一本厚厚的《魯迅選集》。書裡夾著一封沒有封皮的信，是女兒李敏1975年4月15日寫的，上面說：“爸爸：您好，您近來身體怎樣?女兒十分惦念。您讓我讀的這本魯迅選集，我已經都讀完了，什麼時候，我想和你談讀這些雜文的看法。這本書裡您畫了不少符號，寫了一些評註，我都仔細看了。但有些地方還是不明白什麼意思，我想抽空找您問問。”在毛澤東的藏書中，還有一套1972年9月北京魯迅博物館編輯、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線裝本《魯迅手稿選集三編》。這套書共有29篇魯迅手稿，因一些手稿字跡太小，毛澤東就用放大鏡看，並留下不少圈畫。
毛魯之心，何以相通
毛澤東讀魯迅的書，共鳴深深，在思想情感方面息息相通。究竟怎樣“相通”，或可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理解。
一是在文化革命上的共鳴。
這裡說的文化革命，和20世紀60年代作為運動的“文化革命”，不是一回事。五四新文化運動高揚民主和科學兩面大旗，批判傳統的舊文化，由此開啟了現代中國的文化革命和創造新文化的過程。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新生代”，毛澤東在思考新民主主義革命時，總是把文化革命放在突出的位置。《新民主主義論》是系統的理論成果，原本的題目，就叫《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在這部論著中，毛澤東提出，魯迅是五四以來“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旗手”、“主將”、“代表”、“方向”這樣的用詞，反映了魯迅在文化革命領域的地位和價值，是別的任何人都無法替代的。
我們知道，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起重要作用的幾個代表人物中，陳獨秀參與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後來逐漸離開了文化革命領域；胡適在文化領域的作為雖然不小，但其思想軌跡顯然和中國共產黨是兩條路子；也只有魯迅，依然在文化領域不斷戰鬥，不斷前進，且思想軌跡同毛澤東的主張，頗為接近，都特別重視通過文化革命推動文化轉型，倡導建立民族的新文化。毛澤東讀魯迅著作，在這方面獲得共鳴，實為必然。
二是在透徹分析中國國情問題上的共鳴。
魯迅和毛澤東，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一個是“主將”，一個是“前卒”，他們都飽讀詩書，對歷史文化有深入的研究，對老中國社會都有深刻的認識，對舊的思想道德都作過分析和批判。對幾千年封建壓迫，魯迅概括為“吃人”，毛澤東概括為政權、神權、族權和夫權四大繩索。他們都注重對中國社會進行思想啟蒙。魯迅以“精神界之戰士”的身份，努力於“改造國民性”；毛澤東早年組織新民學會，宗旨是“改造學術與人心”。毛澤東在《論魯迅》中說，魯迅是從正在潰敗的封建社會中出來的，會殺回馬槍，朝著他所經歷過的腐敗社會進攻，“畫出了黑暗勢力的鬼臉”，“他簡直是一個高等的畫家”。毛澤東很欣賞魯迅分析批判中國社會問題時，在方法上的深刻辯證，事實上這也是他和魯迅的共同特點。
的確，無論是批判舊中國，還是建設新文化，都是很艱鉅很複雜的事情，絕不是提出一些脫離實際的單純口號，就可以大功告成，更不是越激進越好。毛澤東在中央蘇區時期，因為立足於中國國情，在大量深入的農村調查的基礎上，探索中國革命的新道路，卻被黨內的教條主義者戴上“右傾”、“保守”和“狹隘經驗論”的帽子。這個遭遇，很像同時期的魯迅。大革命失敗後，左翼文化界在關於“革命文學”等一場又一場的爭論中，創造社、太陽社的言辭很激進，對魯迅的批判攻擊也很激烈，給魯迅戴上“封建餘孽”、“二重反革命”、“紹興師爺”、“墮落文人”的帽子。
魯迅的主張看起來不激進，恰恰是因為他對中國社會文化的認識更深刻和辯證，由此對創造社、太陽社的反批評，也就非常到位。比如，在《上海文壇之一瞥》中，魯迅說革命文學運動的錯誤，“第一，他們對於中國社會，未曾加以細密的分析，便將在蘇維埃政權之下才能運用的方法，來機械地運用了。再則他們，尤其是成仿吾先生，將革命使一般人為非常可怕的事，擺著一種極左傾的兇惡的面目，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都得死，令人對革命只抱著恐怖。其實革命是並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對這樣的反批評，毛澤東極為欣賞。1972年11月同武漢軍區和湖北省黨政負責人談話中，他對魯迅與創造社分歧的高下，作了評價：“創造社不那麼高明。魯寫的《上海文壇之一瞥》，就是罵創造社的，後來郭沫若就寫《創造十年》駁他，駁得沒勁。”毛澤東評價左翼文化界的這段公案，或許會想到自己在中央蘇區時期的遭遇。事實上，就在魯迅寫《上海文壇之一瞥》的前一年，毛澤東為反駁“左”傾教條主義，寫了一篇《調查工作》，後來改名為《反對本本主義》，提出“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瞭解中國情況”。這和魯迅的反批評，實為異曲同工。
關於毛澤東和魯迅在深刻了解國情這個問題上的共鳴，有兩個文化界的當事人的看法，是很到位的。
一個是蕭軍。他在1944年3月22日的日記中說：“魯迅——對於中國國民性認識底深刻性，韌性，戰鬥的精神，嚴肅性，深沉性，這和毛澤東底對於中國社會、歷史、政治認識的全面性，政治學說，策略運用的靈活性，忍耐的能容的力量——正是對照的。”
再一個就是曾經批評過魯迅的周揚。在1977年4月發表的一篇接受採訪的文章中，他把魯迅和毛澤東放在一起評論說：“我們談魯迅的功勞，一個是對社會的瞭解確實深刻，一個是豐富的歷史知識。這兩條是很厲害的。毛澤東的偉大也是這兩條，其他的許多革命家就不如他。毛澤東、魯迅，對社會、歷史的瞭解是非常透徹。因為這種瞭解，所以對馬克思的理論可以用。教條主義者，像我們這些人和年輕的人吧，也許讀了很多馬列主義的書，比方說‘創造社’後期的人，都在日本讀了很多書，王明這些人也讀了些書，但是讀了不能用，關鍵就在這個問題上。因為毛澤東和魯迅對社會有豐富的瞭解，有豐富的歷史知識，就可以用馬克思主義來研究這些問題，如果你沒有太多社會、歷史知識，你的馬列主義就只能變成教條。”
三是在農民問題上的共鳴。
毛澤東和魯迅，都很重視中國農民問題，都是分析農民問題的高手。要了解中國社會，推動中國社會的改造和進步，離不開對農村和農民的研究，離不開對農民開展工作。魯迅解剖農民，特別是農民的消極面，異常深刻。他是中國新文學史上第一個把普通農民作為主人公的作家，其農村題材小說，塑造了阿Q、閏土、七斤等典型的農民形象，再現了近代中國封閉、落後、蕭條的農村景象，描寫了農民在政治、經濟和思想上受到的壓迫和束縛，同時寫了辛亥革命因為沒有喚醒底層農民而失敗的必然性。
出身農家的毛澤東，早期從事革命活動，一個重要的切入點就是農村和農民。他開闢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也得益於對農村社會和農民處境的深入調查研究。毛澤東和魯迅的這個共同點，不是偶然的巧合，是他們自覺根據中國實際來思考中國問題癥結的必然結果。當然，比較起來，毛澤東更注重挖掘農民的積極面。他1939年給周揚的信中，有過說明：“我同你談過，魯迅表現農民著重其黑暗面，封建主義的一面，忽略其英勇鬥爭、反抗地主，即民主主義的一面，這是因為他未曾經驗過農民鬥爭之故。”的確，親身領導農民運動的毛澤東，在其《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描寫的農民，與魯迅筆下的阿Q、閏土，不可同日而語。著名記者趙超構1944年訪問延安後，在《初見毛澤東》一文中說，“毛澤東在尊重農民社會的舊習慣基礎上播種共產黨的理論和政策”。這個見解，切中肯綮。
四是精神個性上的共鳴。
毛澤東1937年在《論魯迅》中指出“魯迅精神”有三個特點：政治遠見、鬥爭精神、犧牲精神。具體論述中，則突出魯迅一貫地不屈不撓地與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作堅決的鬥爭；一點不避鋒芒地把鋼刀一樣的筆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向著一個目標奮勇地鬥爭下去，決不中途投降妥協。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義論》中又稱，“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凡此等等，可歸結到一點，即敢於鬥爭，永不變節。
毛澤東提煉概括的魯迅這種精神個性，正是他在千難萬險的革命鬥爭中一直期待、提倡和下大力氣培育的最可寶貴的革命品格。在毛澤東身上，人們看到的也是這樣的精神個性。諸如他不怕鬼、不信邪，在逆境中越挫越奮的個性，他立場鮮明、獨立思考、大膽懷疑的個性等等，和魯迅頗為相近。基於此，他讀魯迅著作，很欣賞魯迅主張打“落水狗”的觀點，說“一點沒有假慈悲的偽君子的色彩”；很欣賞魯迅“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兩句詩，說“應該成為我們的座右銘”；很欣賞魯迅“對自己的‘怨敵’，‘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的說法，表示“我們要學習魯迅這種戰鬥精神和方法”。
五是在以筆著文的戰鬥方法上的共鳴。
毛澤東在戰鬥方法上與魯迅的共鳴，比較集中地體現在他對魯迅雜文的欣賞和評價上面。魯迅一生寫有17部雜文集，宣稱自己的雜文是對準敵人的“匕首”和“投槍”。毛澤東在《論魯迅》中說，這些“匕首”和“投槍”之所以能成為有力的戰鬥武器，是因為魯迅“用望遠鏡和顯微鏡觀察社會，所以看得遠，看得真”。
毛澤東特別欣賞並提倡學習魯迅雜文的戰鬥方法。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談話中，他說：“魯迅的戰鬥方法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統統接過來，抓住不放，一有機會就向射箭的人進攻。……我們要學習魯迅的這種戰鬥精神和方法。”他談到這個戰鬥方法時，舉了魯迅為自己的雜文集起名的例子：有人說魯迅第一是有閒，第二是有閒，第三還是有閒，並且說有閒就是有錢，他就出了一本《三閒集》；有人說他講話南腔北調，他就出一本《南腔北調集》；有人說他背叛了舊社會，投降了無產階級，他就出一本《二心集》；有人說他的文章常在報刊上用花邊框起來，他就出一本《花邊文學》；有人受到國民黨的壓力，要求《申報》上的“自由談”欄目不要談政治，只准談風月，他就出一本《準風月談》；有人罵他是墮落文人，他乾脆就把自己的筆名改為“隋洛文”。
魯迅雜文的戰鬥方法，更重要的是分析問題，針砭時弊，既深刻又全面，既有感染力，又有說服力。毛澤東認為，主要原因是魯迅懂得和運用了辯證法。在1957年3月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期間，他和與會者多次談到魯迅雜文的這個特點，說魯迅雖然不是共產黨員，但他相信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並自覺加以運用，這才使他的雜文“很有力量”。在會上，有人說寫短篇雜文難免有片面性，他不同意這個觀點，提出，“我看把魯迅搬出來，大家向他學習，好好研究一下”，“魯迅後期的雜文最深刻有力，並沒有片面性，就是因為這時候他學會了辯證法。”毛澤東甚至猜想，魯迅如果還活著，小說恐怕是寫不動了，但一定還會寫雜文，對現在的一些事情，他“寫出雜文來，就解決問題”。1950年代後期，毛澤東曾設想，自己退休後，就給《人民日報》寫文章，當然也包括寫雜文。實際上，毛澤東從青年時代起，為一些報刊撰寫的大量時事政論，不少就是出色的雜文，其風格，也頗似魯迅。
（作者為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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