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二十多年以來，一場從硅谷到中國的模式借鑑與超越，在共享出行的風潮中實現了逆轉。
2016年5月，復星昆仲資本的一番人事動盪，讓鮑周佳離開了呆了3年的復星集團，彼時摩拜、ofo上線不久，隱隱有了些搶奪直播風口的苗頭，這也吸引了鮑周佳以及孫維耀等前昆仲資本同事的目光。次年，國內共享單車已然激戰正酣，而鮑周佳則把共享出行的種子帶到了硅谷。
去年初鮑周佳創辦的共享單車初創公司Limebike（目前更名為Lime），目前成長為美國街頭大熱的共享滑板車獨角獸，與本土企業Bird重複上演又一次“橙黃之戰”。然而當初的先行者卻死在了資本博弈和個人理想主義之下。
23日胡瑋煒不出意料地脫離了摩拜，戴威卻被列入“老賴”名單，這顯然不是當初期待的理想結局。
而驚人相似的是，如今同是共享出行巨頭的Uber，舉著資本併購的大旗介入Lime和Bird，這一場勝負終將重蹈覆轍還是另謀他路？
似曾相識的“劇情”，但不復當年瘋狂
面對老東家Uber拋來的橄欖枝，Bird創始人一句“not for sale” 表現出的堅決，恐怕只有當初那個“不低頭”的戴威感同身受。
2017年9月Travis創立新項目Bird時，最初的啟動資金是從好友和家人那裡募集得來，然而誰也沒想過幾個月過後，上億美元的投資頻繁青睞Travis，僅2018年上半年Bird就完成了三輪融資。資本的熱情追捧映射出共享滑板車的競爭形勢，但也將這些初創企業拉近了巨頭博弈的複雜局面。
最先入場的Uber，為了佈局短出行，年初其計劃收購Jump Bikes，4月份收購完成後就開始大舉進入電動滑板車市場。而且7月份Lime宣佈完成3.35億美元的融資，其中投資人就包括Uber，在優步應用程序上已經提供Lime服務。
如同滴滴入股ofo，Uber看似提前押注了Lime，不過其最大競爭對手Lyft卻沒有進入Bird，而是以至少2.5億美元的價格超過Uber，收購了單車共享租賃平臺 Motivate，這筆交易將讓Lyft在共享單車領域領先於競爭對手Uber，同時衍生出自身的共享滑板車業務。值得一提的是，僅次於Lime和Bird的電動代步車初創企業Spin，則被老牌車企福特收入囊中。
時至今日，美國共享滑板車市場上，Lime和Bird相互對峙、Uber和Lyft強勢入場，而後者又用資本的力量和前兩者保持著微妙的關係，這難免走向了與國內共享單車混戰的相似“劇情”，Uber對應滴滴，而Lyft則更像長期潛伏卻最後收割的美團。更為巧合的是，Lime的領投者谷歌，同時又是Uber和Lyft的共同投資機構，這和騰訊所扮演的角色何其相似。
但是共享滑板車背後相似的資本結構，卻未必會將其導向與摩拜、ofo相同的結局，目前整個行業受外部環境和條件的限制，保持著一種相對緩慢的生長過程，倒是讓創始人和投資者漸漸拉回理性。
起到關鍵作用的就是各地政府。為了包容這股共享經濟的創業潮流，舊金山推出一個為期一年的“試點計劃”，對共享滑板車公司發放運營許可。然而當 12 家公司申請這個試點計劃之後，結果卻令人大跌眼鏡，Bird、Lime等行業主流參與者統統落選，另外兩個名不見經傳的公司卻拿到政府許可。
投放地區或國家的政令時不時地攔路，公司的規模擴張只能有心無力，就像Lime的投放策略：以採取逐步投放的方式，讓市場有一個緩慢接受的過程。
縱觀這兩股共享經濟的潮流，共享單車“順其自然”而膨脹，而共享滑板車“處處受限”而剋制，相似的戰場，不一樣的發展方向，而這不僅僅是外部力量，更有中美互聯網創始人和投資者的共性和區分。
兩撥創業者背後的資本強弱
2016年初ofo還沒出北大校園時，戴威協同張巳丁見到了金沙江負責人朱嘯虎，在此後很長一段時間，雙方“蜜裡調油”，戴威看似比胡瑋煒更深諳資本的規則。然而滴滴入場、朱嘯虎轉手一賣，兩個資本巨頭在ofo歸宿上的相互較勁，或許讓這位創始人憑生出一股反抗資本規則的勇氣，由此理想與現實給他上了生動的一課。
Ofo曾一再錯失融資的良機，這源於背後複雜的資本博弈。
據報道，為了制衡滴滴的話語權，戴威接納阿里進入了董事會，但阿里並不願意屈居於滴滴，為此其拿出一份方案，希望對滴滴股份進行回購。不單單是阿里和滴滴，據說當初那份方案，阿里也想著順便砍掉戴威的一票否決權。
不管ofo還是摩拜，國內初創企業背後站著的幾大資本方，以關鍵力量左右著戰局最後的走向，而資本方之間又是相互對峙、不容妥協，這在硅谷是極為罕見的。
《財經》曾報道，截至2017年4月，摩拜、ofo共計融資總額超過10億美元，其中ofo背後站著17位投資方（包括機構和個人），摩拜背後有22位投資方。與之相對，現階段，Lime投資方包括谷歌GV、日本風投機構IVP以及美國對沖基金Coatue Management等，而Bird主要的投資方是紅杉資本、風投機構Accel、Upfront Ventures等。
比較這兩撥共享短出行領域的資本來源結構，明顯可以發現，共享滑板車的參與者更多的是專業風投機構，而共享單車的投資人雖不乏風投機構，但他們只是在騰訊、阿里主導下陪跑。
互聯網巨頭控制風口與風投機構助推風口，這是截然不同的內因，也有可能引出不同的結局。
2015年馬化騰在香港大學的演講視頻中，曾談論滴滴、快的的那場“高手過招”，他說“當時最高一天虧損4000萬，但誰也不敢收手，一收手就是前功盡棄”。去年摩拜、ofo也是如此，所以，互聯網巨頭之間相互較量，他們對創業公司的控制慾直接關係到輸贏，這導致其站在一個更加不容妥協的立場。可風投機構不同，利益至上決定了他們承受不了連續的虧損，靈活的退出或進入，從根本上很難形成控制初創公司的力量。
這種區別也表現在谷歌和騰訊、阿里不同的投資風格中，即使同是互聯網巨頭，谷歌風投卻保持著一種純粹以投資收益為核心的理念，而不是像騰訊、阿里，為公司尋找預期收購目標。
長期以來，谷歌風投依賴於母公司的資金，投資決策卻又獨立於母公司。這種獨立性意味著它可以支持任何公司，即使是谷歌的對手和潛在競爭者，Facebook和雅虎都收購過谷歌風投投資的創業企業。而騰訊雖一向以開放、尊重創始人決策著稱，可戰略價值的考慮依然使其少不了要保持控股。
由此，兩撥創業公司背後資本的一強一弱，發揮著不同的作用。
資本博弈下的創始人決策
2018年年底，攪亂資本市場兩年之久的共享單車，迎來一個不甚理想的結局，胡瑋煒功成身退、套現離開，戴威執意獨立、慘敗收場，這兩位創始人以各自的妥協和堅持，引導“橙黃之戰”上演了最具戲劇性和衝突性的落幕。
年初，朱嘯虎想讓ofo、摩拜合併的如意算盤落空，轉頭就以30億估值退出ofo，隨後創投圈圍繞“ofo模式是否有盈利能力”討論了近半個月，沒有結論。如今ofo資金鍊斷裂，去ofo總部申請退押金的隊伍從五樓排到一樓，又一直延伸至大樓門口的馬路上，輿論再次聚焦到創始人和資本。
個人決策失誤還是一票否決權？這是一場比資本助推合併更為深刻的反思。
如今這種抉擇或許也擺在了Lime和Bird面前。面對巨頭Uber和蠢蠢欲動的投資人，與早前戴威的想法一致，Lime發言人表示，“目前，我們的工作重心就是保持公司業務的獨立健康運營”，Travis則更為執拗，直言只有滑板車和路上小汽車的一樣多時，他才感到滿意。
Travis與兩個前“東家”的前緣，讓其對Uber以及Lyft都抱有一種明顯的敵視，硅谷的創業者對資本也多是如此，不過和國內創投環境頗有不同，Lime和Bird目前還保有較大的主動權，這源於投資方力量分散，也是創始人的一種謀略。
鮑周佳接受採訪時談及資本：資本因為有不同的屬性，有的追求短期回報、有的更有耐心，所以帶來不同的影響，反映到Limebike上，我們選擇資本時會很謹慎，會很小心地看是哪一個投資人領投這個項目。
2017年10月，Limebike的融資由對沖基金Coatue Management領投，今年最新一輪的領投者則為谷歌風投。早在2015年，谷歌將對生物醫藥行業的投資由6%提高到36%，它的目標已不再是追求高額的回報，此次其看重Lime也有更為長遠的打算。Lime對資本進入的謹慎還表現對待Uber，這個有可能最後截胡的出行巨頭，一開始就只是處於跟投的地位，其話語權比當時滴滴之於ofo差得太遠。
Bird也是如此，其投資人名單上基本都是專業風投機構。
創始人的理智在一場互聯網風口中至關重要，尤其是後期資本瘋狂砸錢，將競爭推入規模戰，以致最後不得不走向合併，這種魔咒連續讓多少創業者折戟沉沙。共享滑板車的幸運就在於其尚未失控，這可以說是政策約束的結果，也算是創始人難得的理性。
而沒有了燒錢的負擔，合併似乎也不必成為創始人的壓力。
舊金山灣區一帶的海邊，波濤拍打著被丟棄的電動滑板車，這場人性考驗轉移到大洋彼岸，也冷卻了部分投資人的狂熱，一個不同於共享單車落幕的終局可能也在醞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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