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我們誕生在中國》在國內院線拿下6651萬元票房，是當年紀錄片票房冠軍；2017年，《二十二》以300萬成本斬獲1.7億票房，業內為之顫抖；2018年，《厲害了，我的國》4.8億票房……這三年，一眼望去，不像是“紀錄片的春天到了”，倒像是“紀錄片的夏天到了”。
可是，紀錄片的夏天真的到了嗎？
2018年上院線的紀錄片有14部，比往年多了近一倍，雖然《厲害了，我的國》4.8億，13部紀錄片總票房才5.69億。除了兩部高票房之外，其餘票房均在百萬左右。口碑頗高的《自行車與舊電鋼》成本三十幾萬，票房收入僅為22.3萬。
受到題材、受眾、排片、技術手段多重因素影響，紀錄片進院線實為冰火兩重天，膽氣大於底氣。
很早就有人說過，紀錄片不該和商業扯上關係。因為紀錄片是拍給那5%衣食無憂的人看的，中國大部分人起早貪黑為錢奔波，他們走進電影院更願意選擇一部輕鬆的喜劇片或是好萊塢動作大片；也有人篤定，如果紀錄片創作者談錢，那會損失紀錄片創作的真實性，“變得俗氣了”。當然有另一些人持否定態度，因為“什麼事情都是可以慢慢培養的”。
至今，很多紀錄片人往往自掏腰包搞創作，甚至有人賣房賣車，可這並不是一個能夠延續創作的方式。紀錄片如何良性生存發展似乎是一個業內永遠都在探討的話題。隨著近幾年傳播方式的鉅變，網生紀錄片迅猛發展，行業內創作心態是否產生變化？院線真的是評判紀錄片在市場中的唯一標準嗎？眾籌點映是如何打開觀眾邊界的？澎湃新聞記者近日採訪了幾位紀錄片業內人士，和他們一起探討了國內紀錄片現狀和未來。
資本：紀錄片可以擁抱資本但要懂得分寸
首先毋庸置疑的是，現階段國家大力支持紀錄片產業推動的大背景下，“環境變得好多了”是業內人士一致的感受，但“沒錢”依舊是懸在創作者頭上的一把利刃。
曾執導過《故宮》《當紫禁城遇到盧浮宮》的紀錄片導演周兵以“大投資”的歷史題材見長。
他說，“資本的邏輯很簡單，就是在一個固定的時間裡要盈利。”
而紀錄片和音樂劇幾乎是面臨同一個窘境：那就是前幾年的投資幾乎聽不見響聲。好的紀錄片或者音樂劇都是厚積薄發，可能要等上十年以後才會賺錢。
可是資本怎麼能等這麼久？
所以目前更常見的做法是，很多紀錄片導演都是以商業的項目去養自己真心想拍的項目。
另外，好的紀錄片基本都是深入調研長期拍攝的一個結果，像周兵的關於中醫的紀錄片一拍就是六年。資本不能等，紀錄片也需要時間，那該怎麼辦？周兵認為在現階段兩方面都要退後一步，“在坦誠相告（不能馬上賺錢）的情況下，可以允許放一些植入”。
所以，像《進藏》有明顯的汽車廣告植入，你也可以在《一百年很長嗎》這樣的現實題材紀錄片作品中看到很明顯的食品廣告植入，當然像《風味人間》這樣的美食紀錄片就更不用說了。
《進藏》
時間的屏障造成紀錄片更難拉到投資，可是一味要求市場對紀錄片作出忍讓或者希望紀錄片能夠在短時間內拍出有市場價值的內容，都是不可取的。業內人士的建議是：紀錄片當然可以擁抱資本，但也要懂得分寸。
隨著更多的紀錄片進入院線，是不是紀錄片作者的創作心態會發生變化？周兵認為，“好的故事是相同的，不太可能是為了上院線而改變。”因為劇情電影和紀錄電影在他看來，“藝術手法是差不多的”，能不能真的抓住好的故事，在技術上又很成熟，周兵覺得還是迴歸到最本質的一個電影創作。
持同樣觀點的紀錄片《大三兒》的導演佟晟嘉表示，“作為創作者，我做1分鐘和用100分鐘，傳遞對世界的態度沒有差別。”
受眾：內容細分之後，高品質影迷在擴張
大象點映從2017年7月1日推出《搖搖晃晃的人間》百城首映禮開始，先後把《地球：神奇的一天》《天梯：蔡國強的藝術》《生門》《我只認識你》《鄉村裡的中國》《出·路》《最後的棒棒》《生活萬歲》《自行車與舊電鋼》等10部紀錄片帶進大銀幕，再加上最早的《我的詩篇》，到目前為止，大象點映總共把11部紀錄片帶進過院線。
《搖搖晃晃的人間》
雖然叫做“大象”，卻有著“螞蟻啃骨頭”的精神。兩年間，大象點映平臺現已聚集了一批“喜歡紀錄片也真正能欣賞紀錄片”的高品質影迷。大象點映創始人吳飛躍告訴記者，相比點映票房的變化，真正的變化來自觀眾和市場氛圍。
“在我們啟動《我的詩篇》百城眾籌觀影之前，院線不知道觀眾在哪裡，也不知道冒險排片之後有沒有觀眾來買票，進影院去看紀錄片曾經被認為是一件天方夜譚的事情。但通過大象和全國眾籌發起人的努力，眾籌點映已經成為了一種時尚的文化現象。”
一位紀錄片影迷告訴記者，以前只能網上到處找資源，像《自行車與舊電鋼》其實也是老片子了，沒有想到能有一天在大銀幕看到它。
但從受眾群來講，畢竟喜歡紀錄片觀眾是小眾群體，這個群體有擴張的趨勢嗎？
《自行車與舊電鋼》劇照
在吳飛躍看來，紀錄片的觀眾之所以被認為是“小眾群體”，是因為我們的院線在相當長時間裡根本就沒有紀錄片上映，但並不能因此就判斷說“喜歡”紀錄片的觀眾是“小眾群體”。事實上每一年都有很多引爆網絡的紀錄片，這說明，喜歡紀錄片的觀眾絕對不是小眾群體。並且這個群體還在不斷擴張，這是我們對趨勢的基礎判斷之一。這從近兩年不斷有更多紀錄片嘗試進入院線可以得到佐證。並且，每一部紀錄片都能因為其關注點擊中某一類細分人群，進而帶動更多新的觀眾走進影院、引發更廣泛的討論。
目前，大象點映和發起人在全國300多座城市一起建立了電影社群，有穩定的組織形式和通暢的信息傳遞機制。大象推出的紀錄片，也能清晰地判斷清楚上座率和票房的基本面。同時按照現在大象百城首映禮的規模，一部紀錄片的百城首映禮大概可以獲得30-40萬左右的票房。
這個數字如果放在劇情片票房可能遠不值一提，對於紀錄片作者的投入可能也遠遠不夠，但為什麼大部分導演還是願意為了一場放映如此奔波在全國各地？正像吳飛躍所說，為了一批高品質紀錄片影迷，也為了不斷拓寬的紀錄片觀眾。
題材：觀眾會因為某個話題而走進影院來觀看紀錄片
2018年，全國院線紀錄片票房不如去年，但其實進院線的片子並不少，一方面受題材限制，一方面又受到院線排片限制，這一點，佟晟嘉深有體會。他導演的《大三兒》口碑非常好，但最終票房只有130萬。一個現實中的普通人所受到的關注很難和一位流量明星相抗衡。佟晟嘉認為賣得不好有很多問題，其中的“硬傷”是“院線排片”，“只有0.5%，我們怎麼預期呢？為什麼不給我們5%的排片試一試呢？試一下，還有機會。（0.5%）這樣的排片率，等於還是在影院外。”
可是院線也有院線的理由，一部好萊塢大片和一部國產紀錄片，看好萊塢大片的觀眾還是要比看國產紀錄片的觀眾要多得多。院線認為自己只是遵循供需關係來排片，當然這其中也有例外，比如去年的《二十二》。
《二十二》
吳飛躍覺得影響票房的因素非常多，主要取決於影片的題材和品質。他認為雖然紀錄片普遍質量高，但對題材的要求更甚。那些題材能切中社會熱點、能匹配上全民情緒的，才有可能引爆。去年《二十二》的票房奇蹟很大程度上就在於它的特殊題材，並且在一個特殊的檔期，引爆了全民的情緒。不可否認，今年的劇情片《我不是藥神》也符合吳飛躍說的此類題材。
吳飛躍認為，如果不具備《二十二》這樣的基礎，那花太多冤枉錢去做宣發意義不大，不如以點映的方式安安靜靜地找尋對的觀眾。
從宣發的角度，他還講述了一個比較勵志的案例。
“我們今年6月份做了鄭瓊導演的紀錄片《出·路》的百城首映禮，這是一部在製作完成之後好幾年時間裡都找不到發行公司的紀錄片，在登陸大象點映之前，只在少數幾個城市做過有限的幾場放映，就連導演鄭瓊自己都對它進入院線不抱有什麼希望。我們選擇在高考當天正式上線，並且邀請了視頻自媒體'一條'合作拍攝了一條短視頻，這條視頻在微博上的點擊量超過2000萬，瞬間就成為引爆網友關於高考討論的熱點；之後又聯合多個自媒體大號一同推薦，引發了多家媒體的後續報道。這部紀錄片目前在大象點映總共進行了333場點映，購票觀眾20818人。”
“事實證明，大家會因為某個話題而走進影院來觀看紀錄片。”吳飛躍說。
從題材上看，今年現實題材多了起來，不管是《自行車與舊電鋼》《生活萬歲》還是《一百年很長嗎》，小人物的悲歡離合可以講，但講得好不好觀眾還是會吐槽的。周兵認為中國有全世界最好的題材，中國不缺題材，是缺好故事的挖掘呈現。
而紀錄片製作的職業化也是近年經常探討的問題，如果有更多職業化的製作人，很多紀錄片也會有一個不錯的前程。
紀錄片門檻低，一人一機就可以完成拍攝，所以紀錄片行業內也是魚龍混雜，而吳飛躍認為這恰恰說明有意嘗試紀錄片這個創作方向的人更多了，有機會去做公映嘗試的紀錄片也更多了。對紀錄片這個行業來說是積極的信號。“一個行業要健康發展，首先要能吸納更多的從業者加入，並且讓大家獲得同等、公平的機會。”
紀錄片進院線的收入可以反哺紀錄片的創作嗎？接受採訪的業內人士一致表示，以當前的情況來看，如果僅靠院線的票房收入，還做不到。
但是吳飛躍充滿信心，“如果我們可以把一部紀錄片的百城首映禮做到300座城市、1000場的規模，產出300萬-400萬的票房，再加上互聯網和電視的版權收入，以及廣告贊助等良性的商業運營及政府補助，就可以形成一個良性循環，從而在收入上給到創作者真正的反哺。”
傳播：融媒體時代請多條腿走路
根據中國傳媒大學中國紀錄片研究中心發佈的《中國紀錄片發展報告（2018）》顯示，紀錄片市場的進一步擴大，互聯網交互作用也更加明顯，網生紀錄片尤其是紀實短視頻熱潮的出現，成為媒體融合時代泛紀實內容生態新景觀。
在2018年裡，網生紀錄片異軍突起，口碑佳作頻出，《如果國寶會說話》《人生一串》《歷史那些事兒》《風味人間》《了不起的匠人》等等，因為網生紀錄片的野蠻生長，也讓更多的年輕人開始對紀錄片感興趣了。
《人生一串》
中國移動咪咕視訊副總監葉楠的觀點是：中國的紀錄片生產正在向互聯網化和年輕化靠攏，年輕的受眾不僅僅滿足於被動的接受，不只是看，而是更多希望有互動，並且有參與創作的訴求。紀錄片不僅需要獲得年輕受眾的價值品位的認同，紀錄片的製作、創作更需要讓年輕的朋友們參與到其中，讓大家玩起來，有參與，有趣味，有品位，有視角，有態度，有衍生，得年輕人者都天下。
對於院線紀錄片的未來受訪者基本都持以非常樂觀的態度。
即將走上院線的紀錄電影《00後》由三家聯合作品，其中有政府單位，有民營公司，《00後》出品方之一B站的紀錄片高級顧問朱賢亮明確地說，紀錄片賺不到錢還得做，虧了也得做，因為總要有人做。
“我覺得未來我們也能在院線上拼一拼，能夠上院線，在適當的時候有好的題材也選擇了好的時間，和劇情片拼一拼，不是沒有可能。”朱賢亮說。
如今大眾對紀錄片的接受度越來越高，紀錄市場對受眾也越來越細分，多元化的觀影需求越來越強，在政策、電視平臺、院線、互聯網的相互作用下，或許紀錄片的夏天還沒有到，但真的不遙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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