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綱：“真金白銀”改善民企融資環境

CFIC導讀：

針對當前民營、小微企業面臨融資困難，中國人民銀行加強定向調控、精準調控，綜合運用再貸款、再貼現、定向降準等工具有針對性地“滴灌”，著力加強結構優化，引導、撬動對經營正常、流動性暫時遇到困難的民營、小微企業的金融支持。圍繞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近日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發表的重要講話，經濟日報記者11月6日採訪了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

易綱表示，人民銀行將進一步擴大民企債券融資支持工具試點，目前已有30家民企正在抓緊準備債務融資工具的發行工作，另外人民銀行正在與證監會緊密協作，制定支持民營企業公司債券的具體方案。

著力解決民企融資難、融資貴

記者：習近平總書記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提到，有的民營企業遇到了“三座大山”，其中一座就是“融資的高山”。對此，您怎麼看？

易綱：我們一定落實好總書記的指示精神，著力解決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在目前的經濟形勢下，民營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尤其突出，主要是因為金融機構的風險承擔能力下降，不願意承擔風險。這種形勢下最先傷及的就是民營企業。民營企業融資難是在信貸、發債、股權融資這三個方面都很困難，這三個渠道是融資的主渠道。

這三個困難互相聯繫，只要在一個方面有困難，對其他兩方面也可能造成影響。比如說一家民企發債發不出去了，有可能銀行要抽走貸款；也有可能發債發不出去的消息馬上使股票下跌，股票面臨平倉的壓力。我們落實總書記的要求，就是要堅持兩個毫不動搖，把民營企業在貸款上的困難、在發債上的困難、在股權質押融資上的困難有效地予以化解。

沒有融資就談不上貴，先解決融資難

記者：習近平總書記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提到，將解決“融資難”擺在第一位，同時解決“融資貴”問題，對這個順序您怎麼看？

易綱：我覺得這個順序是完全正確的。我們要優先解決融資難，因為沒有融資就談不上貴，先把融資難的問題解決了，然後再著力解決融資貴的問題。融資貴的問題還得有“一根弦”，就是一定要讓我們的資金在商業上可持續。我們說的“幾家抬”就是財政、人民銀行、監管部門要幫助商業銀行和金融機構降低成本，使得商業銀行和金融機構有積極性給小微企業貸款，貸款了以後是保本微利的，或者是保本沒有利潤都可以，但是應該是保本的。如果在商業上不可持續，放出去就是壞賬，收不回來，你今天讓他貸款，明天他也不貸了。所以我們的政策一定要注意商業可持續，要讓金融機構和商業銀行有長期持續的給小微企業、民營企業貸款的積極性。

“三支箭”讓資金流向民企

記者：在解決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上，當前已經採取了哪些措施？下一步還有何進一步舉措？

易綱：人民銀行和有關部門已經出臺了一系列措施緩解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今年以來，人民銀行從宏觀上營造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使流動性合理充裕。在總閘門上，我們已四次降準，共釋放約4萬億元流動性，對沖了中期借貸便利等之後，淨放出了2.3億元流動性。

但在總量上的流動性合理充裕要通過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才能傳導到企業。總的“龍頭”夠了，池子裡的水也很多，流動性是合理充裕的。但今年另外一個工作就是怎麼使這些流動性流到民營企業和最需要的地方。所以我們採取了“三支箭”的政策組合。

“第一支箭”是增加民營企業的信貸，特別是小微企業的信貸。人民銀行今年以來增加了3000億元的再貸款、再貼現額度，基本上都是針對小微企業和民營企業，凡是中小銀行有客戶、還能貸出去，只是因為存款不夠或是存貸比太高，缺乏資金導致貸不出去的，人民銀行都以再貸款、再貼現的形式支持這些銀行。今年以來，普惠金融口徑小微企業的貸款增長要比一般貸款的速度高得多，並且融資成本開始下降，這點還會繼續做。

“第二支箭”是支持民營企業發債。民營企業債券融資支持工具，聽著這個工具名字挺長，實際上這就是給民營企業發債買一個保險。民營企業發債難因為商業銀行不願意買。商業銀行為什麼不願意買？因為民營企業違約了以後商業銀行不願意承擔這個風險。我們推出這個支持工具，就是一個保險，如果民營企業的債發生違約，有人賠你債券的本息，你放心買就是了。

發保險的機構專業且有雄厚的資本金，所以在買保險的情況下就可以買民營企業發的債，只要有人買了，民營企業的債就發出去了。這個保險是由投資者付費的，沒有加重民營企業的負擔。這樣就解決了債券發行不流標、有足夠的認購倍數的問題。只要民營企業的債能發出去，現金流就來了，銀行也不催他還款了，股市也可以稍微穩定一點。

目前，民企債券融資支持工具已經開始試點運作。前不久，浙江榮盛、紅獅集團、寧波富邦等三家民營企業，通過民企債券融資支持工具募集資金19億元。三隻債券認購倍數均超過2倍，遠高於今年以來民企發行債券1.24倍的平均認購倍數，而且發行利率均低於發行人今年已發行的同期限品種平均票面利率，有的較發行人今年發行的同期限品種平均利率低44個BP，信用風險緩釋憑證費率為0.4%至1.6%之間，試點取得了積極成效。

下一步，人民銀行將進一步擴大民企債券融資支持工具試點，目前已有30家民企正在抓緊準備債務融資工具的發行工作，另外人民銀行正在與證監會緊密協作，制定支持民營企業公司債券的具體方案。

“第三支箭”是研究設立民營企業股權融資支持工具。針對目前民營企業股權質押風險，相關部門正在多措並舉化解。同時，為穩定和促進民營企業股權融資，人民銀行正在推動由符合規定的私募基金管理人、證券公司、商業銀行金融資產投資公司等機構，發起設立民營企業股權融資支持工具，由人民銀行提供初始引導資金，帶動金融機構、社會資本共同參與，按照市場化、法治化原則，為出現資金困難的民營企業提供階段性的股權融資支持。

在這種安排下，希望大家堅定信心。面對著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面臨的實際困難，我們有“真金白銀”的政策措施幫他們解決。大的民企、中型的民企、上市公司的民企、非上市公司的民企，一直到小微企業，他們是創造就業的主力軍，所以我們一定要把他們的貸款落實好。人民銀行今年增加的3000億元再貸款、再貼現額度，是一個政策的引子，是“四兩撥千斤”的引導，還要依靠大銀行，要依靠股份制銀行，還要依靠中小金融機構一起給民營企業貸款。同時，在監管方面也會出臺相應的政策。在財政方面，對1000萬元以下的小微企業貸款免徵增值稅，政策也很到位。這些政策都是非常好的，但是我們一定要落實到位。如果財政、監管和人民銀行的貨幣政策都能支持小微企業和民營企業貸款，財政、銀行、監管部門、國家其他部門“幾家抬一下”把民營企業融資難的問題解決好，民營企業融資的環境和經營環境就會明顯得到改善。

易綱談到的中國金融開放舉措，有什麼樣的邏輯？

易綱（資料圖）

易綱宣佈的金融業對外開放核心內容：

一、3大原則：

（1）准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原則；

（2）金融業對外開放將與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和資本項目可兌換進程相互配合，共同推進；

（3）在開放的同時，要重視防範金融風險，要使金融監管能力與金融開放度相匹配。

二、12大具體措施

（1）六項預計上半年（到6月30日）落實的開放措施：

1、取消銀行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外資持股比例限制，內外資一視同仁，允許外國銀行在我國境內同時設立分行和子行。

2、將證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貨公司、人身險公司的外資持股比例上限放寬至51%，三年以後不再設限。

3、不再要求合資證券公司境內股東至少有一家證券公司。

4、為進一步完善內地和香港兩地股市互聯互通的機制，從今年5月1日起把互聯互通每日的額度擴大4倍，也就是說滬股通和港股通每日的額度從130億調整為520億人民幣，港股通每日額度從105億調整為420億人民幣。

5、允許符合條件的外國投資者來華經營保險代理業務和保險公租業務。

6、放開外資保險經紀公司經營的範圍，與中資機構一致。

（2）五項年底前落實的舉措

1、鼓勵在信託、金融租賃、汽車金融、貨幣經紀、消費金融等銀行業金融領域引入外資。

2、對商業銀行新發起設立的金融資產投資公司和理財公司的外資持股比例不設上限。

3、大幅度的擴大外資銀行的業務範圍。

4、不再對合資證券公司的業務範圍單獨設限，內外資一致。

5、全面取消外資保險公司設立前需開設兩年代表處的要求。

（3）互聯互通額度擴大4倍，滬倫通爭取年內開通

為進一步完善內地和香港兩地股市互聯互通的機制，從今年5月1日起把互聯互通的額度擴大4倍。

證監會今日發佈公告，5月1日起將滬股通及深股通每日額度分別調整為520億元，滬港通下的港股通及深港通下的港股通每日額度分別調整為420億元。

目前滬倫通準備工作進展順利，爭取2018年內開通滬倫通。

三、在目前審慎監管體系下，將對中外資一視同仁

在對外開放的過程中，歡迎外資金融機構在中國投資和運作，將平等地對待國內資本和外國資本。外資機構是否是強有力的競爭者，要看這些機構本身的公司金融、治理結構等情況。目前我們提高了持股比例限制，其實是為很多細分領域的開放提供了機會。雖然每個細分領域還有相應的法律法規，但現在我們的原則是清楚的，就是在目前審慎監管體系下，對中外資一視同仁。在幾年之後，我相信中國市場會更具競爭力，金融業的服務能力會進一步提高，會在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裡更好的服務實體經濟。我們的監管環境也會更好，金融安全程度也會加強。

四、貨幣政策的正常化和金融業開放對實體經濟有好處

貨幣政策的正常化和金融業開放對實體經濟肯定是有好處的。我們所有的措施設計的目的都是為了讓金融業更好的服務實體經濟。這些政策都有利於中國銀行業提升在國內的競爭力，也有利於中國銀行業走出去之後的國際競爭力。

五、人民銀行對虛擬貨幣一直比較謹慎，但中國在數字貨幣的研究上處於世界前列

虛擬貨幣對實體經濟的服務比較少，並且其中有一些投機行為，甚至還有一些洗錢行為，所以人民銀行對虛擬貨幣一直比較謹慎。但實際上，在目前全球對數字貨幣（digital currency）的研究中，中國是走在前列的。中國正對數字貨幣，區塊鏈技術以及金融科技進行研究，來探討如何以最好的形式服務實體經濟，並且要安全發展這些技術，來避免可能的負面影響。整體來說，我們對虛擬貨幣的監管是非常嚴格的，同時我們也在研究如何發揮數字貨幣的正能量，讓其更好的服務實體經濟。

六、大資管指導意見將出臺，意在減少監管套利

關於監管，目前我們的方向是一定要加強監管，但基本框架還是分業監管，各監管機構職責是清晰的。但從過去這些年的經驗來看，我們要特別關注跨市場、跨產品、跨機構的風險傳染。比如我們的大資管指導意見，目的就是要讓銀行、證券及保險的資產管理業務都要在同一個規則下競爭，儘量減少監管套利。

七、成立網聯主要是從支付系統的公平競爭和安全角度考慮

成立網聯主要是從支付系統的公平競爭和安全的角度考慮的。中國的第三方支付，包括手機支付及移動支付，是走在世界前列的。全世界都在說中國的手機支付非常方便。但在這個發展過程中確實發現了一些風險，如何在有效防範風險的同時鼓勵競爭、鼓勵創新，這是一個挺難解的題目，我們要做好平衡。我們的制度設計就是往這個方向努力的。

《2017·徑山報告》發佈會

可以看到，今天宣佈的金融業對外開放舉措，主要思路是按照內外資同等對待的原則，放寬對外資機構在持股比例、設立形式和業務範圍等方面的限制，並將在今年內一一落實。

此次金融進一步開放的原因是什麼？我國在金融開放領域還將有哪些作為？以開放促改革，未來金融業進一步開放還可能在哪些領域？CF40《2017·徑山報告》對此曾作出詳細闡釋。

（1）原因是什麼？

外資機構看重放開持股比例限制這個事情，在他們看來，中國市場十分重要，外資機構均表示它們必須進入並佔有部分中國的市場份額。同時，我國是國際上為數不多的在銀行、證券、保險各行業對外資均存在持股比例限制的國家，業務範圍和牌照發放的限制也制約了外資金融機構的發展。另外，在現在的情況下，即使放開持股比例，外資金融機構對內資也構不成實質性競爭威脅。

（2）還有哪些作為？

《2017·徑山報告》提出，總體來看，短期內，我國可按照內外資同等對待的原則，儘快放寬對外資機構在持股比例、設立形式和業務範圍等方面的限制；在託管模式、承銷資格等方面，重新審視和調整對境外投資者不友好的標準和要求；在會計和審計要求上，應儘可能與國際接軌，為境外投資者提供便利。中長期，應注重市場培育和產品創新，打造開放、包容、與國際接軌的金融市場，營造公平、透明、可預期的營商環境和法制環境。同時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有序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

（3）哪些領域會進一步開放？

1）增加匯率的靈活性，更多地讓市場因素決定匯率水平；2）在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建立跨境資本流動的管理框架，並穩健地加快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3）進一步落實准入前國民待遇，放鬆外資機構持股比例限制；4）尊重國際規則和管理，更高水平的開放；5）尊重國際規則和管理，更高水平的開放；6）構建對外投融資框架；7）完善審慎監管框架。

本文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中國人民銀行官網、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微信公號、《中國金融開放的下半場》

從海歸教授到央行新掌門，易綱的新徵程和新使命

2018年3月9日，易綱出席全國人大記者招待會。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40年前，他是北京大學經濟系的大一新生；24年前，作為海歸教授，他和林毅夫等聯手創辦了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21年前，他“學而優則仕”，加入中國人民銀行，如今，60歲的他成為中國央行新掌門。他，就是易綱。

從某種意義上說，選擇已經在央行工作多年的易綱來接替周小川，說明當局希望維持貨幣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同時也是對周小川推進利率、匯率市場化改革的肯定。

“他（易綱）輔佐周小川行長15年，連續性是挺好的。在一個機構中呆久了，耳濡目染，對機構的文化、機構的使命理解得更為深刻。他會同化別人，別人也會把他同化。”華融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曾長期供職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部門的伍戈對界面新聞表示。

“他原來也長期做研究，有深厚的理論積累，到工作中，與實踐相結合，比較有方向感、前瞻性。”前國家外匯管理局國際收支司司長管濤在對界面新聞談起他的老領導時如此表示。

“而且易行長的外語好，國際上人脈比較廣泛，現在中國在國際事務交往中的角色越來越重要，有易行長這樣一個人來作為中央銀行的行長，更加有助於中國開展金融外交。”管濤說。

從北大學子到北大教授

1980年，22歲的易綱被北京大學選派到美國留學，先後在哈姆林大學和伊利諾伊大學學習，並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1986年被美國印第安那大學聘為副教授，並於1992年獲得該校終身教職。

後來易綱在談及這段海外留學的經歷時透露，剛到美國時兜裡只揣著2美元，吃飯和零花錢必須得自己打工。“當時出國只讓換兩美元的外幣。我去了之後，每個星期在學校食堂洗三次碗，每次洗三個鐘頭，開洗碗機流水線，我是流水線的一員，可以掙一些零花錢。”2012年易綱在做客中國金融博物館讀書會時稱。

他說，“我一當助理教授之後，稅前一個月是幾千美金，我媽媽是一個小學校長，管幾十個老師，幾百個孩子，很多個班級。那時候我媽媽一個月只掙99塊人民幣。而我20多歲，一個月掙幾千美元，只有兩天有課。我就在思考，這個差距怎麼那麼大？我後來搞經濟研究和貨幣政策，實際上跟我的經歷，以及這個反差是分不開的。”

1990年，易綱發表了《Inflation and price instability: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通脹和價格波動：中國實證研究），文中運用1953年-1988年的數據研究中國的通貨膨脹和價格波動的關係。此後，他寫了多篇文章研究中國的貨幣需求問題，將貨幣化和通脹預期加入貨幣需求函數，解釋了改革開放初期為什麼貨幣超發嚴重但卻並沒有明顯的通脹。

1994年，易綱回國在母校北京大學任教。同年8月初，易綱和林毅夫、海聞等“海龜”發起組建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1987年從美國留學回來的林毅夫出任主任，海聞、易綱出任副主任。

學而優則仕

他回國的那年，中國正面臨的嚴峻通貨膨脹。1994年，中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較前一年上漲了24.1%。易綱當時認為，貨幣擴張主要來自於外匯儲備增長過快。

在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工作的那幾年裡，易綱調研了人民銀行一級分行、二級分行在宏觀調控中的作用，對中國金融資產結構進行了全面分析，討論了發展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的關係和策略。他認為，在現有的條件下搞國營企業的債務重組，很難將債務重組做成“最後的晚餐”。

可能是因為其對相關宏觀問題的專業研究引發了決策當局的注意，1997年易綱被調任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副秘書長，從研究轉入仕途。此後，他先後出任過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秘書長、貨幣政策司副司長、司長、央行行長助理，直到2007年12月升任央行副行長，開始主管貨幣政策。2009年至2015年，易綱曾兼任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

此外，2014年4月起，易綱還擔任中共中央財經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下設的中財辦，是為最高領導層提供經濟方案的部門，屬正部級機構。

管濤在談到易綱時，除了肯定他學識淵博、外語出色，還提到了他比較講究頂層設計。“我印象非常深的，他來了以後，跟我們說日常工作不能夠零打碎敲，要有一個頂層設計，每個部門工作要有一個目標，定一個時間表路線圖，你的工作就按照這個時間表、路線圖往前推進。一方面，可以少走彎路，因為零打碎敲你可能就不知道你的方向是什麼了。另一方面在實踐的過程中也可以調整工作的方向和路線。”

8·11匯改的功過是非

易綱是外管局成立以來擔任局長時間最長的一位。管濤回憶說，易綱在擔任外管局局長期間，大部分的時間主要是在應對資本流入的壓力。他在推動貿易投資的便利化方面採取了很多措施，特別是在貨物貿易與管理改革方面有很大的動作。

“原來我們對貨物貿易管理採取核銷制度，要求貨物和資金流一一對應，這樣和實際企業生產經營活動是不一定完全匹配的，增加了企業的很多不便。他來了以後，指導相關業務司研究貨物貿易的改革方案，從逐筆核銷，轉為總量核查，這樣的話，就把核銷的手續大大簡便。這在前些年受到了各地的普遍好評。”管濤說。

在外界看來，易綱在掌管中國鉅額外匯儲備的六年裡，令人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8·11匯改”和人民幣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籃子這兩件事。

長期以來，中國到底需要多少外匯儲備，人民幣匯率多少是合適的，一直是學術界爭議的話題。早在1997年，易綱在《人民幣匯率的決定因素及走勢分析》一文中就提出外匯儲備過快增長的應對建議：適當增加進口、藏匯於民、利率市場化和開放資本賬戶，但這之後近20年的時間裡，中國外匯儲備依然在快速地上升。1994年底時，中國外匯儲備是516.2億美元，到了2009年，易綱擔任外管局局長時，外匯儲備將近2萬億美元，而在他的任內，外匯儲備一度接近4萬億美元。

2015年8月11日，中國央行宣佈人民幣中間價一次性貶值2%，並調整中間價形成機制，即做市商參考上日銀行間外匯市場收盤匯率，向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提供中間價報價。同時，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計算人民幣多邊匯率指數的變化，維護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客觀地說，8·11匯改是人民幣匯率朝市場化形成機制邁出的關鍵一步。在此之前，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一直進行得很慢。但令市場不解的是，當時並不是一個改革的好時機，一方面股災剛過，另一方面，當時中國經濟處於低迷期，不得不實行寬鬆的貨幣政策，以穩定經濟增長，但這些政策和穩定匯率相沖突。

兩天後，央行舉行匯改吹風會，易綱在會上作出堅定的表態，“一個僵化的、固定的匯率是不適合中國國情的，也是不可持續的。”對於傳言，“所謂人民幣要貶值10%，要刺激出口，還說這是官方意圖，完全是無稽之談。”他反覆強調，“要相信市場，要尊重市場，甚至要敬畏市場，要順應市場。”

但市場還是朝著貶值預期不斷強化，到2016年底人民幣匯率一度接近破7。央行不得不動用鉅額外匯儲備來維護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中國外匯儲備跌去近1萬億美元，直接讓央行成為“被爭議”的對象。

對此，易綱在2017年3月的全國人大記者招待會上解釋道：“使用外匯儲備和維護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的整個過程，是利大於弊，對中國和對國際社會都有好處。有的朋友問過我，說外匯儲備是不是動用了就什麼都沒有了。我在這兒跟朋友解釋一下，我們賣出美元都收回了等價人民幣，不是說外匯儲備都打水漂了，這是一個等價交換的過程。”

易綱還強調，這個過程中是遵照市場規律的。“因為人民幣匯率保持彈性，使得市場的信號得以發揮，而且匯率的彈性，也是我們維護國際收支基本平衡的一個穩定器和調節器。在這個過程中，市場信號得以體現。”

值得一提的是，8·11匯改後不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主席拉加德宣佈將人民幣納入IMF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決議於2016年10月1日起生效。儘管如此，人民幣離名副其實的國際貨幣第一梯隊還有相當的距離。

“相比真正一流的儲備貨幣和成熟有效的市場，人民幣和國內金融市場還有很大的差距。在進一步促進人民幣國際化，提升人民幣影響力的問題上，要特別的‘心平氣和’。”易綱在去年底“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舉辦的活動上談到人民幣加入SDR時表示。他說，人民幣加入SDR之路也是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之路，需要貿易投資、金融業對外開放，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和減少外匯管制、穩步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三駕馬車”協同推進，缺一不可。

舊人的新挑戰

2002年周小川接手央行時，中國經濟居世界第五位，國內銀行業不良貸款高築，部分外國學者甚至給中國的國有大行冠以“技術性破產”的帽子。現在，中國經濟位居世界第二，全球十大銀行中，中國的銀行佔據近半壁江山。

15年裡，中國金融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翻了近一番。這期間，中國人民銀行統籌推進了國有銀行改革、人民幣匯率改革、應對次貸危機、人民幣走出去等重大議題，從一個並不十分起眼的正部級單位，一躍成為推進經濟增長、引導經濟轉型的中樞機構之一。

金融業高速增長的同時，風險也在不斷積累。地方政府（包括融資平臺）和國營企業的大量債務存在潛在違約的可能，居民負債比率在房地產市場火爆的帶動下一路飆升，非標準化金融產品、銀行表外擴張、跨資產種類套利等渠道加槓桿屢禁不止，使得金融監管和風險防範變得棘手。

這是易綱和他的團隊將面臨的巨大挑戰，也是中國經濟週期性風險所在。

易綱在《中國金融》2018年第3期發表的文章《貨幣政策回顧和展望》中提出，“相對慢一點的貨幣信貸增速仍可以支持經濟實現平穩較快增長 ”、“對M2增速變化不必過於關注。”

他指出，從國際上看，來自外部的不確定變化也可能向國內經濟金融領域傳導，全球經濟復甦和大宗商品價格回暖還可能給國內物價形成一些壓力。從國內看，經濟中仍存在一些問題和隱患，內生增長動力仍待強化，結構調整任重道遠，債務和槓桿水平還處在高位，資產泡沫“堰塞湖”的警報尚不能完全解除，金融亂象仍然存在，金融監管構架還有待進一步完善。

他表示，人民銀行將按照穩健中性貨幣政策的要求做好總量調控，根據調控需要和流動性形勢變化，綜合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進一步增強流動性管理的靈活性和有效性，保持銀行體系流動性合理穩定，促進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營造適宜的流動性環境。

同時，將進一步完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探索將影子銀行、房地產金融、互聯網金融等納入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將同業存單、綠色信貸業績考核納入MPA考核，優化跨境資本流動宏觀審慎政策，對資本流動進行逆週期調節。

在金融改革方面，易綱表示，將按照“放得開、形得成、調得了”的基本要求，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繼續深化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完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加大市場決定匯率的力度，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全球貨幣體系中的穩定地位。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將成為常態。

根據新一輪機構改革方案，銀監會和保監會將合併成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同時將銀監會、保監會擬訂銀行業、保險業重要法律法規草案和審慎監管基本制度的職責將劃入中國人民銀行。這意味著中國央行在宏觀審慎管理方面被賦予更大的責任，如何完善金融綜合監管也將是對易綱的新挑戰。周小川在今年兩會期間的記者發佈會上也坦言：“這裡的工作其中有一條也是人民銀行要牽頭，增強各個金融機構特別是監管機構之間的協調，提高協調的效率。”

回望易綱的經典觀點

怎樣強調質量也不過分

眼下在中國，“高質量發展”是一個熱門詞。但早在20年前，易綱就提出來這一概念。“對於中國經濟增長，怎樣強調質量也不過分。”他在1998年發表的論文《中國經濟增長應該強調質量》一文中說。

“財政政策也好，貨幣政策也好，如果所做的只是為了增長，就需要對增長作一個徹底的討論，就需要對發展中國家必須要有一個低效的高速度之類的觀點進行嚴格的檢驗”。易綱寫道。

“有些人認為我們是發展中國家，應該追求速度，不必追求質量和效率，並且認為經濟發展必須要維持高速度，這種看法站不住腳。不妨舉出一個反面例子，法國巴黎最好的房子有許多是拿破崙時期建的，距今200多年。為什麼200年前的法國能注重質量，而我們到現在還不能談質量和效率呢? ”

違背市場規律必然要付出代價

2016年7月，易綱在《次貸危機的經驗教訓》一文中寫道，次貸危機威脅到金融安全，從危機中能夠學到的東西很多，主要有五個方面：

一是，宏觀經濟政策，特別是貨幣政策必須要正確和穩健，這對整個金融的穩定至關重要。

二是，沒有“免費的午餐”，違背市場規律必然要付出代價。“如果用一種金融創新使不符合標準的人得到貸款，好像解決了問題，實際上造成了更大的金融風險，代價非常昂貴。金融業必須按市場規律辦事。”

三是，由於信息不對稱，市場過度相信評級公司。四是，風險暴露以後，產生了巨大的不確定性，很多人沒有估計到次貸危機會有這麼大的衝擊力。第五，貨帀當局的穩定措施不斷地在防止危機和道德風險兩方面權衡非常困難。

要害問題不是老百姓不想幹而是政府不讓幹

2000年，易綱在《財經界》雜誌刊登《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兩大盲區》一文指出，一個盲區是對資源及環境保護的漠視，另一個是政府不合理的干預和管制。

“中國目前的條條框框實在太多，嚴重抑制了競爭與創新，從而影響民間投資與消費的熱情。以金融業為例，中國的金融管制可謂鐵板一塊，各大銀行全捏在政府手裡。金融管制的結果，一方面使得資金配置效率低下，有活力的非國有企業得不到足夠的資金支持，缺少活力的國有企業卻能輕易獲得大量貸款。為什麼國有企業改革約束總也硬不起來，為什麼10多年未賺過錢也不屬於什麼國計民生的國有企業還能繼續生存? 原因再簡單不過，就是因為政府這些年一直通過金融資本市場來為其輸血打氣。”

“因此，在中國，要害問題其實不是老百姓不想幹，而是政府不讓幹；民間投資不景氣，不是沒得幹，而是沒法幹。周其仁教授曾經指出，中國官員的思維是愛‘管制’ 愛‘規範’ ， 一來二去， 不將一個興旺的產業規範得氣息奄奄不算完。”

“三元悖論”的理論也可以靈活運用

每當談及人民幣匯率，不少學者就會提到“三元悖論”或“不可能三角”。其含義是：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匯率的穩定性，資本的完全流動性不能同時實現，最多隻能同時滿足兩個目標，而放棄另外一個目標。

2016年4月，易綱和前任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在布魯金斯學會的一場論壇上同臺亮相。在臺上，伯南克說，中國央行很清楚，人民幣大幅貶值不是理想的，也不太可能出現。他表示並不認為限制資本自由流動就是理想的舉措。“中國需要加強對資金的吸引力，例如近期中國加速開放債市就是吸引更多資金的好辦法。”

易綱對此表示，“三元悖論”的理論也可以靈活運用，“即中國可以在三角的每一條邊上都取其一部分，並結合三者，總體加起來仍等於二。而我的工作就是對其做一個最優結合。”具體來說，在貨幣政策方面，中國作為一個大國需要有一定獨立的貨幣政策來決定利率水平；此外，中國資本賬戶在較大程度上是可自由兌換的，只是在非常時期存在一定管理；同時，中國近年來也並不是實行完全固定匯率。

我最喜歡的職業是當老師

2008年，南方週末發表了一篇介紹易綱的文章。其中提到，易綱曾對他的學生說：“我最喜歡的職業是當老師，因為這可以普及經濟學，教大家知道自己的尊嚴在哪裡，什麼是老百姓的權利，什麼又是國家的權利。”

在文章中，南方週末記者提到曾在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課堂上，聽過易綱的講課。在談及政府行為的時候，他回憶了一樁往事：1976年，時年18歲的易綱在北京順義縣插隊，當地每年都由政府來計劃種多少畝小麥、玉米、黃豆、豌豆。農民們發現種豆類比種玉米的產量更高，於是，他們私下裡調整，多種了10畝豆苗。兩個星期後，豆苗長到2寸高了，但是主管的領導也發現了這一違規現象，他們親自來開現場會，豆苗被拔了，可農時也被耽誤了，全年的生產泡湯了。“這是典型的政府決定。”易綱最後評價道。

解決國民素質低要先清楚定義私人產權

2015年4月，易綱在“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舉辦的“悅讀會”上介紹他的《中國金融改革思考錄》一書時說，“我一直特別關心中國的環保問題，比如大城市的堵車、電子垃圾、辦公和居住用房的浪費、國土荒漠化等。關於國民素質，我也提到我國國民素質在以下幾方面亟待提高：缺乏公共意識、做事不認真、缺乏風險意識。”

“要如何培養公共意識？首先要有私人空間，要分清楚私人空間、公共場合，才能逐步樹立起公共意識。假如一個地方、一個國度、一個島嶼從來就沒有私人空間，或其私人空間被完全剝奪，要同當地人講公共意識確實比較困難。所以要解決國民素質低的問題，需要首先清楚地定義私人產權，並且逐步改善法治環境。”

新掌門易綱：改革中的央行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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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年前，他是知青隊長，看到被全部拔起的豆苗後，他在困惑中開始思考計劃經濟弊端和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定位。

24年前，他放棄美國優渥生活和已取得的學術地位，毅然回國，與林毅夫、張維迎、海聞、張帆、餘明德等在未名湖畔創立“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探索中國經濟的前進方向。

21年前，他由學入仕，出任央行貨幣委員會副秘書長，由此開啟了長達20餘年的央行之路，成為央行這20年來宏觀調控政策變遷和金融改革的參與者和推動者。

3月19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提名易綱為中國人民銀行行長人選，這一任命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獲得通過，60歲的易綱接替周小川，成為中國人民銀行新一任行長。

然而，接掌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央行行長職位的易綱，壓力只增不減，作為這個超級央行的掌門人，他的一言一行都將受到市場和輿論的格外關注。在當前金融體系架構下，每個人都在問：他將做些什麼？易綱執掌下的央行又會有什麼不同？

書卷氣的官員

易綱 簡歷

易綱, 男, 1958年出生，經濟學博士

1978年至1980年，在北京大學經濟系學習

1980年至1986年，分別在美國哈姆林大學工商管理專業、伊利諾大學經濟學專業學習，獲經濟學博士學位

1986年至1994年，在美國印第安那大學經濟系先後擔任助教、副教授，

1992年獲終身教職

1994年回國，與林毅夫等發起組建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任教授、副主任、博士生導師

1997年至2002年，任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副秘書長

2002年至2003年，任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秘書長（正司局級）兼貨幣政策司副司長

2003年，任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司司長

2004年7月，任中國人民銀行黨委委員、行長助理（期間：2006年9月－2007年10月兼任中國人民銀行營業管理部黨委書記、主任、國家外匯管理局北京外匯管理部主任）

2007年12月，任中國人民銀行黨委委員、副行長

2009年7月，任中國人民銀行黨委委員、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黨組書記

2015年12月，任中國人民銀行黨委委員、副行長

2016年3月，任中國人民銀行黨委副書記、副行長

在眾多金融人士眼中裡，易綱是一位工作狂，也是一位學者型官員，理論知識紮實但絕不迂腐，可以很好的將經濟學理論和中國實踐結合。

“他常常早上八點十分就召集開會，加班更是家常便飯，我們都說當他秘書是行裡最辛苦的工作。”一位長期和易綱共事的央行官員說，“他平常衣著十分樸實，有時候褲子磨毛了也不知道。他敢說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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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易綱離開參與創辦的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出任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副秘書長。此時恰逢亞洲金融危機，加上國企改革等因素影響下，已高速增長20年的中國經濟由過熱轉變為緊縮。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還能維持多久，下一個增長點在哪裡？是徘徊在每一個人心中的疑問。

此時剛加入央行的易綱，已預警通貨緊縮，並提出政府應擴大財政支出增加總需求，適當增加貨幣供給，優化利率結構。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採訪的多位金融研究人士稱，此舉受到廣泛贊同，奠定了他從學者轉變為宏觀調控決策者的基礎。

2003年，易綱升任貨幣政策司司長，當時正值2003、2004年這一輪防止貸款過多、投資過熱、投資率過高的關鍵時刻，央行對此採取了擴大貸款利率浮動區間、提高再貸款浮動利率、上調存款準備金、上調貸款基準利率等流動性管理舉措，而這些政策又為2005年中國宣佈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打下了基礎。

可以看出，此時央行希望藉助這些間接調控的方式來實現貨幣政策目標。但到了2007年，據媒體報道，中國央行發文要求各商業銀行按季度上報明年新增貸款目標，通過行政手段對信貸進行直接調控。

面對通貨膨脹壓力和投資過熱，這是必然也是無奈。但縱觀易綱近20年來的言論，可以發現他一直強調的是漸進式推進匯率、利率市場化改革和金融開放。

易綱曾經說過，他最喜歡的職業是老師，因為這可以普及經濟學。但相比於課堂上的老師，易綱的幸運與挑戰又在於：作為一個學者，他進入了監管機構的核心，能夠全程參與中國金融監管體制改革，並將自己畢生所學、所思、所想反映到行動中，用經濟學的思維去影響監管部門決策乃至經濟發展方向，並從中發現了自己畢生的使命。

世界視野下的中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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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金融領域人士分析，易綱學者型的處事風格與其經歷關聯頗深。

1978年，20歲的易綱結束了他為期一年的知青生涯，考上北京大學經濟系，成為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大學生。據易綱此後回憶，一年知青生涯給他最大的感悟就是：他親眼看到了計劃經濟的弊端，並從中開始思考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定位，這些經歷也影響他日後從事經濟制度和貨幣政策的研究。

北大三年級時，易綱被選派出國留學，此後分別在美國哈姆林大學工商管理專業、伊利諾大學經濟學專業學習，獲經濟學博士學位。1992年，易綱獲得印第安納大學經濟系終身教職，這在美國學術界可是個金飯碗。至此，34歲的易綱已然實現“前有房、後有院，老婆孩子熱炕頭”的“美國夢”。

但與大多數早期留學生不同，易綱即使是在美國學習工作期間，研究的核心都是中國經濟問題。歸國的心，或許早在出國的那一刻就已定下。

1990年，易綱的第一篇獨立署名的文章“Inflation and price instability: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發表，文章研究中國的通貨膨脹和價格波動的關係。此後，他又系統性的研究了中國貨幣化理論模型、貨幣供給機制和貨幣與通貨膨脹關係等，這也為後來他進入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奠定了基礎。

回國的契機很快就到了。1993年，易綱、林毅夫和張維迎分別從美國、北京和英國來到海南，參與“中國向市場經濟轉變國際研討會”，在那場研討會上，他們三人決定創辦一個獨立於政府，專門吸收歸國學者進行研究和教學的機構，這個機構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

在北大從教期間，除貨幣政策和通貨膨脹外，易綱還重點關注中國金融改革、央行宏觀調控和國企債務重組等問題，並對中國金融資產結構進行全面分析。此外，在研究中國金融體制改革過程中，易綱還對中國臺灣地區的經濟改革經驗，日本、德國、美國等的銀行管理體制做過比較。

此外，易綱還對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社會保障制度、農村金融乃至環境問題都十分關注。

1998年，他在撰寫的《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效率和可持續性》中進一步指出，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只能在短期內調整經濟波動，而從中長期來看，則必須通過深化改革、調整經濟結構，來保障中國經濟高效可持續地增長。

從研究領域和從政經歷來看，無論是宏觀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還是微觀的銀行業、國企改革，易綱皆有涉獵。美聯儲高級經濟學家王健就曾給予易綱極高的評價，認為他是中國最好的經濟學家和金融學家，具有國際視野，又深刻了解中國實情。

這或許也是他獲得任命的原因之一，要解決當今中國複雜問題，既需要世界視野，也需要基於中國本土的思考。而有著14年海外求學經歷和21年中國央行工作經驗的易綱，無疑是這個位置的不錯人選。

匯改風雲：從思考到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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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易綱在央行的職務得到實質性上升，接替胡曉煉成為外匯管理局局長，執掌改革開放30年累積下來的近兩萬億外匯儲備，也從這裡開始，易綱更為系統的將自己經濟學思想轉變為現實操作。

此時中國的金融改革正進入深水期。一方面世界經濟還沒有完全走出2008年金融危機的陰影，市場需求疲軟、美國等西方國家開始實行量化寬鬆政策；另一方面，中國同樣受到金融危機影響，出口放緩，政府開始實施4萬億計劃等刺激政策。

在這樣的情況下，一直在討論的匯率市場化和資本項目開放到底要不要推進，要如何保障中國外匯儲備安全，並通過貨幣政策和外匯政策幫助經濟恢復增長？

針對這些嚴峻挑戰，易綱開始了大刀闊斧的改革。

在易綱上任之初，就針對外匯管理簡政放權提出五個轉變：

• 從重審批轉變為重監測分析，

• 從重事前監管轉變為強調事後管理，

• 從重行為管理轉變為更加強調主體管理，

• 從“有罪假設”轉變到“無罪假設”，

• 從“正面清單”轉變到“負面清單”，大幅度削減行政審批項目，提高市場主體外匯資源配置效率。

在金融市場方面，易綱更是一個堅定的改革者，一直提倡中國應大力推進外匯儲備的多元化投資、匯率市場化改革和金融開放，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實現匯率雙向波動。在此基礎上，再謹慎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並逐步推動部分資本項目可兌換改革，實現人民幣國際化。

其中最突出的一項改革是，易綱在任內推動了811匯改。2015年8月11日，中國央行宣佈調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報價機制，使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機制進一步市場化，擴大匯率波動區間。匯改當日，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一次性就貶值近2%。

但有觀點認為，2015年8月並非一個匯改的好時機。一方面當時國內市場還沒有從當時的股災中恢復，經濟低迷、外貿形勢嚴峻；另一方面為促進經濟增長，央行實行較為寬鬆的貨幣政策，但寬鬆的貨幣政策又與穩定的匯率期望有所衝突。

到2016年底人民幣匯率一度接近破7，中國的外匯儲備也從巔峰時期的4萬億美元下降到3萬億美元左右，降幅達25%。

除此之外，易綱還積極推動資本項目開放，滬港通、深港通、債券通相繼開放，中國金融市場開放程度大大提升。

匯改功過是非當下難有定論，但隨著中國經濟地位的發展、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化改革和資本項目逐步開放，2015年12月1日，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正式宣佈，人民幣將於2016年10月1日加入SDR(特別提款權）。

但與此同時，不可能三角也在發揮它的作用，其含義是：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匯率的穩定性，資本的完全流動性不能同時實現，最多隻能同時滿足兩個目標，而放棄另外一個目標。

前任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對此表示：“中國央行很清楚，人民幣大幅貶值不是理想的，也不太可能出現。同時，他也並不認為限制資本自由流動就是理想的舉措。因為中國需要加強對資金的吸引力，如近期中國就在加速開放債市等。

易綱對此的回應則是：三元悖論理論也可以靈活運用，即中國可以在三角的每一條邊上都取其一部分，並結合三者，總體加起來仍等於二。“我的工作就是對其做一個最優結合。”

811匯改兩年後，中國外匯儲備和人民幣匯率結束下行通道，並一路升至6.3左右，和匯改前水平已相差不遠。2018年，易綱在《中國金融》上發文表示：人民銀行將實施好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穩妥推進各項金融改革，探索和完善利率走廊機制，增強利率調控能力，加大市場決定匯率的力度，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

央行的未來

當下，各界最想知道的是，易綱執掌下的央行又將何去何從？

不可否認，當今中國金融體系正面臨著多重矛盾：

• 一是去槓桿和穩增長的矛盾；

• 二是去通道業務和緩解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矛盾；

• 三是金融開放、創新和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矛盾。

“在這樣情形複雜、改革任務艱鉅的背景下，讓易綱來主掌央行，除他本身對央行工作有深入瞭解外，也表明他關於金融改革的一些觀點受到認可。”一位曾在央行工作的人士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比央行行長人選先落地的是金融監管體制改革。根據此次兩會期間正式公佈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銀監會與保監會合並，並將其擬定銀行業、保險業重要法律法規草案和審慎監管基本制度的職責劃入央行，我國“一委一行兩會+地方金融監管局”的中國新金融監管框架形成，央行未來作用與地位將更加凸顯。

但與央行地位凸顯形成對比的是，新一任掌門人易綱的履歷相比周小川不算豐富:長期任職央行，2014年起兼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沒有商業銀行也沒有地方從政經驗，這也引發了市場的一些疑問。

多位曾與易綱共事者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強調，雖然易綱履歷相對單一，但改革的力度絕不會因此而降低。

此外，去年成立的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辦公室也設立在央行，該機構將統籌金融改革發展和監管、協調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產業政策等，增強監管協調的權威性和有效性。

雖然周小川去年曾表示，金穩委未來重點關注的四大問題是影子銀行、資產管理、互聯網金融和金融控股集團，但在當前金融體系監管架構下，未來金穩委和央行又該如何分工與協作？

“未來央行將加強探索宏觀審慎管理和貨幣政策雙支柱監管框架構建，這兩點都是易綱的強項，未來央行的研究任務將會增多。”上述央行官員表示，“另一方面，作為國務院下屬部級機構，央行更多是提供可行建議。”

但不管監管體制或監管政策如何變化，不變的是易綱對市場的認可。

2015年4月，易綱在“CF40•孫冶方悅讀會”上，向全場觀眾提出了一個令人深思的問題: 你是否相信市場？在關鍵的時候你是否相信市場？在經濟過熱的時候是否相信市場？在經濟下滑、通貨緊縮的時候，是否相信市場？你相信市場能調整結構，還是相信調結構一定要通過行政指令進行調整？

“每到經濟困難的關鍵時刻，對市場機制的信任就容易產生動搖，然後就會發現很多政策前後不一致。但堅持市場經濟，恰恰是中國改革能夠成功的原因。”易綱說。

對於易綱來說，2018年的貨幣政策調控將面臨什麼挑戰？政策思路如何？

我們一起來看看，他有著怎樣的看法。

1、關於貨幣政策

易綱：2018年既有機遇，也有挑戰

今年年初，易綱在《中國金融》雜誌上撰文《易綱：貨幣政策回顧與展望》，表示：展望2018年，既有機遇也有挑戰。

從國際上看，全球經濟復甦態勢仍可能延續，主要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將進一步趨向正常化，美聯儲的進一步加息動作為各界所關注，全球利率中樞可能會有所上行。

美國減稅措施和外貿政策仍會給全球經濟格局帶來一定不確定性。地緣政治風險有可能多發頻發，對國際金融市場的衝擊不容忽視。在全球經濟復甦背景下外需回暖，對國內經濟具有一定的支撐作用。但來自外部的不確定變化也可能向國內經濟金融領域傳導，全球經濟復甦和大宗商品價格回暖還可能給國內物價形成一些壓力。主要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取向變化也會對我們的政策空間形成一定擠壓，增大貨幣政策操作的難度。

從國內看，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簡政放權和創新驅動戰略不斷深化實施，中國經濟運行的穩定性、協調性進一步增強，質量效益提高。當前消費和外需總體平穩，製造業產能出清、行業集中度提升和企業利潤改善較為明顯，已經能夠看到我國經濟增長質量提高、經濟結構優化的趨勢，預計2018年中國經濟仍有望保持平穩增長。

但也要看到，經濟中仍存在一些問題和隱患，內生增長動力仍待強化，結構調整任重道遠，債務和槓桿水平還處在高位，資產泡沫“堰塞湖”的警報尚不能完全解除，金融亂象仍然存在，金融監管構架還有待進一步完善。面對複雜的內外部環境，我們既要堅定理想信念、不畏艱難險阻，也要心存風險意識、時刻保持警惕。

面對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易綱對於今年的貨幣政策取向提出了四點：

• 一是保持貨幣政策的穩健中性，管住貨幣供給總閘門，保持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

• 二是健全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將進一步完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探索將影子銀行、房地產金融、互聯網金融等納入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將同業存單、綠色信貸業績考核納入MPA考核，優化跨境資本流動宏觀審慎政策，對資本流動進行逆週期調節。

  
  

• 三是適當發揮貨幣信貸政策的結構引導作用，進一步優化信貸結構。

  
  

• 四是繼續穩妥推進各項金融改革，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易綱：貨幣政策鬆緊適度主要針對實體

政府工作報告9年來首次未設M2增長目標，引發市場廣泛關注。3月9日上午10時的記者會上，易綱對此進行回應。

易綱稱，這是一個新變化。長期以來M2來作為一個主要指標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也很重要的作用。但我們也要看到一些新變化，市場深化和金融創新使得像M2這樣的指標跟經濟的走勢的相關性變得比較模糊，有的時候預測性也變得比較不確定。全世界都有這種現象，這幾年商業銀行貸款以外的科目對M2的影響也比較大，各國都面臨這種情況，所以現在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淡化M2或把M2作為一個預測目標。

“這種相關性下降是一個規律性的事，重新定義M2，改變M2的口徑也不能夠完全解決問題。所以針對這種新的問題和新的情況，針對新時代的高質量發展的要求，我們要更注意盤活存量，更注意優化貨幣信貸存量的結構。”易綱稱。

此外，政府工作報告對於貨幣政策相關表述也出現微調，具體為“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中性，要鬆緊適度”。

易綱稱，貨幣政策松還是緊可以從幾個維度觀察：

• 一是信貸支持實體經濟，包括支持小微企業，支持“三農”，支持薄弱環節；

  
  

• 二是支持創新領域，看創新的領域能不能夠及時得到貨幣、信貸、股市，還有其他各種融資方式的支持，中國經濟目前有很多創新亮點。同時還有防範金融風險、金融改革。

他說，鬆緊適度主要是對實體經濟而言，看實體經濟能不能夠得到各個方面有效的支持。能不能夠創造一個防風險並且能夠平穩推進金融改革的外部環境，為我們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提供一箇中性適度的貨幣金融環境。

從流動性角度來講，也要鬆緊適度、基本穩定。“我們看流動性方面，主要是看市場利率是不是平穩，整個的超額準備金水平是不是合適，各方面的指標是不是在合理的範圍內，這就是我們對“鬆緊適度”的考量。”易綱稱。

2、關於人民幣國際化

易綱：人民幣國際化是水到渠成、

瓜熟蒂落的過程

中國已經是全球第一大出口國和第二大進口國，但人民幣的地位與貿易地位並不完全一致。

2017年末，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近期在海外地區曾看到，在銀行網點外匯牌價上有二十多種貨幣，但沒有人民幣的身影。

對此，易綱表示，要心平氣和看待這一現象，人民幣國際化的過程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過程。

易綱表示，在人民銀行的工作中，沒有特別急切地去推進。只是想創造一個公平的環境，使得人民幣和其他的儲備貨幣、也包括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貨幣一起有公平競爭的機會。在這樣的機會下，企業和金融機會會逐步認識到使用人民幣的好處和便利程度在加大，使得人民幣成為市場的選擇。

貨幣當局或央行可能通過一定的行政手段和舉措提升使用率。但“人民幣最終國際化的過程一定是市場化的過程。”易綱說，只有這樣才能走的更遠，才能真正造福於中國人民和使用人民幣的各國人民和企業。

對於市場關注的人民幣資本項下可兌換情況，易綱解釋，中國在多個官方文件中都有逐步推進資本項下人民幣可兌換的目標，但是並沒有設立時間表。

易綱表示，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變化都在點滴之中。“IMF把資本項目劃分為7大類40個小項，很多向上我們都是可兌換的，嚴格限制的只有幾項。”仔細研究發達國家貨幣以及儲備貨幣，其資本項目可兌換也都是相對的，沒有特別絕對的。實際上可兌換也都會對反洗錢、反恐融資、反避稅天堂的相關規定。但這些規定對於普通人的資金使用影響不大。因此要對資本項下可對話有比較全面的理解。

3、易綱：人民幣闖關SDR後續解讀

背景介紹：

2014年下半年，中國人民銀行正式啟動人民幣加入SDR（特別提款權）的相關研究論證工作。2016年10月1日，人民幣正式納入SDR籃子。

人民幣入籃，對中國有什麼意義？對我們來說有什麼影響？

易綱表示，儘管表面上看人民幣加入SDR並不影響我們的生活，但是從歷史和宏觀角度看，這既是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之路，也是中國經濟改革開放治理，對於中國以共享包容的心態越來越深入介入國際經濟金融治理都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比如，儲備貨幣在外界看來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做後盾，有助於提升對該國經濟體系的信心，降低危機爆發的概率。此外，儲備貨幣發行國受其他國家政策溢出的程度比非儲備貨幣發行國小得多，可以更好地抵禦衝擊，而非儲備貨幣發行國一旦受到衝擊可能引起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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