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夜，在北平郊外盧溝橋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七七事變”。“七七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全面侵華戰爭的肇始，更是中華民族進行全面抗戰的起點。對於這次事件中上竄下跳的日本人，上至侵華日軍中的頭面人物如陸軍大臣東條英機大將、大特務土肥原賢二中將、前後兩任中國駐屯軍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將和香月清司中將等，下至具體執行人如後來死在太平洋瓜島的時任步兵第三大隊大隊長一木清直少佐、步兵第八中隊中隊長清水節郎大尉，甚至那個引發事件的“失蹤”士兵志村菊次郎，都經常見諸各類資料。但是，當時的日本天皇裕仁在“七七事變”中的行為，卻少有人提起。
年輕時的裕仁天皇
他何曾是個簡單的傀儡
曾幾何時，裕仁天皇被誤認為是二戰時期日本軍國主義政府的傀儡，是一個橡皮印章似的人物，似乎對於日本侵略戰爭沒有什麼責任。特別是日本投降後，美國與盟國出於自身利益考慮，為了有效控制日本，決定保留天皇地位，不追究裕仁天皇參與甚至主導發動侵略戰爭的責任，對其不予起訴和逮捕，這更使得“傀儡說”的觀點得以存在較長時間。但是，已經有眾多權威資料證明，裕仁天皇自1926年即位之日起，就是一個強勢、激進的領導人，他將從祖父明治天皇那裡繼承的一套複雜的免責體制進一步細化，更利於自己從幕後對國是進行操縱。而且，由於他是幕後操作，因此事後就可以堅稱，他只是遵照大臣們的建議行事，從而有效規避了承擔相關責任的風險。這套制度使裕仁天皇能按自己的意願干涉國家政治軍事決策過程，之後大臣們再將已經獲得其首肯的內閣決定呈送，讓他批准。
有人稱裕仁天皇為日本軍部之傀儡，理由是他從來沒有反對過軍部的任何提議。但實際情況是軍部的任何提議在送給裕仁天皇之前就經過內大臣的審核，他不願執行的決議根本就不可能被送到其御案上。而且裕仁天皇還實質上掌握了軍部的人事大權，他不喜歡的人根本就不可能當上日本陸軍首腦。如裕仁天皇反感皇道派的真崎甚三郎和少壯軍官接觸過密，於是就有人暗示真崎辭職，真崎還想抵抗一下，結果下場就是被撤職，而且還被天皇評論說：“這傢伙一點常識都沒有。”另外，在通常情況下，軍部負責具體軍事作戰計劃的制定，然後交由天皇主持的御前會議裁決，如果天皇裁決通過，就責成軍部實施；如果不通過，就到此為止。所以，二戰中的裕仁天皇實質上一直把握著至高無上的決定權。
1935年夏，裕仁天皇在參拜完靖國神社之後，與陸軍大臣東條英機、海軍大臣吉田善吾、宮內大臣松平恆雄一
有一個事例完全可以證明這一點。1933年4月7日，日本皇族東久彌宮在出遊的汽車上親口對同車的其他人講：“不久前，參謀次長特來訪我，他對我說，‘近來天皇陛下對參謀本部的上奏，不予裁可……希望殿下能夠影響陛下，對參謀本部的上奏予以採納。’而我回答他說，這個事，即使是次長的命令，我也不能服從。陛下對總理大臣和各大臣的上奏，均系綜觀全局進行判斷，而後下達可否。”這件事記載於日本人原田能熊的《原田日記》中，而原田則是東久彌宮講話時車上的其他兩個在場者之一。這充分反映出，裕仁天皇在日本的軍事政治行動中是實權在握的，沒有他的批准，誰也無法調動軍隊。所以才逼得參謀次長去走自己下級、皇族東久彌宮的後門，以獲得天皇對軍部相關計劃的認可與支持。
他全程參與“七七事變”的總體籌劃
日本侵佔我東三省後，繼佔熱河，又一度出兵長城，攻佔我灤東地區，威逼蔣介石簽訂了《塘沽協定》《秦土協定》和《何梅協議》，以期控制華北。此間，裕仁天皇於1933年3月派土肥原賢二（死忠於他的“十一人俱樂部”成員）到華北與中國當地實權人物接觸，欲說服他們當漢奸成立偽政權並脫離南京中央政府。同時又於1935年10月7日支持發表“廣田三原則”，要求中國承認偽滿洲國並承認華北和偽滿的特殊關係，更要求中國排除與英美等國的關係，完全依賴日本（實際上就是使中國成為日本的附屬國），以及共同防共（即防蘇）等，這一切當然不會被蔣介石接受。
這是日本侵略軍佔領下的盧溝橋1
在這種情況下，裕仁天皇決定進一步使用武力，在華北發動局部而速決的恐嚇戰。據英國人戴維·貝爾加米尼所著的《天皇的陰謀》披露，“事實上，日本裕仁天皇早在1935年，就指令參謀本部籌劃這場戰爭”。當時，日方對華北作戰具體計劃的主要思想為：在北平和天津方面，以第七軍佔領北平、天津及附近重要地域；在山東方面，以第八軍自山東半島、海州附近登陸，佔領青島、濟南、海州及其附近要地。日本參謀本部作戰部長石原莞爾對這個野心勃勃的計劃的遠景進行了如下解釋：“我國防方針，在於以迅速巧妙手段，使中國本部入我支配之下，然後以日滿華三國為基礎，實行經濟上的自給自足，以武力對蘇聯的陸上和美英的海上武力，確保我東亞聯盟地區，進而採用迫敵屈服的方策，以達戰爭的勝利……”通過石原的表白，可以清楚看到日本軍部包括裕仁天皇赤裸裸的侵略野心。
1936年6月，裕仁天皇批准了新的《帝國國防方針》及《用兵綱領》，公然宣稱要實現控制東亞大陸和西太平洋，最後稱霸世界的野心。8月7日，日本五相會議通過了《國策基準》，具體籌劃了侵略中國、進犯蘇聯、待機南進的戰略方案。同時，還根據1936年侵華計劃，“有遠見地”制定了1937年侵華計劃，對華侵略的迫不及待直接露於紙上。裕仁天皇也於1936年3月審核了日軍在華北的作戰計劃，不僅認可了“期待不用十分的兵力，擊滅中國武力，以佔領必要的中國要域，給中國方面以痛苦，迫使中國屈服”的作戰方針，而且很快就在3月9日擬準了一份新的國防計劃草案。該草案分4個部分，是由日本國防機構的眾多部門共同完成的，而落實草案的詳細計劃，則只有天皇和參謀本部的極少數高級官員才能掌握。在這個草案中有一個章節明確規定，擇日在北平附近舉行一次挑釁性的夜間演習，並藉此挑起與中國的戰爭。
這是日本侵略軍佔領下的盧溝橋2
16個月後，這個計劃果然被付諸實施。從1936年5月起，日本陸續增兵我國華北，其中5月就增兵3000人。6月3日，裕仁天皇正式批准作戰計劃，即日方史料記載的“6月3日，國防方針和用兵綱領由天皇裁可”。自此日軍更是不斷製造事端，頻繁進行軍事演習，華北局勢日益嚴峻，直至盧溝橋畔槍聲響起。因此，日本士兵志村菊次郎離隊上廁所也罷，一時走失也罷，雖然在當時也可能是偶發事件，但中日全面戰爭的爆發則是必然的，是日本軍部在裕仁天皇許可下蓄謀已久的“碰瓷”計劃，它不發生在1937年7月7日，也會發生在其他某一天。
他高度關注整個事變的全過程
歷史車輪迅速滾入1937年，這一年日本明顯加快了戰爭準備。在裕仁天皇和參謀本部的關注下及明裡暗裡的指揮下，日本陸軍更加積極地部署對華作戰步驟：1937年1月，日本陸軍逼迫廣田內閣總辭職；2月2日，林內閣成立，放棄“華北自治”政策，不數月，林內閣仍不合軍部心意，也不能充分體會裕仁天皇的“聖意”，於是也辭職走人；6月4日，近衛內閣成立，近衛積極配合裕仁天皇和軍部的侵華方略，終於獲得肯定。1937年6月8日—9日，作戰部長石原莞爾派出作戰課高級課員岡本清福到盧溝橋地區“視察”，實為進一步研究中國對日態度和抗日狀態。岡本清福“視察”後返回東京報告情況：“日本中國駐屯軍在行動和心理上表現出的對中國軍隊的仇恨日益深刻，並決心對中國方面對應處置。”由此可見，盧溝橋畔日軍咄咄逼人、火藥味十足的狀態，日軍參謀本部包括裕仁天皇都一目瞭然，“七七事變”根本不是什麼“下克上”的部隊擅自行為，應該說是日本高層默許下的部隊行動。
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向全體日本國民發佈《終戰詔書》，隻字未提“投降”1
7月1日，裕仁天皇召見湯淺內大臣，對他說：“華北問題之中央化，已是必然結局，若然，寧可先打，你對中國的看法如何？”湯淺則回答：“中國從來是口是心非，並且侮日……”，這對君臣一唱一和，在抹黑中國的同時更是努力為侵華作戰找藉口。７月2日，裕仁天皇又召見參謀總長閒院宮和陸軍大臣杉山元，並在與兩人共同進餐時“面授機宜”，飯後二人“奉旨”而出。7月6日，裕仁的兄長秩父宮自英國倫敦發給他一份絕密電報曰：“幹吧！”7月7日，由日軍挑釁引起的“七七事變”終於爆發。從這個時間內裕仁天皇的所作所為看，說其沒有參與籌劃“七七事變”，甚至不瞭解日軍的動作，可信嗎？
“七七事變”爆發後，9日上午日本內閣即召開重大臨時內閣會議，11時又召開五相會議，陸軍大臣杉山元提出向我華北增兵3個師團的方案。參謀本部作戰課則早在８日就迫不及待地制定好了作戰方案。日方最後擬定《盧溝橋事件處理方針》，共4項：中國軍隊自盧溝橋撤至永定河左岸，保障事態不擴大，懲處直接責任者，中國向日本方面謝罪。
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向全體日本國民發佈《終戰詔書》，隻字未提“投降”2
10日，日本陸軍參謀本部內定向我華北增兵3個師團。忍無可忍的中國政府亦於同日命令4個師自石家莊附近出發北上抗日，同時命令空軍出動。11日，日本政府再次召開五相會議和內閣緊急會議，議決動員日軍5個師團，先派3個師團到我華北作戰。同日，日本軍部下達臨參命第56號令，調關東軍和第20師團抵華北集中，並任命更好戰的香月清司為代理中國駐屯軍司令，令其12日到達指揮位置，準備對華作戰；同日，又擬定好《關於華北作戰之陸海軍協定》，主要內容是將作戰限定在平津地區，明確海軍在天津地區的任務主要是協助陸軍作戰，負責護衛陸軍，必要時由海陸軍協同在青島、上海作戰，“保衛僑民”。11日晚18時25分，日本政府發表出兵華北聲明，把責任完全推到中國方面，與此同時裕仁天皇批准以上所有軍事計劃和增兵方案，即“仰上奏裁可”。
他進一步批准入侵華北作戰
事實上，以“七七事變”為藉口的日軍對華北開戰方針及相關作戰事宜，也是經過裕仁天皇親自裁可和批准的，他不但參與指導製造了“七七事變”，而且進一步批准日軍對我華北乃至全國的侵略戰爭。
日本畫作《終戰御前會議》，裕仁天皇在防空洞中決定投降
在裕仁天皇裁可後，日軍迅速做好了發動對華全面入侵戰爭的準備，並且再次玩起花樣，企圖推卸責任。7月13日，在一切軍事行動都已經準備到位的情況下，日方提出瞭解決爭端的7個條件，即：徹底鎮壓共產黨的策動；罷免排日要人；撤走在冀察排日的各中央機關；撤走排日團體藍衣社等；取締排日言論和機關、學生、民眾的排日策動；取締學校、軍隊之中的排日教育；北平城內不得駐軍，由公安部隊負責警備。裕仁天皇和日本政府深知中國政府不可能接受這無法承受的7個條件，所以同日日本軍部又制定《華北事變處理方針》，公然提出：“如果中國方面無視前面日方七條件和無實行誠意、或者中央軍繼續北上，企圖攻擊日軍，帝國則斷然出兵。”也就是說，在中國土地上，不許中國出兵抗擊侵略者；中國的北平城，不能駐紮中國軍隊；並以此為條件強迫中國接受，如中國不答應，就發動戰爭。這就是日本當時宣揚的所謂“不擴大主義”或“不擴大方針”，其狂妄至極的意味，至今通過史書還能夠清晰聞出。而且，以上這些處理方針，均是“閒院宮參謀總長、杉山陸軍大臣、今井參謀次長協議上奏後發電”。也就是說，以上對於華北開戰方針，是通過裕仁天皇親自裁準的。
得到裕仁天皇裁可後，日軍迅速發動了對華全面戰爭。7月15日，日本中國駐屯軍擬定了《作戰計劃》，此計劃將入侵作戰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首先於北平郊外永定河以西掃蕩第二十九軍；第二階段，根據情況，以現地兵力，向保定、仁邱之線增兵，進出石家莊、德縣之線，準備與中央軍作戰。至7月16日，日本軍部令中國駐屯軍以7月19日為開戰期限，並向中國政府發出所謂“最後通牒”，要求中國答應其提出的7個條件，“否則，即行開戰”。7月18日，日本參謀本部又制定作戰要旨四項，其中規定“準備轉向對華全面作戰”，但“對華中、華南仍極力避免使用兵力”。7月19日，已被逼至牆角退無可退的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談話，堅決拒絕日本的亡國條件，公開表示抗戰決心。7月20日，日本內閣決定對華作戰。7月27日，日本參謀本部下達臨參命第64號令，命令立即對華作戰，此令也經過裕仁天皇批准，其記載為：“將此次作戰動員和戰爭部署，上奏天皇之時，天皇詢問了未來平津作戰的結局”，這是日軍侵佔華北的原定發動日期，後來因在華日本僑民避難問題，遲了1天，延遲到28日才向我北平發動攻擊。9月4日，裕仁天皇向議會頒佈“敕語”，日本全面侵華戰爭正式爆發，而此次戰爭的目的，用他的話說就是：“促使中華民國政府的反省，征服中華民族。”
這就是日本製造“七七事變”的真正目的與用意，但卻要謊稱“七七事變”純系“偶然事件”，以掩蓋其罪行。從此事件的始末可以清晰看到，裕仁天皇不但於侵華戰爭中負有罪責，而且是始作俑者之一。只不過，他是二戰各國領導人中一個非常高明的表演藝術家，他成功地在人們心裡樹立起了一個貌似對軍隊無可奈何的傀儡、一個木頭神像、一個不問世事的超然形象，從而成功地為自己最後逃脫懲罰鋪下了一條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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