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5月，一封署名“潘曉”的讀者來信《人生的路呵，怎麼越走越窄……》發表在《中國青年》雜誌上。這封信用沉重、幽怨、鬱悶、誠摯、激憤的筆觸書寫了人生痛苦和創傷，甫一發表，即引發一場全國範圍內關於人生觀的大討論。從1980年5月開始到這一年的年底，《中國青年》雜誌社收到六萬多封讀者來信，社會各界，尤其是高校，對這一問題的專場討論不勝枚舉。
今天，回望那場討論，雖然那是一場非黑即白、二元分明，簡單而不深入、結論匆忙的討論，但由它引發的對現實、對人生的思考，使其成為改革開放之初思想解放大潮中的一個標識性事件。
五月的驚雷
1980年有一個陽光明媚的開始，延續著從上世紀50年代形成的理想主義色彩，一如這一年第5期《中國青年》的封面：純潔的藍天下白玉蘭盎然綻放，花瓣上飛舞著一隻蜜蜂……
然而，那個五月，不知道有多少人不經意中翻開這個封面，猝不及防地發現他們翻開了一片電場、一滾驚雷、一聲震撼。一封署名“潘曉”的來信，攪動了一個時代……
在西城官園育強衚衕《中國青年》雜誌社辦公室，工作人員從靠牆的一排大文件櫃裡找到了一個牛皮紙文件袋，打開塵封，是厚厚的一摞1980年第5期《中國青年》發稿原件，用方格稿紙、藍黑鋼筆字工工整整謄抄的《人生的路呵，怎麼越走越窄……》在最上面：
我今年二十三歲，應該說才剛剛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奧秘和吸引力對我已不復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盡頭。反顧我走過來的路，是一段由紫到紅到灰白的歷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絕望的歷程；一段思想的長河起於無私的源頭而最終以自我為歸宿的歷程。
在講述了自己在工作、愛情、家庭生活中所經歷的種種不幸後，潘曉最後這樣寫道：
我體會到這樣一個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還是創造，都是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就像太陽發光，首先是自己生存運動的必然現象，照耀萬物，不過是它派生的一種客觀意義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個人都儘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價值，那麼整個人類社會的向前發展也就成為必然了。這大概是人的規律，也是生物進化的某種規律——是任何專橫的說教都不能淹沒、不能哄騙的規律！
今天的人們再讀這封信的時候，已不足為奇。信中關於人生的困惑相對於價值多元的現在也已不再振聾發聵，而輿論環境的大為寬鬆也已使得信中大膽直言毫無忌諱的表達方式不再顯得離經叛道。但是，時光倒回當年那個五月，當時的人們在不經意間讀到這封信的時候，毫無心理準備，他們的第一反應令今天的人們不可思議。“觸電”、“感覺有一顆炸彈在心裡爆炸”、“渾身顫慄”、“激動得流淚”、“恐懼”……在已經泛黃的雜誌和內部材料刊登的一封封來信中，充滿大量類似的字眼。這些詞彙是當年讀者們來描述他們最初讀到這封信時的直接感受。
“這是一顆真實的、不加任何粉飾的信號彈，赤裸裸地打入生活，引起反響。”在所有對這封信的比喻裡，太原讀者賀海毅的這句話最為獨特而貼切。
信號彈既已升空，一場席捲全國的人生觀大討論隨之爆發。
盛夏的熾熱
刊有“潘曉討論”的《中國青年》5月11日發行，14日編輯部就開始收到讀者參與討論的來信，17日上升到100件，27日突破了1000件，之後一直保持在每天1000件左右。據6月9日的統計，不足一個月就收到了兩萬多件。
原《中國青年》編輯部主任、社會學博士彭明榜現在是《青年心理》雜誌社社長，當年“潘曉討論”如火如荼的時候，他還在中學讀書，但是到《中國青年》工作後，他一直在追尋當年那場討論所牽涉的人、發生的事、深層的理。
彭明榜說，和季節出奇的吻合，“潘曉討論”整整“熱”了一個夏天。最初的讀者來信在就人生的意義發言的同時，幾乎都對這場討論本身表示了強烈的感激和敬佩：“全國多少青年和潘曉一樣，希冀著心靈的甘露，在渴望著點燃青春的火炬。”
除了感佩，許多讀者還懷有種種疑懼。他們有的懷疑發表這封信是為了引誘青年談出真實思想，是個“圈套”；有的替“潘曉”表示擔憂；甚至還有為《中國青年》擔心的，他們說《中國青年》弄不好要挨批評，這場討論說不定會被“圍剿”…… 彭明榜說，不能說這些擔心只是讀者的杞人憂天。社會上對這封信也並非一片叫好，基層的許多領導對開展這場討論橫加壓制，把這一期《中國青年》當成了禁書，有的人甚至寫信謾罵編輯部是“縱火犯”，將發表這封信上綱為“階級鬥爭的新動向”。
編輯部也未必沒有一些忐忑——6月11日出版的第6期就明顯“保守”，所發表的幾篇討論文章四平八穩地照顧各方面的觀點。
與此同時，《中國青年》編輯部將6月15日編印的《〈中國青年〉讀者來信摘編》直接送交中宣部部長王任重，此舉可以理解為尋求中宣部對“潘曉討論”的關注和支持。
不過，就當時的形勢而言，擔心顯得有些多餘，進入6月中旬後，“潘曉討論”得到廣泛支持。《人民日報》首先報道了《中國青年》開展人生意義討論的消息，並在評論員文章中稱讚這一場討論“把青年思想深處的東西端了出來，進行真正同志式的討論，是感人至深的。”新華社在報道這場討論的盛況時也肯定“只有瞭解青年，才能幫助青年；只有實事求是，才能解決問題。”《中國青年報》將“潘曉”的信摘要發表，之後也開展了“人生的意義究竟是什麼？”的討論專欄。6月20日，王任重在《讀者來信摘編》上批示，讓編輯部“向書記處寫一個情況反映”，並表態說“對潘曉的同情、支援表現了我們有許多‘助人為樂’的好青年！可以報道！這是我們社會主義社會好風尚的表現！”
6月18日下午，黨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喬木在團中央書記處負責人的陪同下來到編輯部。胡喬木與編輯部負責人關志豪、王江雲、郭楠檸等談話將近3小時。談話結束後，他還興致很高地和編輯部全體人員合了影，並對大家說：“同志們的工作是很有成績的！”
第8期《中國青年》以《胡喬木同志關心人生意義的討論》為題發表了他的講話摘要：這個討論引起了千百萬人的關心和興趣，我也是這千百萬中的一個。這是一場很有意義的討論，凡是關心青年一代的成長的人都應該有興趣。
此後，編輯部可以說是完全按照這個講話的精神來推動討論展開的：從第7期開始，將原來每期八頁的版面擴大到二十頁，而且發表了許多講述自己和潘曉類似或者更悲慘經歷的來稿；第8期讓潘曉在雜誌上出了場，刊登了一封對討論表示感動和感謝的《潘曉同志來信》：
我萬沒想到，《人生的路呵，怎麼越走越窄……》發表之後，孤寂、痛苦和絕望中的我，一下子獲得了全國數以萬計同代人的關注和聲援。……是你們，一反以往社會上那些“君主”、“神父”、“長官”們慣於板起的教訓人的面孔，帶著朋友、姐妹、兄長的熱忱向我這將被淹沒在塵埃之下的無名角落走來。……這種珍於一切、最真誠的心靈的交流，用任何最動人的感激之詞加以報答，都只能是對它本身格調的貶低。
為了使討論“有點波瀾”，第8期還發表了武漢大學歷史系三年級學生趙林寫的《只有自我才是絕對的》一文：
自私首先是一種自我發現：個人意識到自己的價值，意識到“我”的重要意義。……歷史是由人的活動組成的，而人首先是個人，所以每個自覺到自我價值的人都可以問心無愧地說：“我就是歷史”。(原載《中國青年》1980年第8期)
記者電話採訪了現為武漢大學哲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的趙林，他說：“我在一封給黃曉菊(潘曉討論的關鍵人物，下文將述及)的信中明確說，由你和潘禕(潘曉討論的另一關鍵人物，下文將述及)拉開序幕的這場大討論，很可能將由我來扮演主角。果然，從《中國青年》第9期開始，‘只有自我才是絕對的’成了眾多來信談論的主題。”讀者來信中有對趙林的肯定，但更多是聲音是駁斥。
誰是潘曉？
那麼，誰是潘曉？關志豪說：“潘曉只是一個符號，是特殊歷史時期的產物，是一代青年對愛與激情，人生的痛苦與迷惘思索與討論的一個象徵性符號。”
《人生的路呵，怎麼越走越窄……》的編輯之一馬麗珍，剛從中國婦女報社副社長職位上退休，熱心的她為記者講述了當年事情的緣起。
組織討論是《中國青年》抓重大思潮、讓青年自己教育自己的一種有效的傳統方式。1979年，《中國青年》開展過一場“可不可以在青年中提倡學習陳景潤？”的討論，社會反響不錯。所以，討論一結束，編輯部就著手組織下一場討論，當時選定的題目是“講實惠”，因為當時青年中流行著一句很有名的口號“一切向錢看”，“講實惠”成了一種時尚。
1980年年初，馬麗珍剛從群工部調到思想教育部一年，編委會就安排她準備這個選題。馬麗珍在準備過程中，越來越覺得難度很大。那時，領導幹部的特殊化也是群眾議論的熱點，而討論“講實惠”很容易牽涉到領導幹部的特殊化，一旦與這個問題沾上，就不好收場了。馬麗珍決定推翻這個選題，但推翻這個選題，必須提出新的選題。
一天下午，她到群工部看了兩小時的讀者來信，許多信說的都是關於人生苦惱、看透了社會、找不到出路等，她挑出其中35封，隱約中覺得或許可以提煉出一個選題。
馬麗珍與總編輯關志豪住同一個單元，一天下班的路上，馬麗珍向關志豪講了開展人生觀討論的想法。關志豪讓馬麗珍把那35封信給他看看。第二天，看過信後的關志豪就同意了這個選題。
定下了人生觀討論的選題，思想教育部主任郭楠檸讓馬麗珍和另一個編輯馬笑冬做進一步的調研。接下來的兩三個月時間，“二馬”每天早出晚歸，奔走於北京的機關、學校、商店、工廠，召開各種層次的座談會。
在一次座談會上，馬笑冬認識了北京第五羊毛衫廠的青年女工黃曉菊。通過幾次交談，她覺得黃曉菊的經歷和思想很有代表性，就問她願不願意毫無隱瞞地寫出來供青年討論。黃表示同意，馬笑冬便向她約稿。
1980年的黃曉菊。
也是在這前後，“二馬”到北京經濟學院開一次座談會。學院團委書記李慶堃向她們推薦了二年級學生潘禕。李慶堃說，這個學生很灰，不久前剛自殺過，你們可以和他單獨談談。“二馬”於是分開行動：馬笑冬去參加座談會，馬麗珍去和潘禕單獨交談。
1980年4月7日，馬麗珍與潘禕從下午兩點多談到六點多。馬麗珍問他願不願意把自己的經歷和思想寫出來供青年討論，他表示願意，馬麗珍就向他約了稿。
不久，黃、潘的稿子分別交到編輯部。潘禕的不能用，但其中一些語言和觀點可供參考，而黃曉菊的原稿有8000多字，分為“靈魂的鏖戰”、“個性的要求”、“眼睛的辨認”和“心靈的惆悵”四部分，基本可用。編輯部將這兩篇稿子交給馬笑冬，由她執筆作最後的修改。
最後見刊的那封信，人生經歷和主要觀點都基本取自於黃曉菊的稿子，很多話甚至是原文，潘禕的一些話也糅了進去，還吸收了一些在座談會上聽來的語言。最後，她從黃曉菊和潘禕的名字裡各取一個字合成了“潘曉”這個筆名。
對於這封信，馬麗珍這樣評價：“它實際上是一份思想典型材料，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青年思潮，而且基本是取材於黃曉菊的來稿，吸收了潘禕的一些語言，還吸收了座談會聽來的東西，說它是‘編’出來的不符合事實。但也不能因此說黃曉菊、潘禕就是‘潘曉’。‘潘曉’是個思想典型人物，不是一個真人，不能個性化。所以我當時就跟潘禕說過，在外面誰也不要說自己是‘潘曉’。”
原《中國青年》編輯部主任彭明榜認為，很顯然，以編輯部要引發一場討論的標準來看，經馬笑冬編輯的這封信是超標準地“合格”。它既體現了一代青年經過“文革”後痛苦的精神歷程和反思的成果，其《懺悔錄》式的坦誠和直言不諱的表達方式又正好與當時青年的基本情緒和思想合拍。
面對這樣一封信，編輯部肯定已預料到它的發表將引起不小的轟動。在由馬笑冬起草、思想教育部主任郭楠檸作了很大修改的《編者的話》裡，字裡行間都流露出了將由此引發一場大討論的預示。
像以往多次發生過的情形一樣，在人類歷史上每一次較大的社會進步的前夕，差不多都發生過一場人生觀的大討論。歐洲文藝復興時期關於人性論、人道主義的討論，俄國革命前夕關於人本主義和新人生活的討論，我國五四時期關於科學與人生觀的討論等等，都曾經對社會的前進作出過貢獻。
這段話固然可以理解為是對80年代初“一次社會較大進步的前夕”的敏銳感覺，同時更傳達出編輯部對將要發起的這場人生觀討論的自信和樂觀！
然而，歷史總是超乎人們的想象，作為一個歷史事件的“潘曉討論”也是……
秋天的蕭落
儘管編輯部從一開始就對各新聞單位沒有隱瞞過那封信的任何事實，並一直堅持認為潘曉只是個思想典型人物，黃曉菊並不完全就是潘曉，但依然擋不住那麼多人想見潘曉的願望。
8月20日，在《中國青年》雜誌編輯部安排下，中央電視臺在《新聞聯播》後播發了採訪黃曉菊的專題報道。本來是作為一個思想典型人物的潘曉被具體化為實實在在的黃曉菊了。雖然黃曉菊在億萬觀眾面前對那封信作了說明，最後的表態很“正面”也很富於哲理：“我們不能因為社會上存在著垃圾就像蒼蠅那樣活著！”但是，黃曉菊的這一次“出場”還是無可挽回地使“潘曉討論”發生了急轉直下的變化。
“潘曉討論”熱在夏天結束了，進入秋天，“潘曉討論”成了一棵風中的樹。
9月23日，工人日報社的內刊《情況參考》第212期刊登了兩封關於潘曉的群眾來信。
第一封信題為《此種做法弊多利少——有感於潘曉上電視》，寫信人署名為“山西娘子關電廠寧翠榮”。這封信寫道：
各類刊物以大幅大幅的版面對她的這篇“天才成名之作”大加評論、吹捧，使她從一個“無名小卒”一下子成了全國人人矚目的“風雲人物”。……懇切希望快剎住這股風，這種做法只不過是弊多利少，得不償失！
第二封信題為《鄰居眼裡的潘曉》，署名為“北京石月”。這封信先說“街坊鄰居原來不知道潘曉是誰，一看電視才知道潘曉就在自己身邊，先知其人，後聞其名，有反胃似的不舒服。”然後列舉了黃曉菊的種種缺點，說她“打姥姥”、“不給姥姥吃飯”、“‘主觀為己’是做到了，‘客觀為人’則還差得遠”……
幾天後，中宣部《宣傳要聞》第74期轉發了這兩封信。9月30日，胡耀邦在這一期《宣傳要聞》上作了批示：“請有關部門查查這件事，報刊、電臺有個獵奇的思想，沒有解決好……”10月7日，中宣部在有各主要新聞單位參加的例會上傳達了胡耀邦的這個批示。於是，“‘潘曉討論’出事了！”的消息在北京傳開。幾天後，新華社編印的《國內動態清樣》第3028期刊登了記者徐光耀寫的《北京羊毛衫五廠負責人談‘潘曉’和她的信的問世的情況》，實際上把潘曉的信說成了“完全出於《中國青年》雜誌編輯之手”。
為了對這兩封信和徐光耀的文章作一個回答，《中國青年》雜誌編委會於10月30日向胡耀邦、王任重、朱穆之及中宣部送交了一份長達六千餘字的《關於工人日報等單位反映“潘曉問題”的調查報告》，同時也送給了各家新聞單位。這份《調查報告》主要就“關於潘曉的信問世的情況”、“關於輿論界是不是‘大肆吹捧’潘曉的問題”、“關於潘曉上電視的問題”、“關於‘鄰居眼裡的潘曉’問題”進行答辯。
需要特別提出來一說的是，這個《調查報告》有一個細節在後來對這場討論起到了頗值得玩味的影響。在《調查報告》最後，總編輯關志豪加了這樣幾句：
我們對胡耀邦同志提一點意見，希望今後胡耀邦同志不要輕易地就一些未經核實的材料作帶有實質性的批示，以免和實際情況脫節。
78歲的關志豪，在28年後接受記者採訪時，仍脫口背出了這幾句話。他說：“後來有人說我不該寫這段話，但我無怨無悔。我寫得沒錯。”
這份《調查報告》送上去的第二天，關志豪打電話給胡耀邦的秘書梁金泉，問耀邦看了沒有，什麼態度。梁秘書回答：耀邦看了，沒說什麼，用紅鉛筆在那段話下面畫了曲線。
總政治部把新華社《國內動態清樣》第3028期作為《政治工作參閱件》轉發了全軍；在11月26日召開的全國思想工作座談會上，胡耀邦對潘曉問題有此一說——“潘曉不是真潘曉，是塑造的潘曉，是兩個人的信合起來的。”一些地方便據此將“潘曉討論”簡單地理解為“《中國青年》製造的一場大騙局”，從而已滋長出全盤否定這場討論的趨向。
在如此被動的情況下，上級指示編輯部，要儘快收場，以免招致更多更嚴重的批評。12月11日，第12期《中國青年》出版。關於人生觀討論的版面縮減到八頁，並且宣佈發完本期後，群眾性的筆談討論結束。第12期所發的文章再沒有一篇是青年的討論稿，群眾性的筆談實際上在第11期就結束了。
從第5期到第12期，《中國青年》關於潘曉討論一共編髮了110多位讀者的110多篇稿件，約十七八萬字；在討論開展的7個月時間裡，編輯部共收到來信來稿六萬多件，其中不少信稿是幾十、上百青年聯名寫的；討論期間，《中國青年》的發行量由325萬上漲到397萬；關注和參與這場討論的青年以千萬計……
宣佈群眾的筆談討論結束容易，但要宣佈整個討論結束卻很難。這個難就是編輯部如何做總結。
在距宣佈群眾筆談討論結束三個月之後，1981年第6期《中國青年》姍姍來遲地發表了編輯部的總結文章《獻給人生意義的思考者》。
已經從中國婦女雜誌社社長兼總編輯職位上退休的郭楠檸和她的老伴陳漢濤是這篇文章的作者。郭楠檸和當時任文藝部副主任的丈夫陳漢濤夫婦倆在社領導的“欽點”下，開了一回“夫妻店”。
郭楠檸說：“我和漢濤重新看了一遍討論中發表的所有文章和內部資料，又花了很大功夫去讀馬克思的有關論述，然後梳理材料，提煉問題，明確觀點，廢寢忘食地苦幹了一個月，完成了18000字的初稿。”這篇文章分“重新探索人生意義是歷史的需要”、“正確認識‘人的價值’”、“科學地看待‘公’與‘私’”、“在振興祖國的奮鬥中開拓人生之路”四部分。
文章寫好後，編輯部決定送請中宣部部長王任重審閱。王任重很快批覆說，稿件閱過，基本可以，請中宣部理論局再組織幾位專家幫助看看。於是，中宣部副部長王惠德、理論局局長洪禹約請了邢賁思、汝信等五位專家與郭楠檸、陳漢濤夫婦一起座談討論了三天。幾位專家對文稿的基本觀點和討論方式沒有提出實質性的修改意見，只提出了一些具體表述問題。
文章發表後，《中國青年報》全文轉載了這篇總結，《人民日報》也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摘要。至此，攪動了全國青年人心的“潘曉討論”總算有了一個正式結束。
但 “潘曉討論”仍餘波翻騰——1983年12月，在距“潘曉討論”結束近三年以後，華中工學院黨委向胡耀邦等領導人送上一份題為《〈中國青年〉〈中國青年報〉關於人生意義討論散佈大量錯誤觀點必須澄清》的材料，並在所附的信中稱：“在這次清理精神汙染中，我院黨委宣傳部和共青團委組織幾個同志查閱了《中國青年》和《中國青年報》1980年下半年開展關於人生意義的討論發表的所有兩百多篇文章，發現這場討論散佈了大量的錯誤觀點和違背四項基本原則的言論，對青年是嚴重的精神汙染。建議在這次清理精神汙染中，必須對兩青年報刊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的這次在青年中影響很大的所謂‘關於人生意義的討論’認真進行清理。”
胡耀邦於12月12日在華中工學院黨委的來信上這樣批示：“……這件事用不著再大肆翻騰，注意一下就可以了。”關志豪說，耀邦是個好人，關鍵時候保護了我們。
彭明榜說，逃過了被作為“精神汙染”典型的“清理”，但“提高認識”的檢查卻不得不做。首先，《中國青年》編委會向上級寫了《關於“潘曉討論”問題的檢查報告》。在這份《檢查》裡，編委會自己給這場討論扣上了“罪狀”：把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錯誤觀點系統化了、條理化了，特別是“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這一提法變成了一部分人的口頭禪，造成了極壞的影響。其次，為消除“潘曉討論”的影響，還須公開表態。1984年第1期《中國青年》發表《“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錯在哪裡？》的專文。這篇專文的“編者按”自己違心地否定了自己：“這場討論的社會效果不好，在青年中造成不良影響。我們要認真吸取教訓。”
作為社會學家的彭明榜說：“如果說這就是定性的話，是很遺憾的，同為遺憾的還有，堪稱為‘文革’結束、改革開放之初中國思想寶庫的六萬多封信，沒有經過任何社會學方法的處理，就被當成‘廢紙’讓造紙廠的汽車拉去化為紙漿了。在中國思想史上，以前沒有過、以後恐怕也不會再有如此壯觀的大規模的全國討論了，尤其不會有如此豐富如此袒露的思想作為人們研究的樣本了。”
改變的命運
《中國青年》因“潘曉討論”一度命運多舛。作為旋渦中的三個關鍵人物黃曉菊、潘禕、趙林又如何呢？
“潘曉”的兩位主人公黃曉菊和潘禕唯一一張合影。
“雖然在今天看來，這場自發的人生觀大討論，作為我國思想解放進程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肯定，但在當時，這場討論所開創的思想自由局面，無論從時間上還是空間上看，都是極其有限的，許多社會上的‘正統人士’，尤其是某些單位的領導，一般都把參與討論者當作有異端思想的危險人物來對待，在討論結束後相當長一段時間裡，熱情參與討論的青年人，許多都受到了單位的‘特殊待遇’，對日後的分配、工作、提職、晉級等現實問題都造成了無形的影響。”趙林在電話裡這樣告訴記者。
“一夜成名”後的黃曉菊，社會活動驟然多了起來，大學生們紛紛請她參加活動，和她共同討論費爾巴哈、薩特。廠門口每天站著陌生人，口口聲聲說要見“潘曉”，要和她談人生，談理想。這讓廠裡很為難。
工廠是呆不下去了。她想到一個“書多，讀書人多的地方”去工作，《中國青年》幫她調進了中國青年出版社的發行部。
但很快，她就發覺，在這裡她並沒有得到認可和接受，“我似乎是作為‘有越軌思想’的人被安置在出版社的主流之外，時刻被人‘關注’。我沒有可以表現或發揮一下自己的可能，甚至沒人可以交流，我不想只求一份工資或一個飯碗，我又開始不安心了。”黃曉菊說。
一次，她在報紙上看到了中國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招聘圖書資料員的廣告，她去應聘並通過了考試。
“這樣，我從一個‘有學問人’的地方，挪到了另一個‘有更大學問人’的地方。”在社科院當圖書管理員，黃曉菊依然“個性”。
“大知識分子們”都覺得她“不太聽話，喜歡自作主張，按自己認為對的辦，不能不折不扣地服從上級”。
自然而然，當所裡第一次實行人事制度改革時，她第一個被解聘。
比她小4歲的丈夫也離開了她。生活是現實的。生下兒子後，丈夫常問黃曉菊：“你不是‘潘曉’嗎？怎麼和其他婦女沒兩樣？”
生計陷入困境，她把兒子全託，下海南、去深圳自謀生路。
1988年，黃曉菊到達海南。在《海南特區報》，除了寫稿，她還要去拉廣告。“我那種跟‘學問人’一起便能提升自己品質的謬想已蕩然無存。”在深圳，黃曉菊作過電臺熱線節目主持人，在一個日本人家裡做過“女傭”。
1993年，黃曉菊結束了“漂泊”生活，回到北京，做起服裝生意。她依然故我，只進自己喜歡的貨，若有人不懂欣賞，她還忍不住跟人爭論不休。
“我其實不是生意人，我跟他們不一樣。” 黃曉菊始終抵制著“已為生意人”的事實，在商10年，她甚至沒有多少積蓄，“夠基本生活就可以了，別人不理解，但是我心裡感覺好就行，我喜歡聽歌劇、喜歡美食、喜歡把家收拾得利利索索。有機會我還想寫東西，比如在報刊上開個專欄，”在百盛星巴克，黃曉菊喝著苦咖啡，跟記者聊天。
潘禕沒有讀完大學，命運也更加坎坷。據潘禕自己講，當年北京經濟學院不滿“思想有問題”的潘禕被塑造成全國聞名的“典型”，把他帶到北京一家醫院，由一位實習大夫診斷為“重型精神病”，並在潘禕不知情的情況下與他的父母簽訂了自動退學協議書。
1983年在馬麗珍的幫助下，潘禕在前門聯社做起了裝卸工。8月，全國“嚴打”開始，同去提貨的司機拿了一塊放在貨場上的焊錫，並要求潘禕保密。9月，司機被抓，10月，潘禕被傳訊，這一關就是3年。出獄後，他刷過瓶子，當過編務，做過發行。上世紀90年代後，他曾一度頻繁跳槽，在許多公司做過廣告部經理、副總、總裁助理。
接近2000年，潘禕做起了自由撰稿人，“他在網絡上，取名‘大俠’，發表一些關於經濟方面的觀點。”彭明榜說。在彭的記憶裡，潘的最後一份職業是在“中華英才網”主持“老潘信箱”，“專門解答求職者和職場中人的種種問題。”
“以前，我因為討論人生而被迫改變了人生之旅。如今，在互聯網上，我又與那些年齡18到24歲的年輕人繼續著人生的話題。我不知道這對於我是不是一個難以打破的宿命。”潘禕在一篇文章裡這樣說。
潘禕現在何處，彭明榜和黃曉菊都在猜測。“也許出國了？他妻子在挪威。”
趙林現在是武漢大學哲學系教授，也是武漢大學辯論隊主教練。“我喜歡哲學，讀歷史本科期間，旁聽了幾乎哲學系所有課程，碩士報考的就是哲學，但是由於發表在《中國青年》的那封信成了我思想‘一貫自由化’的最初證據，結果當然可想而知，哲學的神聖殿堂把我拒之門外。我為此曾一度消沉，但是頑強的自我意識和一種內在的使命感還是使我從玩世不恭中振作起來，1993年我終於如願以償地考取了武漢大學的哲學博士，”趙林說，“當年，因為參加了這個討論，我成了學校各級領導注意的人物，也因此經常發生辯論，如果說我還有辯才，那也許就是那時候練出來的。”趙林作為武漢大學辯論隊的主教練，曾把這支隊伍帶上國際大專辯論賽的冠軍寶座。
窄與寬的辨證
無論如何，那場人生觀大討論其影響是深遠的。在1980年第9期《中國青年》上，一個叫周曉東的浙江農民發表《用我們的血肉來擁抱世界》參與討論、並因此收到全國600多封青年朋友來信。2005年12月31日，他在杭州組織了一場《怎樣從“憤青”到“奮青”——人生的路是否越走越窄？》座談會。
“為什麼25年後，要再組織這樣一場討論？現在的青年人好像很少有人知道當年那場討論了。”對於記者的提問，周曉東說：“關於人生問題的討論是任何時代都不會冷場的。”
現在的周曉東是浙江五峰電容器公司董事長，身家過億。“我是個地主的兒子，在那個年代與一般青年人相比，經受的折磨更多，參加潘曉討論前後我在浙贛地區漂泊著做苦力，學木工，但‘奮鬥改變命運’的人生理想一直支撐著我走到今天。《用我們的血肉來擁抱世界》闡述的觀點也是這樣。那封信發表後，全國各地600多名青年直接給我來信探討人生問題，互相鼓勵，更增添了我奮鬥的勇氣。”
靠著這樣堅定的信念，周曉東做過木工、養過長毛兔、推銷過樹苗，一直到用兩萬元作本經營一家小電容器廠，直到今天做得風生水起。“參與過潘曉討論的人，都有一種認同感，在我的經營道路上遇到過多次這樣的事情。”周曉東說。
1982年，周曉東去安徽推銷養蠶用的桑樹苗，在宣城地區寧國縣，也許是這樣的推銷見多了，當時縣林業局李局長，聽了周曉東的介紹，無動於衷。可當周曉東遞上名片時，李局長態度立刻大變，激動地問：“你是不是參加潘曉討論，並發表《用我們的血肉來擁抱世界》的那個周曉東？”“正是本人。”“就憑這個，今天我要了你的苗子了！”
“沒想到，李局長也是個熱血之人，參與過那場討論的人，永遠不會泯滅那份激情，”周曉東說，“1996年，我去參加一個電容器技術研討會，當時江西的黃渭國也在會上，當得知他也參加過潘曉討論，我問他願不願意加盟我這個當時還沒有規模的廠子，黃渭國二話沒說，回去跟原單位辦完交接，就到我公司做起了總經理，一干就是10年，前兩年才離開，自己經營自己的去了。”
“那種廣泛的認同就如同更遠的年代憑一曲《國際歌》找到同志一樣。”彭明榜說。
2005年1月，《中國青年》組織了一次潘曉討論的回顧，黃曉菊、潘禕、周曉東等聚在了一起，趙林專門寫來一篇回顧文章。“不僅僅是聚會，那次25年後的回顧，更像是一次研討，會上大家普遍認同這樣一個觀點：沒有當年‘人生路為什麼越走越窄’的討論，就沒有生活路越走越寬的今天。潘曉那聲令整個社會為之一震的提問，彷彿開啟了一個時代，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場真正的思想啟蒙。”彭明榜是那次聚會的組織者之一。
2008年8月4日，《北京日報·理論週刊》刊發人民出版社原總編輯薛德震文章《人的主體性覺醒是一種極大的社會進步》，在文章中，薛德震寫道：
改革開放初期，有一位化名為“潘曉”的青年提出人生價值問題，引起了一場大討論。開始曾經有一種輿論認為，人的價值、人權問題，是一種資產階級的概念和理論，我們無產階級、共產黨人怎麼能提出這樣的問題呢？“文革”前後，在我國曾經出現過“談人色變”的現代愚昧，人們在人性、人道、人權、人的價值、人的自由、人的平等等等問題上噤若寒蟬，不敢談論。現在人人都在談論“以人為本”，誰還敢在人的問題上拿大棒子打人？改革開放30年，在這方面發生了何等大的變化，真如隔世！這是人的主體性的覺醒，是一種極大的社會進步！
《中國青年》原總編輯彭波認為：“改革的一切都是為了生產力的解放，也就是說，是人的個性的最大解放。中國30年的改革開放，正是從‘人生的路為什麼越走越窄’的疑問和不滿走向尋求變革、尋求個性解放、尋求創造的過程。潘曉的所有疑問不僅是對‘文革’的反思，更是對一種舊體制的詰問。當讓潘曉痛苦萬分的生存環境一點點消失之後，我們意識到，那一場人生觀的大討論實際上是對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進行的一次必然鋪墊。”
“今天，已不僅僅是寬窄的問題了，在人生這個大舞臺上，應該考慮的是，我們怎樣表演才更出色，更經典！”黃曉菊攪動著面前那杯苦咖啡，笑著說。
本文原載於《北京日報》2008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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