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2018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中日高层互访“三步走”走完了第二步。此次距离安倍上次作为首相访华，已过去了整整12年。12年间，中日关系发生了巨变，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钓鱼岛国有化”等事件数次令两国关系陷入僵局。此次安倍访华，是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的重要标志，“化竞争为协调”的中日关系新时代愿景正在展开，一种适应新格局需求的新相处方式正在形成。然而，夹杂了历史恩怨、现实纠葛、未来博弈等复杂因素，贯穿双边、地区、全球等不同维度的中日关系，如何稳步前行，注定不会一帆风顺，依然考验着两国的政治智慧和定力。
2018年10月26日上午，金秋的北京碧空如洗。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上，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了日中两国国歌。不远处，长安街边上的路灯杆上，中日两国国旗同时迎风招展，引得众多行人游客驻足拍照。日本共同社报道称，虽然这是遵循外国首脑访华时惯例的做法，但由于在中日关系极度恶化时也曾有过顾忌在公开场合挂日本国旗的气氛，此番情形可谓象征着双边关系改善。
日本国旗，是中国人最为熟悉也是感情最为复杂的外国旗帜。在博物馆和抗战影片中，它是邪恶与仇恨的象征；在日资工厂里，它代表了经济发达、科技先进、资本雄厚；在日系动漫、“日本制造”和赴日游客的镜头里，又与创意、优质、美景等各种元素融为一体。这正是中日关系复杂性的一个缩影。
三步走
2006年10月5日，安倍首次就任日本首相仅12天便闪电访华，成为日本战后第一位将中国作为出访第一站的首相。此前，强硬的小泉纯一郎在历史问题上的顽固立场，将中日关系拖入了冰期。安倍开启了“破冰之旅”。不过，第一次首相任期十分短暂。2007年7月，自民党于参议院选举中大败，安倍辞职。
而日本首相上一次正式访华，还要追溯至2011年12月的野田佳彦。但野田内阁2012年的“钓鱼岛国有化”事件，令中日关系骤降。2013年12月26日，安倍首次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是继2006年8月小泉纯一郎之后，日本在任首相再次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关系降至冰点。
■ 日本首相上一次正式访华，还是2011年12月的野田佳彦。
去年9月28日，安倍罕见地出席了中国驻日大使馆举办的国庆68周年暨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招待会。在致辞中，他表达了4个愿望：希望年内（2017年）恢复举行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实现李克强总理访日；希望2018年访华；邀请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下半年访日。如今，前三个愿望都已经实现。最后一个由于时间关系，将推迟到2019年。
此次安倍访华期间，习近平在会见时定调“当前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重现积极势头”。安倍也重申三原则：两国关系 “从竞争走向协调”；中日是伙伴，而不是彼此的威胁；日方愿意同中方一起推动自由公平的贸易体制。结束与习近平、李克强会谈后，安倍在推特上表示，“我认为这次访华开拓了日中关系的新时代”。
中华日本学会副会长高洪认为，中日关系改善，既源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同时又是双方外交政策调整的结果。一方面，美国推行单边主义政策，特朗普发动对多国的贸易战，造成世界范围内的紧张局势。这是中日两国关系改善的客观环境。另一方面，中日关系改善的关键因素仍是中日两国对外政策的调整，尤其是安倍政府对华政策的转变起了主导作用。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赵刚指出，这次安倍的访华成果，更多体现在经济合作与交流的层面。双方都刻意淡化了长期以来困扰和影响两国关系的历史认识、钓鱼岛以及东海海上分界线的问题。虽然中日之间本次就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天然气田开发磋商、海空联络机制、海上搜救协定达成了一定共识，但是在落实和推进的过程中需要双方拿出更大的诚意和耐心。
尽管中日关系一度陷入低谷，但双方保持了多管道沟通。特别在高层交往方面，2014年和2016年，安倍利用出席北京APEC和杭州G20峰会契机，两次与习近平会面。此外，“习安会”还曾在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峰会、印尼亚非峰会以及2017年德国G20峰会、越南APEC峰会等多边外交舞台上演。二人最近一次见面是在9月中旬的俄罗斯东方经济论坛期间。
不过，与会晤相比，高层正式访问对于两国关系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安倍此次正式访华，是中日高层互访“三步走”的第二步。今年5月份总理李克强访日，是中国总理时隔8年首次访日，走出了“三步走”的第一步。安倍访华，一方面是对李克强访日的回访，另一方面也为第三步即中国最高领导人适时访日，营造了良好氛围。
2019年6月，日本将首次承办G20峰会，地点选定在大阪市。日本方面希望届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以此为契机正式访日。而日本现任天皇明仁将在2019年4月30日退位，皇太子德仁将在5月1日即位并修改年号。中国领导人访日，将是新时代中日关系的关键一步。
■ 2018年10月26日，北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出席第一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并致辞。
四十不惑
安倍访华，适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40年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的高速增长，中日两国实力对比发生了明显变化，最明显的就是GDP地位的逆转。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自1968年起保持了42年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终结。据IMF推算，2018年，中国的名义GDP将达到14.09万亿美元，而日本为5.17万亿美元，中国达到日本的2.7倍。两国实力对比的重大变化，是中日步入摩擦高发展期的深层次原因。此次安倍访华双方确立的新时代新关系，某种程度上是对东亚新格局的承认。
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张沱生指出，中日恢复邦交后，一直到1992年实现了天皇首次访华，两国关系经历了一个黄金期。在政治上，通过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和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结束了长期的敌对状态。双方频繁进行高层互访并开展多层次、多渠道的磋商对话。两国经贸合作关系迅速发展，成为强化中日关系的主要纽带。在此期间，虽然两国间在历史、领土争议、台湾、经济及国际问题上也发生过一些摩擦，但多能较快地得到控制与缓解。
然而，冷战结束后，自1993年以来，中日关系却走过了十分曲折的过程。先是因台湾、美日同盟新指针、历史等问题，双方摩擦上升，政治安全关系起伏不定，只是当时两国经济合作还在较快发展，出现“政冷经热”。随着2010、2012年接连爆发两次钓鱼岛危机，加之2013年历史摩擦再次突显，中日关系滑落到邦交正常化以来的谷底。2014年底中日双方达成四点共识后，两国关系逐步改善恢复。2017年以来加快了恢复改善的进程。
上海日本学会会长吴寄南指出，2012年中日关系陡跌至低谷，其后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安倍复出后一味推行遏华路线，甚至公然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中方针锋相对，又留有余地，以斗促和。安倍迫于内外压力，有所收敛。2014年临时国会施政演说中第一次使用了“中日友好”，他还两次派前首相福田康夫带口信，最后在11月7日派亲信谷内正太郎访华，达成四项共识，为APEC峰会期间首次“习安会”铺平了道路，开启中日关系转圜的关键。
■ 2010、2012年接连爆发两次钓鱼岛危机，加之2013年历史摩擦再次突显，中日关系滑落到邦交正常化以来的谷底。
第二阶段边谈边斗，深度博弈。2015年开始，中日两国部长级对话逐步重启。但日本对华外交的两面性日益突出。2016年以后，两国围绕亚投行、南海仲裁案又起风波。
第三阶段是水到渠成，逐步回暖。2017年5月，北京举行“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安倍派遣自民党干事长出席会议，并向习近平递交了亲笔信。今年5月李克强访日按下中日首脑互访“重启键”。
10月25日下午，李克强和安倍在人民大会堂参观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展览，并出席纪念招待会。李克强在致辞中表示，“中国有句古话叫‘四十不惑’，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如今已到‘不惑之年’，相信两国有智慧、有能力推动中日关系稳定前行。”“包括条约在内的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奠定了中日关系的政治法律基础，成为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定海神针’。”
“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规定了两国关系的重要原则，指引了日中关系的发展，是引导两国关系的‘指南针’。”安倍回应道。
“定海神针”与“指南针”形成微妙互动，中日关系终于在“四十不惑”之时，再次站到了新的起点上。
岛链、弧形、菱形
8月28日，日本政府批准2018年版《防卫白皮书》，详细介绍了安倍内阁扩张性防卫政策一系列新动向，包括决定引进陆基宙斯盾反导装备。并继续渲染日本周边安保环境日趋严峻，将中国海警船巡航钓鱼岛海域等行为，炒作为中国单方面升级周边军事活动，渲染“中国威胁论”，为今年年底制定新的《防卫计划大纲》、强化日本在西南地区防卫、反导体系及信息、太空等多领域防卫能力造势。
■ 钓鱼岛
而日本防卫费自2015年以来连续4年创新高，防卫省计划在2019财年支出再创新高的5.3万亿日元。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时永明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起，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的思想也开始膨胀。中曾根康弘提出了“战后政治总决算”和“政治大国”战略。为推进“大国”战略，右翼势力不断地在历史问题、地区安全战略、两国关系基本准则三个方面冲击中日关系。冷战后，日本积极加强日美同盟，并从防御性质转变为具有对外干预功能的同盟。
安倍是日本政坛战后新生代中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曾向选民许诺要谋求“夺回强大日本”，目标就是在国内完成修改宪法和自卫队军队化的建设。日本一方面希望遏制中国崛起，从而谋求释放自身的安保力量束缚，维系和夺回日本在亚洲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又希望搭上中国发展的便车，主张用政经分离的方式处理中日关系。正是在这种矛盾的状态下，日本外交在亲华和反华间摇摆。
2006年至2007年第一次安倍内阁时期，虽然安倍上任伊始便访华，提出了与中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但其执行的是“自由与繁荣之弧”的外交。“自由与繁荣之弧”，是指从东南亚经由中亚到中欧及东欧，连成一条弧线包围着欧亚大陆，支持拥有与日本相同价值观的国家，这被解读为围堵中国的政策。
2012年重返首相宝座后，安倍晋三呼吁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夏威夷）共同组成“民主安全菱形”，与中国抗衡。安倍在印度报纸发表文章说：“我构想出一种战略，由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的夏威夷组成一个菱形，以保卫从印度洋地区到西太平洋地区的公海。我已经准备好向这个安全菱形最大限度地贡献日本的力量。”
安倍批评中国在钓鱼岛、东海、南海的行动：“中国试图把它对争议岛屿周边水域的管辖变成既成事实”，南中国海“似乎注定要变成‘北京湖’”“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上仍在持续的争端意味着，日本外交政策的最高当务之急必须是扩大本国的战略范围。”
2014年7月签署的日澳《面向21世纪的特殊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将两国关系提升为“新型特殊的战略伙伴关系”。2016年安倍在对印外交中正式提出“印太战略”，2017年初又联合印方提出“亚非增长走廊”（AAGC）计划。加上2017年11月特朗普访日时日美宣布共推“印太战略”，日本积极策动的“四国联盟”浮出水面。日本试图借助联盟力量，对冲中国崛起。在这种情况下，中日两国进入到一种“冷和平”阶段，一种抽去了友好、互信的低阶关系。
小阳春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大型国家级展会，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于11月5日至10日在上海举行，来自130多个国家、地区的3000多家企业参展。报名参加企业最多、展览面积最大的国家就是日本，共有579家日企参展。
在JETRO上海事务所所长小栗道明看来，日企所表现出来的参展积极性正是他们“积极开拓中国市场意愿”的体现。JETRO今年6月的调查显示，63.8%的在华日企明确表示要在“今后三年内扩大或维持已有在华业务”，理由是看好“中国的市场规模和成长空间”。随着最近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美国特斯拉、德国宝马等一批跨国巨头纷纷扩充在华业务版图，也激发了日企抢抓新机遇的紧迫感。
■ 自2009年日本正式对中国开放个人旅游签证后，访日的中国大陆游客不断增加，2017年增至735.6万人。
中国已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进口来源国和第二大出口市场；日本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国、出口对象国和进口来源国。2017年两国贸易额约3029.8亿美元，是日美贸易总额的2倍。全世界双边贸易超过3000亿美元的国家，只有中日、美加、美墨、美中4对。中国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中日进出口贸易额达到2437亿美元，同比增长10.7%。
自2009年日本正式对中国开放个人旅游签证后，访日的中国大陆游客不断增加，2017年增至735.6万人，在访日外国人中占据第一。中国大陆游客在日本的消费，占外国人整体消费的近四成。不过，到中国的日本游客连年下滑，2012年为351.8万人，2016年减至258.7万人。
10月26日，在李克强总理和安倍首相的共同见证下，中国海关总署与日本关税局正式签署“AEO互认安排”，未来两国企业的货物通关可以享受更加便利化待遇，降低企业港口、保险、物流等贸易成本。
而在降低通关门槛之外，双方还就货币互换、推动资本市场合作达成一致。其中，停止了五年的中日货币互换协议重新启动。新协议规模达2000亿元人民币（合34000亿日元），远超之前货币互换规模上限3300亿日元，规模放大了10倍，协议有效期三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黄大慧分析称，重启货币互换，可以摆脱美元进行直接结算。此举将降低两国货币风险和交易成本，促进金融合作，推进双边贸易的便利化和投资便利化，防范来自外部的金融风险，并将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日本对华直接投资2012年达到73亿美元顶峰之后持续减少，到2016年下滑至31亿美元。同期，欧盟、美国、韩国则增加了对华投资，反超了日本。2017年，日本对华投资32.7亿美元，同比增长5.1％，扭转了连续4年的下降趋势。今年前8个月，日本在华新设企业数量达到529家，较去年增长了40%多，投资金额达到28.2亿美金，比去年增长38.3%。
■ 2018年11月8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日本伊藤忠商事展台。
第三方
10月26日，第一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于北京举行。双方共计约1400人出席，政府机构、企业和经济团体共签署了52份合作协议，涉及到基建、物流、IT、金融、能源等广泛领域。当天，安倍会见习近平时当面称赞：“‘一带一路’是很有潜力的构想，日方愿同中方在广泛领域加强合作，包括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
此前，日本对“一带一路”持抵触情绪。2016年印度总理莫迪访日时，安倍还特意宣布，要推动建设一条从亚太延伸到非洲的自由走廊。去年，日本态度有了明显转变。
中国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指出，今后三到五年，对于中日经贸关系而言，将是非常关键的发展机遇期，两国经贸合作的平台和切入点正是开展第三方合作。
过去十多年间，中日在第三方市场竞争方面有过许多痛苦经历，双方都付出了很大代价。典型的例子在印度高铁项目。日本一般的对外援助15年，利率在1.5到2.5之间。而为了与中国竞争，日本给印度的贷款是利率0.1，期限为50年。这完全是一个反常规的行为，基本没有盈利。
实际上，中日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有合作关系。中日发挥双方各自在技术设备、资金、人才队伍、管理模式等方面的优势，在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效率就会更高。
在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上，两国企业间签了52个协定和备忘录，总金额达180亿美元。“中国制造2025”和“一带一路”成为重点领域。伊藤忠、三菱、三井、丸红等日企巨头，都在布局加强与中企在“一带一路”沿线合作。
丸红和民营企业晶科能源在阿联酋建立全球最大的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松下与百度签署了共同开发新一代车载系统的备忘录；日立制作所与中国东方电气集团在第三国的电力系统项目进行合作；JXTG能源与中国石油化工合作在第三国展开加氢站业务；伊藤忠商事与中信集团共同投资欧洲的可再生能源业务；住友商事与北京首创共同在欧洲和东南亚展开水相关业务；日本通运与中国外运共同开拓“一带一路”相关物流需求等。
在金融和财产保险领域，日本国际合作银行（JBIC）将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合作，建立银团贷款框架。三井住友海上火灾保险将与中国太平洋保险就第三国营销合作展开一揽子合作。中国的财产保险企业在取得海外营业牌照方面落后，而日本财产保险企业持有的第三国牌照很有吸引力。金融领域的合作有可能成为今后中日合作的样板。
以前，中国和其他国家在第三国共同开拓市场也有一些先例，但仅是单个项目，像此次中日之间如此规模大、数量多、领域广、涉及国家众多的项目合作，是从未有过的。
国际上尤其是亚洲地区对基础设施需求旺盛。据亚洲开发银行预测，2016年至2030年亚洲对基建需求总计达到26万亿美元。这为中日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出口，是安倍经济外交的重中之重。安倍成立了“海外经济协力基础设施战略会议”，确定了2020年基础设施出口总额达到30万亿日元的目标。为了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基建出口项目直接竞争，日本有针对性地提出“高质量基础设施”，试图以“质量优势”对抗中方的“财力优势”。
第三方市场合作正为新时期中日经贸务实合作注入“新动能”。中日携手既能避免恶性竞争所导致的成本增加，还可有效结合彼此优势，取长补短、分工协作。也有助于巩固提升两国的政治互信。此外，一些国家指责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有可能让对方国陷入负债陷阱。中国与日本合作，也有助缓解这种顾虑。
但应当看到，日本在“一带一路”框架中高度关注、维护、追求本国利益，坚持自身策略的独立性，并且要“引导中国遵守国际规则”，始终坚持设定诸多前提条件，强调了四点“合作前提”，即项目全面开放、具有透明且公平的采购程序、确保项目具有经济效益、不损害借款国家的财政安全。
三国演义
安倍访华前夕，《韩国日报》10月24日称，“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让中日和解之手握到一起”。同一天，彭博社也发表题为《对特朗普的担心使得中日这对竞争对手走到一起》的文章。
此次中日首脑发出了维护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共同声音，并在贸易、投资、金融等多领域达成共识。日美虽在安保方面紧密捆绑，但在经济上却非铁板一块。“退群”成瘾的特朗普上任后迅速退出TPP，其贸易保护之剑不仅砍向中国，亦对日本造成伤害。
长期以来，中日都是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受害者。据WTO统计，1995年至2016年，美国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措施达107项，在美方贸易伙伴国中居第一位；日本则位列第二。就在安倍访华期间，特朗普10月27日发表演讲主张“将对日本车加征20%关税”。
中国社科院世经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刘仕国分析，中日贸易回暖主要受国际趋势影响，即美国于去年初退出TPP协定后，日本亟须大规模拓展海外市场，而中国在面对欧美贸易摩擦后，也需要寻找相对稳定的海外市场，中日双方各有需求。
日媒还指出，观察此次中日首脑会谈中达成协议的内容，似乎能看到中国为接近日本而选择了议题。两国决定设立“中日技术创新及知识产权对话”，意在通过日本感兴趣的领域扩大合作，拉拢日本。
上海日本学会会长吴寄南指出，日本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先后同美国有七场大的贸易战，从纤维、钢铁，到汽车、半导体，日本都扛过来了，但付出不少代价。尤其1985年广场协议以后，日元骤然升值，日本经济长期停滞。不过，日本在应对美国贸易攻势中有一些做法值得借鉴，譬如不是正面硬顶，而是暂时妥协、缓一缓，或想办法迂回出击，同时又借助美国的外压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不同的是，日本在外交和安全上一边倒地追随美国。中国是主权独立国家，体量也大，比起日本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和筹码来应对。
中国希望以加快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的实际行动，维护自由贸易，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日本国内对于中美贸易战看法复杂，“坐山观虎斗”与“唇亡齿寒”交织。能否抓住这一机遇加快推进中日韩FTA和RCEP，对中日关系的可塑性有很大影响。
11月14日，中国总理李克强在新加坡出席第二次RCEP领导人会议时表示，一年来，各方加快工作节奏，谈判任务完成度从去年不到50%迅速提升到今年的接近80%。现在谈判已进入关键时期，要再接再厉，踢好“临门一脚”，力争明年达成协定。与会领导人一致同意加紧努力，乘势而上，争取在2019年完成RCEP谈判。
■ 2018年11月15日，新加坡，东盟与中日韩的（10+3）峰会举行。
化竞争为协调
日本外交学界目前的主流观点是，即使中国无意（或无力）恢复历史上在东亚地区的绝对主宰地位，但借助日益上升的经济力量，追求对地区事务的主导权，特别是在国际秩序的建构中力争主动，是中国的主要目标。
并且，日本历来信奉“以力服人”的丛林法则。一百多年来形成的对华优越感要纠正过来也非易事。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但人均只有日本的四分之一，而且日本在高端制造业、节能环保、社会治理、教育等很多领域还占有优势。中日力量对比还没有达到可以转变日本对华思维的临界点。两国综合国力和战略意志的博弈要持续相当长时间。
吴寄南指出，中日关系虽然出现了企稳向好势头，但仍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回暖的基础尚比较薄弱，相互定位还在进行时。日本民众对华亲近感在低位徘徊，很大程度上牵制了安倍改善中日关系的步伐。安倍执政团队具有浓厚“鹰派”色彩。特朗普政权加大遏华攻势迫使日本“选边站”。安倍要想改变对美“一边倒”，实行“两面下注”，阻力甚大。
关于新形势下中日关系的定位，中国国际战略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张沱生认为，中日两国作为“搬不走的邻居”，在正视历史的基础上，像德法一样走出历史、超越历史，彻底实现和解，发展长期睦邻友好、互利共赢的关系，不仅符合双方的战略利益，而且将给亚洲和世界带来巨大机遇和利益。中日竞争在世纪之交开始出现并不断上升，甚至在某些领域表现得相当激烈。但总体看，两国并未出现全面、长期的战略竞争。中日关系毕竟与中美关系不同。中美关系如果处理不好，则可能朝着全面战略竞争的危险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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