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剑温不胜
改稻为桑政策为什么会失败？因为违反了封建经济规律。
这个事情是电视剧杜撰的，真实的明史没有改稻为桑一说。明太祖定下的祖宗家法就是重农抑商。将浙江的良田改为桑叶田，嘉靖皇帝要是真敢干这事，明太祖朱元璋必定会从南京明孝陵跳出来揍他。
当年，有传说元朝的皇帝说要杀尽南方人。
杀尽南方人之后，将南方人的田用来草喂马。我没看见过正史有这样的记载，可能是汉人抹黑一身羊骚味的蒙古皇帝。但这种事情不可能做的出来。
嘉靖皇帝确实是很缺钱。
为什么缺钱？南有倭寇，北要防蒙古人，国防费是一大笔开支。加上宗室的人口急剧膨胀，宗室开支到嘉靖皇帝的伯父弘治时期已经暴露出来，弘治皇帝为此限制宗室子弟娶老婆的数量，自己率先只娶一个老婆，但是还是无济于事。以山西晋王家为例子，洪武年间，朝廷只需要拨付一万石大米给晋王家，到嘉靖时期增长为每年要下拨87万石大米，这还只是大米，藩王还有别的收入。
一石米什么概念？140斤。一亩良田一年大概能产2石大米。南方每年运往京师的粮食才400万石。而明嘉靖年间，明朝有近30家亲王，想想这皇室的俸禄是多大的开支？嘉靖晚年，朝廷制定了《宗藩条例》，限制藩王的特权，减少朝廷开支。
粮食是封建社会的生命线
电视剧里说嘉靖穷是真的，真缺钱。而改稻为桑看起来是划算，桑的经济价值更高，但事实并非如此。古代农业社会靠天吃饭，粮食在天灾时比黄金还贵，一旦其他地区遭遇粮食减产，而浙江的稻田变作了桑田，粮食总量供应不足，将极大威胁王朝的统治基础和安全。
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的帝王，无不是想尽量开垦荒地，多种粮食，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粮仓就是良心，粮仓满，皇帝才睡的踏实。
改稻为桑在封建社会的任何时代必然失败，将这个纳入剧情，使这部电视剧反而失分，本来大体是按照明史来演戏的，突然冒出这玩意，不伦不类。
坐看东南了
改稻为桑的失败并不是政策制定的不合理，是执行上出了差错。错就错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好的政策确定后，干部的执行就是关键”，改稻为桑就是缺乏这样的执行。
1、解决财政危机的政策
“南倭北虏，开支用度”，户部入不敷出。为解决财政危机，最高国务会议上吵作一团，最终定了“改稻为桑”政策。
（大明如日中天只是大大前提）
50万匹丝绸可以产出送到西洋可以卖750万两；为了增加蚕丝的产量，需要增加桑田。就得将稻田改为桑田。自己的学生主政浙江，就在浙江推行吧。
好处一民不加赋，还可以增加百姓收入；二可以弥补财政亏空；三可以保证前线军费充足。
有利无弊的分析，宏观层面的政策就出来了。
2、政策就是人事
王安石的改革失败不是政策的失败，是人事的失败。毕竟他在地方上一个人说了算，“舒州经验”是成功的。
推行政策就要首先变更人事。并不是需要变更能力多强的，需要的只是能不折不扣执行的。严嵩考虑到了这点，学生主政浙江。
（太子三个导师的想法）
但问题在于宫里的代表杨金水与其扶植的首富沈一石也在浙江；
自己儿子严世蕃的势力，郑泌昌、何茂才是浙江民政、司法的实际负责人；
浙江七山一水二分田，粮食产量不足，加上外调粮食没解决，根本没法推行。
要政策执行，就要这三条具备。
3、一个“私”字
皇帝要快一点出产丝绸，三年的时间成了一年。
改造桑田，农民缺乏粮食，自然会在青黄不接中低价卖了农田。首富和地方官及其背后的人都会赚了；
外调粮食不来，民生难以为继，自然民变。引发政治问题，胡宗宪、严嵩都得倒。赵世贞主政的江苏就与他导师徐阶保持一致，不调粮给浙江。
（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而前线军饷不足，战事不利，依然会毁了胡宗宪。可以说这个政策里掺杂了太多利益，他不是政策，是赤裸裸的政治斗争。
胡宗宪说的对，这从一开始就是死棋。
要想执行下去，第一就是最高意志坚决贯彻，一切政策保障都配合上去；再者以最高意志进行人事调整，保证令行禁止。第三，要有一定的耐心，要慢慢来，政策慢慢落地，先有试点，再慢慢推进。
君不见头头是道的翰林高翰文去了地方就没招了，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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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一切内容均基于电视剧分析，和明史无关——事实上电视剧本身和明史，也没多大关系，我们大可以将它当成一部架空电视剧。
“历来国库亏空要么打百姓的主意，要么打商人的主意。”改稻为桑和这部电视剧里所有的内容一样，有两层意思。
一层是表面的。嘉靖三十九年国库又亏空，还要修大殿，没钱是万万不行的。严党提了一个建议——改稻为桑。用税收优惠+借粮给百姓鼓励百姓把稻田改为桑田，然后再把生丝卖给织造局，让织造局卖掉赚取利润。这样百姓有税收优惠，织造局挣到了利润，国家也有了银子花。这是打商人的主意，因为“从商品到货币的跳跃一旦失败，摔坏的不会是商品，而是商品的持有者”，等于把风险转嫁给了商人。
但是，背后的逻辑是这样的。浙江根本没有足够的粮食，强推改稻为桑之后百姓没得吃，自然要卖地，这时官府（或者织造局出面）再低价买地，不管于公（国库）于私（严党的大小头目和严世蕃）都能大捞一笔。这是赤裸裸的打百姓的主意。
这就是为什么作为严党的胡宗宪也坚决反对改稻为桑的原因。因为此令一出，百姓没得吃，必然会激发民变；后方一乱，他的抗倭大业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他虽然是严党，但是他是个贤臣，有着想干一番事业的雄心（这就是他投靠严党的原因——有地位才能干事）。
直江信纲
胡宗宪刚开始就是就觉得改稻为桑是死棋，因此，他派了戚继光去把那些改桑田的兵给调了回来。杨金水，郑必昌和何茂才过来追责，胡宗宪问了这样几个问题。
胡宗宪：“以官府的名义向米行上的米市借贷一百万担粮食，现在借贷了多少啊？”
郑必昌：“很少，都说缺粮。”
胡宗宪：“从外省调的粮食呢?”
郑必昌：“和往年一样，一粒也不愿意多给。”
最后胡宗宪是这样分析的，“可桑苗今年只能养两秋蚕，嫩叶产的丝换不回口粮。官府不借贷粮食，只叫稻农把稻田改了。秋后便没有饭吃。”
为什么胡宗宪觉得改稻为桑是步死棋?首先弄清楚改稻为桑这个国策是怎么来的？改稻为桑最直接原因在于国库亏空。御前会议，严党和清流为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交锋，严嵩顺水推舟把张居正给算计了，提出改稻为桑的国策，而嘉靖则默许，君臣二人一唱一和才弄出这个国策——让农民把稻田改为桑田，然后用生丝织成丝绸，去和西洋商人换银子。
如果财政的亏空能够通过君臣二人这样拍脑袋想出来的办法解决，那才是不正常了。所以从根源上来说改稻为桑便不大能够成。这本是严党和清流在御前会议上争斗而产生的，很多具体的细节，无论严党，还是清流，根本都没有想清楚。双方只是把这当做党争的工具罢了，所以死多少人不过是个数字。
假设一下，如果胡宗宪和清流都按照严世蕃的意思去做，他这样强行贱买数十万百姓的土地，能不出乱子么？即使最后换回了几十万匹丝绸，严世蕃能幸免么？
再看改稻为桑的具体措施，严世蕃根本就没有想过拿钱买老百姓的地。朝廷缺银子，能从哪里来？自然只能委屈老百姓了。所以他只是想贱买老百姓的田地，这样才能够解决国库亏空的燃眉之急。正如胡宗宪前面分析的一样，他们根本没有准备足够的粮食来买田，而是想逼着老百姓去改。如果老百姓真的按着他们说得去做，等到了老百姓把自己粮食吃完以后，必然没有粮食。这个时候老百姓活不下去了，自然会把改好的桑田全都贱卖了出去来换粮食活命。
老百姓要是活不下去了，容易造成民变。因此胡宗宪提出了要慢慢改。可是严世蕃等不急呀，毕竟国库亏空，嘉靖又大把大把的用银子。所以他趁着端午汛毁堤淹田，目的也是为了能够贱买老百姓的田地。很多人看到这里会问？为什么不能通过正常途径来买？第一，严世蕃依靠的是沈一石的财力，当时沈一石的财力是做不到的。第二，严世蕃如果想要手底下的人去干活，自然是要有好处的。按照正常途径，办这些事情的人能有什么好处？如果没有好处，谁会去干？
这便是现实的困境。严党手底下的人为什么要依附严党？说白了就是替严党干活能够得到巨大的好处。这些人能够聚集起来，说白了都是利益，严世蕃也管不了他们。改稻为桑这么大一个工程，严世蕃不能从财政上拨款下来，这些官员自然会从老百姓那里弄钱。以后来的鄢懋卿巡盐为例，他们一共贪污了200万两银子，严嵩拿了三分之一，鄢懋卿自己拿了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一送到京师去打点了。
严世蕃干这种事情，正是严党和清流斗争异常激烈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严世蕃必然会受到清流的打压。比如高翰文、海瑞，王用汲便是最好的例子。这个时候，改稻为桑已经成为了双方争斗的焦点。
对此问题你有什么不同的见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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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什么
确实是悲哀，“改稻为桑”本来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但是只要去实施，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归于失败，这就是大明王朝的悲哀。
来个长篇大论吧。
《大明王朝1566》中，改稻为桑是虚构的历史事件，但却真实反映了当时明朝嘉靖年间的朝堂与社会的现实状况。
大明王朝的朝堂内部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搏杀，在这场激烈的对抗中，以徐阶为首的清流首先发难，却在严党的严防死守中节节败退，严党趁势反击，眼看清流就要一败涂地，紧急关头，嘉靖出场，挽回了局面，并与严嵩达成默契，严党放清流一马，继续维持着朝堂的平衡局面。
政治平衡可以继续延续，但财政吃紧，亏空严重，但国库没有办法凭空变出银子来。
归根结底，缺钱。
内阁首辅严嵩提出了“改稻为桑”的主意。从经济角度算账，改稻为桑确实能够提高财政收入，还能供给洋商的丝绸订单，是利国利民的好事。
嘉靖很高兴，同意这个建议，专门强调不要加税，不能增加老百姓的负担。
但这个事情有弊端吗？弊端很大，但徐阶和张居正已经发现了问题所在，却没有一个人提出来，而是默许通过了。他们根本没在乎这个计划的可行性，而是着重于如何扩大对手的漏洞。
上层不经考察，拍拍桌子定下方略，但到了下面基层，执行中就出大问题了。
落实政策的地方官员胡宗宪就首先感到不妥。他认为：此事太过操切了，如果用三年时间，逐步缓改，在操作过程中发现和解决问题，还是有成功的希望。但是上面却要求一年之内出成果，这很不现实。
如果仅仅从纸面计划上看，改稻为桑真是个好事情，不仅增加了朝廷的资金，农民的收入也能提高，还振兴了整个织布行业，纺织资本家也能赚到不少钱，从朝廷到地方，从官员到百姓，本应该皆大欢喜。
真的那么美好吗？不见得。
政策是个好政策，执行起来可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
于是，各路神仙纷纷登场，拉开一幕轰轰烈烈的大戏。
以前讨论过嘉靖搞的三角权利平衡的政治格局。朝廷由三种权力派系构成：严党、清流、司礼监。严党与清流互相牵制争斗，司礼监从中谐调和监督，看到哪方要倒了，就上去扶一把，哪一方势力太涨，就去摁一下，始终维持着这个三角平衡。
咱们看看，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严党、清流、司礼监都做了些什么，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
一、严党
高层（决策）：首辅严嵩。
中层（监督管理）：严世蕃
基层（贯彻落实）：郑泌昌，何茂才
政策下放到基层，执行政策的严党基层官员不顾浙江商贾和农户的实际情况，要求当地作坊一年之内织出五十万匹丝绸。
为什么时间要求这么紧迫？胡宗宪的三年逐步缓改不是挺好的吗？
当然要时间紧迫，如果三年逐步缓改，利益就都让朝廷和老百姓得了，执政官员和地方上的富商和豪强怎么有机会从中获取暴利？
改稻为桑，种桑比种稻利润高很多，那么田地越多，获利就越多，富户和豪强当然想多占土地了。多占了田地，再让原有土地上的农民租种当佃户，是不是就赚大发了。
纺织资本家们也很赞成，因为管理桑田的人手比管理稻田要少得多。有一部分农民就会失业，失业了就要找工作，纺织厂正好雇来当廉价劳动力。
官员们也很赞成，通过土地的买卖，这些富户、豪强、商人们想获得土地，就要经过官员们的手，官员们就能大笔大笔地拿回扣。
但是老百姓可不同意，人家自己的土地，自己种桑，自己收茧，自己卖蚕丝，为什么不自己赚钱呢，非要卖给你富户地主和豪强？
三年缓改，老百姓就能逐步得利了。
这可不行，要逼着老百姓把田地交出来，就必须有所要挟，怎么要挟？现在就执行政策，毁掉稻田，你卖了田，给你钱，你买粮活下来。你不卖，今年没有收成，饿死你全家！
够不够混账？
为了快速推行改稻为桑，当地官员派人骑着战马践踏秧苗，但戚继光火了，把兵调走了。
严世蕃和郑泌昌、何茂才干脆下了毒计，竟然毁堤淹田，借天灾酿了人祸。地主豪强们借机低价收购甚至巧取豪夺农民田地。
两县被淹，百姓生存立即成了大问题。没有粮食，活不下去了。
农民的怨恨:
“今年青苗已经下去了，要改桑只能等明年，你现在就让我改，不改就毁堤淹田，现在改桑，到时候没粮食吃，饿死了找谁去？难道去吃桑叶吗？朝廷哪能这样做事？”
中国古代皇权专制下的农民，以食为天，吃饭比什么都重要，能不饿肚子就是盛世，千恩万谢了。庄稼、土地，这是他们的命根子，只要有土地，庄稼收上来，即便苛捐杂税，他们也不会造反。农民习惯了这种生存方式，满足于自给自足。他们轻易不愿意折腾，他们更愿意做顺民，可受欺负、受委屈的总是是农民。
毁堤淹田，这就是要绝了农民的命根子。
严党的论调:
“改稻田为桑田是朝廷的国策，你们要么自己改，要么卖给别人改，死一千个人，一万个人，全浙江的人死绝了也得改！”
敢于反抗的，就扣上通倭的帽子，杀一儆百。
“改稻田为桑田，上利国家，下利你们！这么天大的好事，就是推行不下去！今天居然还聚众对抗！现在明白了，原来是有倭寇在煽动造反！”
地方大员胡宗宪急了眼，他不能容忍自己的治下的老百姓遭此灾噩，他开始向朝廷请求支援，并四处借粮。
那么，掌管朝廷粮食的清流们又如何对待呢？
二、清流党
高层（决策）：徐阶、张居正
中层（监督管理）：赵贞吉
基层（贯彻落实）：海瑞、王用汲
清流高层的态度：
当此百姓危难之际，向来与严党水火不容，斗得你死我活的清流高层，徐阶、高拱、张居正首先想的不是拯救百姓，而是要扩大事态，以酿成更大恶果，好捉住严党的把柄。
淳安、建德两县受灾，数十万灾民饥寒交迫，无家可归，地方大员胡宗宪设法筹粮赈灾。他首先向户部请求调粮赈灾，被徐阶和高拱搪塞，暗示其无粮可调。
而张居正在裕王府议事时说出了清流的真实意图：
“
户部，是不能给他调粮的。能调，这个时候我们也不会给他调了。”“干脆让浙江乱起来，就当做我大明朝身上烂了一块肉，这块肉一烂，严党这个脓疮，就到了该挤的时候了。”
几十万人的生死，在这些高层眼中也就是一块烂肉。就是为了朝堂上的争权夺利，置万千黎民之生死而不顾。
这就是清流，要饿死穷苦老百姓们，这一点上，他们的意见与严党竟然是完全一致的。
即然清流的高层不允许赈济灾民，可想而知中层又是怎样的态度了。
徐阶的门生、胡宪宗的好朋友，鱼米之乡的父母官，时任南直隶巡抚赵贞吉，当胡宗宪前往江苏借粮，赵贞吉这样答复：
“一百船、两百船粮，江苏都拿得出，却不能借给浙江。是朝局不容我借给你。”
“两边的人都不愿意我借粮给你”。
灾区的老百姓被两道铁闸夹在了中间。
一边是严党，毁堤淹田，逼迫农民们贱卖田地，表面上为了执行国策，改稻为桑，实则是为了土地兼并，从中获取暴利。
一边是清流，拒绝救灾，迫使老百姓因饥饿而闹事，激起民变。为了抓住严党的把柄，打击严党势力，争权夺利。
他们政见不同，行动一致。
胡宗宪为救灾民而东奔西走，却四处碰壁，一无所获，万般无奈之下，唯有一声长叹：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那么，做为平衡严党和清流势力的司礼监，他们代表的是皇权，又是怎样的态度呢？
三、司礼监
高层（决策层）：吕芳
中层（管理层）：杨金水
基层（执行层）：李玄、沈一石
司礼监做为嘉靖皇帝的权力代表，也是皇帝的大管家。他们为皇帝谋取利益，当然也从中截流，为自己牟利。
即然司礼监是起维系严党与清流之间平衡的作用，在这样的事情中，自然少不了他们的身影和作用。
江南织造局兼浙江市舶司总管太监杨金水，就是司礼监方面的人。他被派往浙江，一是为了皇上管钱，捞银子，二是充当眼线，监督两党人员的一言一行。
毁堤淹田是怎么回事，杨金水心里很清楚，但他心里想着的是洋商的订单和纺织商的丝绸，灾区老百姓的死活与他没有半毛钱关系，他是毫不在意的。
但是，为了平息事态，上面当然要追究责任，而司礼监是负有监查责任的。按照大明朝官场的一贯的德行，责任尽量往下摁，基层人员当然是首当其冲的替罪羊。
杨金水交出了自己的手下李玄顶罪。
小太监李玄是河道衙门的监管，说良心话，即使工程款项上有贪腐，但河道都是去年刚修的，固若金汤，再不济，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决口呢？
但要下决心让你担责任，就要想方设法让你栽进去。
杨金水这样说：
“世上哪有金汤一般的河堤？有些事不上秤没有四两重，上了秤一千斤也打不住。”
为了掩盖毁提淹田的实情，决堤的原因说成是河道失修。
最没有背景的底层人员被拿出来顶缸杀头。
但这毕竟是件通天大案，一旦到了嘉靖亲自过问的程度上，皇上是不允许欺瞒的，杨金水面圣，又把责任推给严党。
嘉靖帝明白他的苦心：
“这个杨金水还是得力的。”
为了给毁堤淹田画上句号，牺牲了马宁远、常伯熙、张知良跟河道监管太监李玄。
司礼监牺牲了体制内的基层人员李玄，而体制外的人员是怎样的结果呢？
四、明朝商人沈一石
浙江首富沈一石，也参与了此事，他的主要目的当然也是兼并土地、获得廉价劳动力、扩大生产。
但在大明王朝，做为一个商人，参与到这种深涉政治斗争的事件中去，他就很悲哀地成为了政客们手中的棋子。
用之，弃之，掠之，杀之。
没从改稻为桑里得到一分钱的好处，反而搭上自己最后的财产。海防急需军饷，失败的施政又需要承担者，沈一石就沦为了众矢之的，所有的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他是献上祭坛的最佳牲品。
嘉靖点头，众人赞许，获罪抄家，一代首富，葬身火海。
做为商人，沈一石有错吗？
其实沈一石就代表着无数明粉口中所谓的“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
沈一石和别的那些奸商有着本质的区别，沈一石是资本主义代表，他是要为这个国家和老百姓创造价值的。
但是，在大明王朝的土地上，这种“资本主义萌芽”根本就没有任何可以生存的土壤。
很悲哀，沈一石遵守着这个国家对待商人最严苛的法令，穿着布衣，喝着冷水，吃着最劣质的食物，守着最低等人的礼节。
做为司礼监的编外人员，沈一石以他商人的眼光，早已看出改稻为桑是一步死棋，他也自知难逃一死，用自己的生命和最后的财产导演了一出大戏，先是打着织造局的旗号去买地，后又改为了奉旨赈灾，最后在层层盘剥，重重压力之下，成为了腐朽的大明王朝的献祭。
熊熊烈火中的沈一石愤怒的遗言：
我大明拥有四海，倘使朝廷节用以爱人，使民以时，各级官员清廉自守，开丝绸、瓷器、茶叶通商之路，仅此三项即可富甲天下，何至于今日之国库亏空!上下挥霍无度，便掠之于民；民变在即，便掠之于商！
这片土地上，根本没有资本主义的活路！
海瑞审案，杨金水发疯。
那么大明王朝的清官能救了老百姓吗？
五、大明清官海瑞
严格意义上来讲，海瑞不属于那些所谓的“清流”。
如果以现代观剧者的眼光来看，海瑞其实是
“理智明粉”。海瑞肯定不属于那帮“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三无扯淡派的范畴。
在这个剧中，海瑞代表着一个问题：如何在明朝当时的体制下，调整结构，把明朝从逐步走向覆灭的道路上挽救回来。
咱们来看看如果真的要挽救明朝，海瑞应该怎么办。
改稻为桑，嘉靖发现问题了没有？发现了。
但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嘉靖关心的是：在不引发内乱的前提下如何缓解财政危机，增加收入。
严党关心的是：如何通过改稻为桑而搞腐败，牟取利益，敷衍皇上。
清流关心的是：如何通过改稻为桑，激起民变，扩大事态，打倒严党。
富户豪强关心的是：如何通过改稻为桑，兼并农民手中的土地。
奸商们关心的是：如何通过改稻为桑，把农民变成失地流民，最终成为廉价劳动力。
有没有任何一方，考虑过老百姓的死活？
所有的利益集团都是以改之名，坑害百姓。
而造成这种现象最根本的原因是大明王朝的祖制国策。
海瑞发出这样的怒吼：
“郑泌昌、何茂才以及他们的前任官员仅在织造局沈一石一处贪墨受贿就达几百万之巨！还有田土赋税，盐铁课税，还有运河堤坝工程，查起来贪墨者更不知多少！
不错，他们都是严党的人，不只浙江，两京一十三省还有更多他们这样的人。他们为什么就能够二十多年肆行贪墨而愈贪愈烈？就是因为在他们的前面还有更多挥霍无度之人！
从大明朝开国至今，亲王、郡王、皇室宗亲遍于天下。按照规制，一个亲王每年就要供米五万石，钞二万五千贯，锦缎四十匹，纻丝三百匹，绢五百匹，纱罗一千匹，冬布一千匹，夏布还要一千匹。其他各种开支更是不胜繁举。你们算过没有，一个亲王耗费国帑便如此之巨，那么多的皇室宗亲耗费的国帑又是多少！这些皇室宗亲、宫中宦官、各级官吏所兼并之田庄占天下之半皆不纳赋，小民百姓能耕之田地不及天下之半却要纳天下之税，这些更是人人皆知，人人不言！
就拿浙江而言，每年存留粮米六十二万九千石，可供给皇室宗亲府衙禄米却要一百二十三万石。以两年存留之粮尚不能供皇室府衙一年之禄米。
北方俺达年年侵犯，东南倭寇年年肆虐，危及天下，可将士的军饷粮草却要东挪西凑！这些事情如果只参劾严嵩、参劾严世藩能说得过去吗？
就像谭大人所言，历来参劾严党者都因牵涉皇室反罹其祸。我看恰恰相反，就是因为他们只敢参严不敢直言天下之大弊，才使得严党能够藏身大弊之后肆行贪墨而不倒。
天下大弊不革，倒了一个严党还会再有一个严党！
严党要参，皇上要谏，致君父为尧舜，免百姓之饥寒。
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重！
这样的道理我不明白为什么就不敢向皇上进言？！
谭大人说我偏激，这就是我的偏激。请谭大人将我的这番话转禀赵中丞，也可以转禀裕王、徐阁老、高达人、张大人。倘若因此获罪是我海瑞一人之罪，与你们皆无关系。我海瑞无党！”
海瑞的清醒在于看清了大明王朝腐朽到根子里的皇权祖制。
但这个，能改吗？
忠君爱国是美好的理想，勤政爱民是为官的本分。
大明王朝一次又一次以牺牲小民为代价，换取整个王朝的顾全大局，真的可行吗？
“顾全大局”四个字，让大明王朝的政治格局陷入了死循环，政治生态逐步腐烂，最终再也无可救药。
而老百姓不会永远都容忍自己像蝼蚁一样被鄙视，被辗死和抛弃。
结论：“改稻为桑”的政策，从开始实施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必然失败。
馋嘴肥猫铲史官
虽然这个剧情是《大明王朝1566》中虚构的一个状况，但确实具有讨论价值！
改稻为桑本该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个叫做产业升级！
按理来说，种桑与种稻相比，利润更高，相当于提高了土地的利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既能提高百姓的收入，也能提高国家的生产种植，是天大的好事！
那么为么嘉靖、严嵩等人推行的改稻为桑会失败？个人分析，原因有以下三点。
第一点：生产力的限制
这一点，是最基础的原因！产业升级本没有问题，但是在明朝的生产力情况下，问题却很大！
无论任何时候，粮食都是关乎一个国家生死存亡的根本！嘉靖时期的明朝，中国的粮食作物是以水稻和麦子为主。
实际上，水稻和麦子的产量在世界主要的粮食作物中都是偏低的，哪怕是现在的杂交水稻，也不过亩产千斤而已，和玉米、红薯、土豆之类的无法比。
而玉米是在嘉靖35年传入中国，红薯是在万历年间传人中国，等到大规模种植已经是乾隆年间的事情了。
而随着玉米和红薯的大规模种植，乾隆年间的中国的人口出现了极速增长，到乾隆末年在册人口已经到了3亿之众。而明朝人口的巅峰，根据不少专家推断，在1.5亿左右。
所以，嘉靖严嵩要改稻为桑，势必会减少粮食产量，那个时候，可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粮食的，因为总量就那么多！
2、急功近利
如果嘉靖严嵩能搞个五年计划、十年计划，慢慢的来，改稻为桑也许能够顺利的推行！
毕竟一步一步来，老百姓还能能接受的。比如说一户人家手里有10亩水田，分十年来改造，就有一个缓和期，老百姓也还能有饭吃，也能观望一下改稻为桑是否真的的能行！
可是，严嵩一党偏偏要在一年之内完成改稻为桑，这简直就是要了百姓的命啊！
3、无视百姓
至始至终，从来就没有人关心过百姓的感受。阎世蕃为了尽快改稻为桑，决堤毁田，逼迫百姓把田卖给商人！
土地就是老百姓的根本，没了土地，老百姓吃啥？要改稻为桑也可以，可以租他们的土地，可以搞公司+农户的合作模式。可是逼他们卖土地，这是万万不行的！
而以徐阶为代表的清流高层，他们只想用改稻为桑来扳倒严嵩，百姓的利益，再说吧！
胡史乱翔
大明王朝里面提到的改稻为桑，历史上确实是存在的。明朝建立之后，明太祖朱元璋就下令要求江浙改稻为桑，而且推行的比较顺利。当时的规定是：田十亩者，必有一亩半种桑，三亩种棉，政府予以税收优惠。因此东南地区的老百姓便纷纷开始改种桑棉。到了明中期，江浙的丝、棉纺织业已经非常发达了，主要产桑区也形成了较大规模的产业链。于是明朝后期便流行了一句谚语“湖广熟，天下足”，而这句谚语的原话是宋朝时期的民谚“苏湖熟，天下足”。
这就说明，明朝时期的江南，老百姓已经习惯了种桑和种棉。而明朝的粮食主产区，则转移到了现在的湖南、湖北。
另外，从历史上明太祖朱元璋号召老百姓改稻为桑就可以看出，一部分种桑棉，一部分继续种粮食，这才是正道。全部种桑，这要是不乱都见了鬼了！而偏偏，电视剧里面的改稻为桑就是这种二逼式的改法。
因此电视剧里面的改稻为桑，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因为这个政策涉及到了党争，所以它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 。
首先，要搞清楚为什么要搞改稻为桑？这是因为朝廷缺钱，而种桑产丝可以挣钱，缓解朝廷的压力。应该说，改稻为桑这是一个偏中性的政策，无所谓好坏，就看是谁去操作，怎么操作了。
其次，改稻为桑有没有后遗症？有！而且这个后遗症很致命，就是农民会因为改稻为桑，短时间内会吃不饱饭。所以就需要从没有改稻为桑的地区调粮食，接济改桑区。这样一来，外地的粮食能不能运到位，就成了能否改稻为桑的关键了。而一开始，严嵩自信满满，他认为往年都是要调粮食的，明年肯定也一样。结果却出了事。
搞清楚了以上两点，再来看电视剧。在剧里面负责改稻为桑具体操作的人是严党，准确的说是郑泌昌和何茂才。他俩有严嵩的支持，这是他们最大的优势。但是他们也有劣势，就是手上没有粮食！而且严嵩一党也不管粮食。那么粮食的调度在谁手里呢？严党的死对头，清流党手中！
先来说说电视剧中的三股政治势力：
第一股、严党。其中严嵩是内阁首辅，严世蕃是阁员，严党控制了工部、刑部、吏部和浙江省；
第二股、清流。其中徐阶是内阁次辅，高拱和张居正是阁员。清流党控制了礼部、户部、兵部和南直隶（江苏安徽）；
第三股、阉党。其中大太监吕芳是司礼监掌印太监，皇帝的代言人。阉党控制了织造局、锦衣卫等机构。
从政治势力分配中就可以发现，严党管着的浙江，恰恰就是改稻为桑的实验区，而离浙江最近的南直隶（调粮省份），恰恰是清流党的地盘。而且清流党还管着户部！这也就意味，调不调粮，是清流党说了算，而不是严嵩和严世蕃说了算。更不是郑泌昌和何茂才这两个小喽啰说了算。
熟悉党争和现代议会政治的人一定能明白一个想象：如果执政党提出一个好的政策，在野党就会故意挑刺，让执政党办不成，最后让执政党没有任何政绩的滚下台；但倘若执政党提出一个二逼的政策，在野党必然会双手双脚的赞成，让执政党以为自己的政策是正确的。然而等到政策开始推行时，在野党就会拆台，让执政党灰溜溜下台。很凑巧很凑巧，电视剧里面的改稻为桑，就属于这一个情况——严党想出了一个点子，清流党事先不表态，等到严党推行后再各种拆台。
那么，电视剧中的清流是怎么拆台的呢？很简单，就是故意不调拨粮食给浙江，理由也是非常可笑，没粮食！执掌户部的阁员，是裕王的师傅高拱，掌管南直隶的巡抚，是徐阶的学生赵贞吉。他们俩都说没有粮食，故意让郑泌昌和何茂才抓瞎。
问题是，高拱和赵贞吉真的没粮食吗？答案是否定的。当时徐阶等人的想法，就是让严党控制的浙江乱起来，越乱越好，最好折腾到天怒人怨、不可收拾，这样他们就有机会对付严嵩一党。至于老百姓怎么样，改稻为桑能不能成功，这些事情的重要性都要排在党争的后面。
当然了，前面也说过，改稻为桑本身是中性的政策。这个事如果让清流来办，说不定就成功了，但是交给严党办，必然失败。这其中的原因除了清流党乘机拆台之外，关键原因就在于严党自身的问题。
那么，严党有什么问题？
腐败！严党的具体执行人，也就是郑泌昌和何茂才，以及比他们地位更高的人，根本就不关心改稻为桑能不能成功，他们只关心自己能不能在改桑运动中捞到好处。所以他们借着响应朝廷号召，毁堤淹田，目的就是让灾民没有饭吃，贱卖田地换粮食。然后再收购土地，好处全捞到自己腰包里面。
令人讽刺的是，严党和清流党平时斗得你死我活，但是在调粮食给浙江这个问题上，两党却有空前的默契——不调粮！
因此就可以看得出来，改稻为桑这个事交给严党来办，根本就办不了。从根源上看，改桑的目的是为了增加朝廷收入。但是严党在改桑过程中，却并不关心这些。他们只想捞钱，这样一来，就造成了主观和客观两方面，都阻碍了改桑的进程 。后来嘉靖收拾掉严党，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官员拿大头，皇帝反而拿小头，反了天了！
因此说到底，改稻为桑会失败，就是严党和清流党两边都没有人关心老百姓死活，也没有人关心改稻为桑能不能成功。大伙都不关心老百姓，却要拿老百姓来作文章，这要是能改成功了，简直就是活见鬼了。
最后，改稻为桑失败了吗？并没有 。赵贞吉接掌浙江后，临省立刻就出现了大批的粮食，虽然电视剧里面没有明说，但是可以肯定的，在清流党的操作下，改稻为桑肯定是顺利的改成功了。因为清流党要脸，不像严党那么死不要脸；其次清流手上有资源，可以维持老百姓改桑后的吃饭问题。所以，改稻为桑最后应该是改成功了。只不过是严党的改桑失败了……
Mer86
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改稻为桑没有可操作性。改稻为桑从理论上讲是对的，于国于民都有好处，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因为政府在主导，巨大的利益，会引发各级官吏的贪污中饱私囊，以至于把一个好政策变成扰民的行为。宋朝王安石的青苗法改革也是如此，在青苗时向官府贷款，秋收时用收成还，其实是政府做买卖，这非常容易滋生腐败。政府是管理，制定规范的，不能参与市场运作，两者职能不同，硬掺合进去，两败俱伤：市场被破坏，政府权力走向歧途。胡宗宪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市场，但是他看到了这个政策的副作用，所以他开始反对。明朝的财政问题是个顽疾，文官体系内斗无限，没有精力解决，皇帝更是昏聩于上。李自成不断组织起队伍，根本是民众无法生活，只能铤而走险，朝廷为此要进一步增加税负，民众生活更加困难，形成恶性循环，明亡于内，而不是外。
傻客气
事在人为这句话，再过一千年都不会被摒弃，错在嘉靖，因为他玩权术导致腐败根源，说白了，一将无谋累死千军，他把智商都要在大臣身上搞权术了，闲下来还得修道，心里根本就没有百姓没有好好治理天下，国库空虚了，知道缺钱了，大家想法子，钱从何来，百姓，不管他怎么做，做多好的都是在收刮百姓不断的重复罢了，政策订下来嘴上说的好点，回头执行人承担，而他没错，海瑞骂得一针见血，天下之错错在你一人，错在根源，字字见血，骂他执政到现在所作所为，最后得了一个无父无君的罪名，这也简介说明嘉靖认下了自己所做的糊涂事悔之晚矣！！嘉靖不杀海瑞还好海瑞反腐名流千古，杀了就是千古罪人，杀了海瑞就是杀了祖宗留下来的法律规律，因为海瑞所做一切就是代表大明律法，嘉靖！是权术大师，执政太差了，他的下二代拼死努力都没挽回国库亏空，没钱没兵！！！
中道看人生
经济学上有个名词，叫做资源再分配，改稻为桑就是一次资源再分配。
在改稻为桑之前，资源链条上能够分配到的各方分别是，农民，商人，当地官府，严党，朝廷，皇帝。各方都能兼顾到，没有撑死的，也没有饿死的。
那为什么要搞改稻为桑呢？因为皇帝嘉靖帝觉得他分得太少了，朝廷分的也不够，所以要搞资源再分配，他想多捞点。
改稻为桑以后的各方是哪些呢？
商人（丝绸商），当地官府，织造局（皇帝），朝廷，严党，皇帝，这次皇帝嘉靖帝拿得多了，还拿两份。
发现什么问题没有？农民什么也没分到。
农民该分的那份跑哪去了？跑嘉靖帝那里去了。农民什么也分不到，那农民只有两条路，要么死，要么反。
这时候，不管谁派到浙江去，都得面对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要不把农民逼死，要不把农民逼反，而无论那一条，回到朝廷那里，那还不是死罪？第二个问题，不想让农民死或者反，就得从嘉靖那里把他多拿的那份要回来还给农民，这下就得罪了嘉靖，死得更快。
所以，无论是谁，有天大的本事，如果陷进来，想全身而退都是不可能的。
进无可进，退无可退，此之谓死局！
所以这次改稻为桑注定会失败，根源在于皇帝太贪婪，朝廷太腐败。而不是谁搞，用什么手段搞的问题。胡宗宪早就看出来。就算换张居正来搞，也是搞不成的，只要嘉靖不松口，就一定会失败。
想搞定，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打倒严党，把严党那份分给农民，二是把这个差事直接给织造局，把当地官府那份分给农民。
结果郑必昌何茂才那两个蠢货去搞商人，可见他们眼光太差了，没搞掉商人，把自己的性命搭上了。
为什么不能搞商人？因为商人是生产源，搞掉了商人，大家所有人啥都分不着。
如果我是当地官府，想活命，只有把自己那份拿出来分给农民，具体方法就是，把地租给农民种桑，农民种桑树除了上交剩下的那点，就是当地官府那一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