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1911年在冷風中降臨時,武昌人更是感到不安與驚恐：許多童謠暗示朝廷即將滅亡，街巷間的陌生人彷彿正籌備著某種神秘的行動,與之相關的謠言，更如雨後春筍般肆意滋長，有人猜測，這一年，將發生許多天翻地覆的大事——事實證明，的確如此。
大動盪前夜的武昌氣氛微妙，城內看似秩序井然，但飛漲的物價和如臨大敵的軍警表明，生活在這裡並不從容。夏天，四川保路風潮驟起，大批軍隊前往鎮壓，市井人心惶惶，而對蟄伏已久的密謀分子來說，一個絕佳的機會降臨了。
作為革命黨人經營多年的根據地，武昌是長江中下游反清活動的中心。1908年之後，當地出現了大量革命團體,其中許多與孫文領導的同盟會有直接關聯。作為同盟會的外圍組織，文學社和共進會在新軍中發展會員,9月14日，其首領孫武、劉復基、鄧玉麟、彭楚藩等人完成了串聯工作，由此確定了起義的計劃及步驟。
懵懂的百姓對革命充滿了想象,他們聽聞謠言時可能是不動聲色的，但內心大多激動萬分。到9月底，“八月十五殺韃子”的消息已在市井流傳，甚至兒童也爭相唱道：“湖北翻了天，犯人全出監，紅衣滿街走，‘長毛’在眼前。”當這些上報給湖廣總督瑞澂時，這位48歲的地方大員更是如坐針氈。
焦慮、煩躁和恐懼，如一張無邊無際的大網，籠罩了整個武漢，人們期待著“變天”，但當風傳的日子來臨時,支配著城市的依舊是令人窒息的沉寂。軍警們彈冠相慶，到夜晚便帶著酒氣遊走，而老百姓則大惑不解。事實上，起義仍在準備中，中秋節前的一封來信打亂了全部部署。信是湖南共進會的成員焦達峰寫來的，上面說，湖南方面希望與武昌同時起義，但10月6日中秋這天，他們尚準備不足，望能延遲十天。
夜長夢多，三天後的10月9日,漢口傳來一聲巨響，位於俄租界的寶善裡濃煙滾滾，蜂擁而至的巡捕發現這裡正是革命黨人製造炸彈的場所。從出事地點，他們找到了旗幟、印信、鈔票等證據以及參與者的名冊，彭楚藩、劉復基與楊洪勝等核心人物因此相繼落網。作為最高指揮者，共進會領導人孫武被送進醫院，聽聞消息不禁感慨萬千。
起義危機四伏，但與其領導者的狼狽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謠言的烈度卻日甚一日，它擴散又收縮，最終轉化為純粹的恐懼。
當時武漢有二十多個革命團體,17000多名新軍中有三分之一是革命黨人或革命同情者，一時人心惶惶。但事關重大，在處置問題上，官員們始終無法取得共識。《漢口中西報》提出建議：“此時必要之計，應在息謠言以鎮人心，免致滿城倉皇，根本動搖。”但情況實際更為複雜，總督瑞澂感到自己成了鋼絲上的舞者。
顯然，公開事態會毀掉他的仕途，息事寧人亦自身難保。於是瑞澂一方面下令處決落網的起義首領，另一方面拒絕展開大規模搜捕。同時，他向北京發去一份電報，說暴動已被平息，以為這樣就可以在息事寧人和不辱使命間尋求平衡。
10月10日在大風之中迎來了黎明,武漢的街巷依舊蕭索。外國通訊社和報刊記者都沒有出現在處決人犯的現場，讓政府的掩飾看上去依舊天衣無縫。但最諷刺的是，危險恰是在這時降臨的，這次處決被人們演繹出許多版本：這一天，市井中已經謠傳，清廷將對不留辮子者格殺勿論，這讓剪去髮辮的學生和新軍極為驚慌。他們記得，去年年底，這種忤逆之舉已被默許，而當有人注意到被斬首的三位革命黨人也都沒有長辮之後，街談巷議更彷彿成了毋庸爭辯的事實。
謠言就像瘟疫，感染著所有相關的人,武昌城內人人自危。如果瑞瀓在這個時刻能果斷銷燬革命黨名冊，便不會有如此多的謠言，即使有，在10月10日夜的起義中，也未必會有如此多的追隨者。是他的剛愎自用，把同情者、觀望者和革命者捆綁在了一起，同時一併推向了絕境。
時過境遷，武昌的動員已沒有了狐鳴魚書的神秘和“死國可乎”的悲壯，現代化的武器和人心思變讓起義者有恃無恐。10月10日晚，工程第八營打響了第一槍，其他新軍紛紛響應。
謠言和革命共同在中原大地上邁步。
雨後春筍般出現的小報則令這場早產革命力量倍增。1911年10月15日，《大漢報》頭版刊登了以“中華民國軍政府”為名義的檄文,它在南方被廣為傳抄：“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想我神明貴族，不乏英傑挺生之士，曷勿執竿起義，共建洪勳。期於直抵黃龍，敘勳痛飲，則我漢族萬萬世世之榮光矣！我十八行省父老兄弟，其共勉之！”
但這份聲明實出自該報主編胡石庵之手,他後來對友人鄭江灝坦言：“把聲勢誇大些，既可以安軍心，又可以喪敵膽，這個謊非扯不可。”同時，《大漢報》上還刊載了一些“新聞”和“專電”，如“黃州巡防營獨立”“湖南革命軍起義佔領長沙其援鄂部隊即日可到”“九江獨立”等——這些不僅確保了報紙每期過萬的銷量，還讓胡石庵搖身一變，成為這場革命中當之無愧的首席先知。
創刊三天後，《大漢報》便擴充為主筆一名、經理一名、記者六名組成的正規團隊，其影響如此廣泛，以致京畿周圍，一份報紙經常能被炒到50個銀元的價格。然而令讀者失望的是，事態卻沒有像其報道的那樣，以革命者的直搗黃龍終結。隨著北洋軍大舉南下，漢口陷於戰火。10月27日晚，《大漢報》所在的歆生路槍彈橫飛。
這一戰，《大漢報》犧牲三名工作人員,機器設備和各種存稿皆付之劫灰。大家都以為報社短期內難以復刊，然而僅僅三天，其便如奇蹟般起死回生，復刊後的《大漢報》刊登《告北軍同胞》白話文，北洋軍讀之“紛紛有泣下者”，時局複雜，無人能辨明真偽，因此投誠或逃亡的北洋軍官兵據說接近萬人，儘管起義形勢已相對不利。
《大漢報》的成功，又只是造謠狂熱的一個縮影：清廷是到1912年2月才退位的，但在上海的報紙上，它在10月便已崩潰；四川事實上是到11月25日才宣佈獨立的，但據小道消息，成都早被保路同志軍佔領了。作為一系列謠言的合理後續，當1911年11月底，北洋軍急攻武漢之時，袁世凱也成為謠言圍攻的對象,1911年11月29日的《民立報》刊登“專電”，宣稱袁已被俠士刺死。
公眾的扭曲心理，讓恪守原則者境遇尷尬，他們被指為朝廷的幫兇。黃炎培後來回憶辛亥革命期間上海的情況：“（武昌起義後）上海息樓所在的望平街每晚人山人海……街上日日夜夜群眾擠得滿滿地在探聽，一個捷報到來，鼓掌狂歡；一個報告失敗，認為這家報館受清廷指使，誣勝為敗，群眾極度憤恨地把大玻璃窗砰轟砰轟地立刻打得粉碎。從此報館不但不敢在門首披露失敗消息，特別不敢在報上披露。”
這家不幸的報紙正是創刊近40年的《申報》。在1911年，國人固然可以因“民智漸開”而自矜，但輿論界的情況卻證明,情況和17年前幾乎如出一轍——當時正值甲午戰爭，《申報》因如實報道被斥為漢奸，人們只接受自己需要的事實，此時何為謊言、何為真相便不再重要，也正是因此，造謠者們才搖身一變，成為動盪年代的領袖和先知。
面對竭力造謠的媒體和樂於信謠的民眾，清政府在輿論戰場喪師失地，很快不再是革命催生謠言，而是謠言引發革命。
武昌起義之後，同盟會成員溫雄飛與香港《循環報》的李文卿在上海商討如何襄助革命，最後決定炮製假新聞以製造轟動。所謂“京陷帝崩”者，是說北京已被革命黨攻陷，清帝已死，對此李文卿有所顧慮,主張只用“京陷帝奔”，但溫雄飛的意見最後佔據了上風。
隨著謠言發出，先是《循環報》被完全震驚，他們發去電報，詢問此事是否有確實的根據，對此，溫、李二人宣稱，北京與外界的電報聯繫因動亂而完全中斷，後續事實已無法查明。於是在將信將疑中，謠言被置於報紙頭版，並被廣泛轉載刊登。梧州市民聞訊群情激奮，蟄伏的革命黨衝入官署，在一顆手榴彈的幫助下，強迫道臺交出了印信——整個過程沒有遇到一點反抗。
在廣州，形勢則略有波折：同樣是全市震驚，同樣是萬眾歡呼，同樣是主事官員真假莫辨與張皇失措，儘管真相傳來，“獨立”即被取消。數日後，兩廣總督張鳴岐辭職遁走，革命黨宣佈廣東光復。同樣，在雲南昆明,因為交通阻塞，管帶劉存厚和農務學堂教習在報館宣稱四川已獨立，總督趙爾豐被殺，新軍第十八鎮上下人心惶惶，10月底，雲南宣佈改旗易幟。
兩廣和雲南的獨立對清政府的影響是災難性的，三地很快成為起義軍的支柱並加速了南北對立的形成，而放眼整個革命過程，謠言的力量也稱得上是驚天動地：為革命充當導火索的是謠言，使之蔓延的是謠言，令物價飆升、難民激增、秩序淪喪的還是謠言，其內容固然是荒誕的，但人心思變，戾氣鬱積已久，人們內心追求的未必是真相，而是一場天翻地覆的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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