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人熟悉伯夷叔齊的故事，大多因司馬遷在《史記》中的相關記載。《伯夷列傳》是《史記》七十列傳的首篇，而且篇幅之短，在全書中罕見。但《伯夷列傳》最奇怪的地方，卻是它大部分內容並不是在談伯夷叔齊的事蹟，而是引經據典，借題發揮，表達司馬遷的個人情懷和精神寄託。而且，其寫法是夾敘夾議的，雖然太史公喜歡在史傳結尾處大發感慨，但一篇文本的“題外話”比歷史敘述本身還多，在整部《史記》裡都是極其罕見的。
黃帥
（南宋）李唐《采薇圖卷》
《伯夷列傳》開篇談的是堯舜禪讓的事情。《史記》列傳的記錄大致是按照時間順序來設置的，周代以前的列傳內容，只有《伯夷列傳》一篇。既然先商時期的內容不在其中，開篇就講堯舜之事，倒也無可厚非。但是，司馬遷似乎只是想借助先賢們的口吻，來表達內心的訴求。他援引孔子的話說，“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不過，他卻有另一番感慨：“餘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
這個態度頗為弔詭。如果說伯夷叔齊的事蹟如堯舜禪讓般光輝，太史公為何發出“異”之感喟？此處“異”的意思是驚詫，或者說奇怪。他固然對伯夷叔齊的事蹟感到悲痛，或者說是憤憤不平，但為何又有驚奇之感？太史公並沒有給出直接回答，而是把複雜的情感藏在了後面的歷史敘述裡。
《史記》對伯夷叔齊事蹟的描述很簡單，就講了兩個事。一個是伯夷叔齊兄弟之間相互謙讓，都不願意繼承孤竹國王位（這與前面講到的上古聖賢禪讓相呼應），另一個就是伯夷叔齊攔下武王伐紂的隊伍，後來“不食周粟”，最後竟餓死在首陽山。當然，“不食周粟”之事歷來有爭議，多數觀點認為這指的是伯夷叔齊不願意吃周朝的糧食，也有學者認為“周粟”代指周朝給予的功名俸祿。但不管怎麼說，伯夷叔齊不願意為周朝做事，最後隱居起來，以至於到了生命的終點，都堅持了本心，反對“以暴易暴”。
耐人尋味之處就在於此書所謂的“以暴制暴”。伯夷叔齊站在商朝的立場上看武王伐紂，確實是“犯上作亂”之舉，但他們也承認商紂無道，才說“以暴制暴”。但在他們心中，忠誠於本朝和大王，比因王道昏庸而伐之，更具有道義上的合理性，也更符合歷史的走向。因為現代史學界強調所謂的“歷史進步論”，一些觀點認為伯夷叔齊是歷史前進道路上冥頑不化的人，不懂得世事變化的規律。但在古人來看，忠於舊朝反而符合道義，只不過多數人做不到像伯夷叔齊這樣罷了，至於隱逸起來，則實屬無奈之舉。
後人在看待伯夷叔齊掌故的時候，很難擺脫司馬遷在其中夾帶的“私貨”，因為其個人情感太強烈，以至於後世也搞不清歷史的真相是否真的如《史記》敘述所說的那樣。雖然《史記》中不乏夾帶強烈個人情感的文本，但那些情緒都服從於歷史敘事之下的，《伯夷列傳》中的個人情緒和主觀評論反而“喧賓奪主”。
司馬遷在《伯夷列傳》中的慨嘆集中在“道不同，不相為謀”和“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兩個層面，對所謂的“歷史正道”提出了質疑。每每看到這裡，我都覺得很驚詫，因為司馬遷的歷史觀明顯符合儒家那一套正統學說，但他在一些具體人物事件面前，卻時常“夾帶私貨”，會對那些不被主流歷史接納的事物產生同理心，這既跟他的人生際遇有關，也跟他的人文關懷密不可分。因為，任何出色的歷史研究者都脫離不了對人性的深刻理解，以及“理解之同情”，伯夷叔齊試圖攔下武王伐紂的步伐，按照自己的邏輯和倫理完全可以自洽，只不過他們的價值觀已經被後來的主流話語所拋棄，被歷史記錄者所遺忘。
正因此，簡單從“隱逸”的角度來理解伯夷叔齊之選擇的複雜性，是不合適的。在王朝更迭之時，文人選擇“隱逸”者甚多，但其中不乏謀取“終南捷徑”者，就像姜太公釣魚，並非真的要脫離世事的干係，只不過要等待一位明主的賞識罷了。甚至到了後代，“隱逸”成了一些文人自視清高和“擇良木而棲”的技巧。但伯夷叔齊不一樣，他們選擇了“以死明志”，成為商周變局之際的歷史主流敘述之下的一個奇特的註腳。
因為他們的選擇不被世人理解，竟被後世一部分文人賦予了“陰謀論”的想象。比如，身處明清易代之際的艾衲居士寫就的《豆棚閒話》，其中便有《首陽山叔齊變節》一則故事，雖是諷刺當時變節的文人，卻對伯夷叔齊的正統故事大加演繹，因為擊中了人性中的暗黑部分，竟得以流傳開來。至於當下，在所謂的“從人性讀歷史”的通俗講史書籍裡，類似的“古事新讀”就更多了。
其實，早在太史公之前，伯夷叔齊的故事就已經廣為流傳，而且基本都在稱頌他們的事蹟。而且，伯夷叔齊最令人感動不在於他們的“忠”，而在於“仁義”，從根本上說，他們反對的是周武王“以暴易暴”的邏輯，但這卻被後世話語描繪成“不識時務”。其實，歷史進步論也好，權力更替的話語也罷，並不能取代堅持人性光輝的行為，也不可能真正壓抑那些看似“不合時宜”實則堅持道義精神的人。或許，也正是因為伯夷叔齊的選擇太驚世駭俗，才令後世爭議不休，但到底孰對孰錯，只是最後的話語權並不在歷史現場，這也是回顧古事時令人遺憾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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