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司马迁排行榜——讲疏》，收入《行不由径：周振鹤演讲访谈录》
《货殖列传》的历史意义
先讲一个引言：中国人在学术上其实是有很多发明创造的，以消费促生产的思想在《管子》中就已经存在了。在农本思想统治时，有人给工商业者立传，这人就是司马迁。这都是很辉煌、很了不起的思想。这在春秋战国还不足为奇，因为当时没有统一，政治上没有一个统一的要求，爱怎么想怎么想、爱怎么说怎么说，但到了秦朝就不一样了。
谭嗣同说过一句话：“中国两千年之政，秦政也。”虽然秦代只经历十多年就灭亡了。但是秦代的政治制度，秦代所实行的政治社会制度一直沿用了两千年，从秦朝到清朝一直没有变。秦政的特点是什么？谭嗣同没有讲。我总结了三点：第一，中央集权；第二，农本思想；第三，文化专制。这就是秦政的最主要特点。在政治上是中央集权；在经济上是以农为本，重农贱商；在文化上是专制主义、愚民政策，把书都烧了，把读书人都“坑”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单讲经济这一方面。经济上重农贱商，农本思想，商人的地位就很低。从秦朝起商人的地位就一直非常低，低到什么时候呢？到明朝时，朱元璋正式规定商人不准穿丝绸的衣服。你是有钱，但我不让你穿丝绸的衣服。你可以在家里吃大鱼大肉，但是出门就是不能穿丝绸，让你有钱也没地方用。这就是贱商。司马迁在秦政之后，他敢给商人立传，这需要何等胆略？
后来，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术”的要点就是“义利之辩”，只谈仁义道德，不讲利益所在。大家知道孟子去见梁惠王，梁惠王问：“你老先生不远千里跑到我们国家来，对我们国家会有什么利益，有什么好处呢？”孟子说：“大王何必言利？只要有仁义就可以了。”所以在儒家成正统之后，司马迁写《史记》还能给商人立传，这是需要胆识的。以前没有人敢，那司马迁做了示范以后，后世是不是有人跟着做呢？也不敢。
除了班固写《汉书》（把司马迁的部分作品照抄一遍而已），二十四史中没有一部写商人的传记。谁敢写呢？国家的制度是农本思想，重农轻商，那谁还敢给商人立传？谁敢说有钱人的好话？像我们几十年前，谁敢帮有钱人说好话？那时是越穷越光荣，谁有钱谁就麻烦了。
我们知道先秦有著名的富商范蠡（无锡有一个蠡园，据说是范蠡的遗迹）、儒商子贡、“治生之祖”白圭等人。如果不是司马迁把他们一一地写出来，我们就不会知道先秦时期有这么多豪富。有任何重要的经济活动，司马迁都把它一一列出来，所以《货殖列传》是宝贵的资料，也是宝贵的认识。
班固说司马迁的《史记》写得很好，但也指出他有三个大缺点。司马迁的根本原则是“是非颇谬于圣人”，就是他的原因与别人不一样。肯定了什么与批评了什么，和圣人不一样，有三方面是不一样的：
第一，“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要讲大道理、要讲最主要的基本原则，“大道”就是基本原则。“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儒家已经树立了正统地位。你应该先讲“六经”，而他却先讲“黄老”。“黄老”不是儒家，你为什么要先讲“黄老”？
第二，“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游侠传》中不把那些处士写进书中，而是把那些奸雄写进书中。
第三，“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就是捧有钱人，看不起那些没有钱的人。
以上就是班固提出的司马迁的三个大缺点。其实这三点都批评得不对。为什么？因为“先黄老”是当时政治政策的要求，汉朝初期都是先“黄老”学说而不是崇儒家学说的。窦太后，就是汉武帝的老祖母，就很崇信“黄老之道”。
司马迁写《五帝本纪》，应该是从黄帝写起的，但他不屑从黄帝写起，他要从尧舜写起。但为什么不从黄帝写起呢？因为黄帝是传说，是不可靠的。司马迁觉得不应该从黄帝写起，而从尧舜写起比较可靠。但如果他不写，就代表他政治不正确，所以必须从黄老写起。到汉武帝时把儒家封为正统，但汉武帝也不是真的把儒家当作正统，只是表面上的，治理天下还是“霸王道杂之”。
汉武帝的曾孙子汉宣帝，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他的儿子汉元帝，完全相信儒术，他就批评他的父亲：父亲现在对儒生不太好，应该对他们好一点。汉宣帝很不高兴，说：“吾家自有制度，霸王道杂之。”治天下是用王道，不用霸道，王道是儒家，霸道就不是儒家，而是法家。治天下不能光用王道，要用霸王道治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牌子是挂了，但实行时不是这样的。所以“论大道先黄老”，这是当时的政治要求，不是司马迁的问题。
因为班固是生在东汉的，离司马迁有一定的距离，他不知道当时的形势，所以他批评司马迁是错的。“序游侠”与“述货殖”恰好是《史记》的最大优点。别人看不到，而司马迁有这个见识，显出司马迁的独到之见。
《货殖列传》说什么？
现在我们来解题，《货殖列传》是什么意思？《货殖列传》就是一群“货殖者”的列传。那什么叫“货殖者”呢？就是能殖货之人。什么叫“殖货”呢？“殖”就是生殖，“货”就是钱。所以“殖货”就是生财。《货殖列传》就是能够生财的这一批人的列传。“货殖”一语并非司马迁所生造，其实在《论语》中就已经存在。《论语·先进》载孔子之言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臆则屡中。”
《货殖列传》最主要的内容，大致可分为四部分：
一、全国经济地理区划。如果要做生意一定要先知道经济地理情况怎么样。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经济地理区划。在司马迁以前是没有人把全国分出经济地理区划的。
二、先秦与西汉的富豪排行榜。
三、把全国分为十数个文化风俗区。要做生意一定要了解各个地方的风俗习惯；外国人到中国来做生意，也要懂得中国人的人情习惯。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头一次有这种分法的。
四、发展经济与生财之道的多样性。
这四部分是《货殖列传》的主要内容。另外，在篇首有两段话很重要，一段是老子的话，一段是司马迁自己的话。这是很少见的，他写列传一开始总是说事情，然后把自己的意见放在最后，叫“太史公曰”。而《货殖列传》一开始讲老子的话，然后讲自己的话。大家都知道老子提倡“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司马迁拿老子这段话表明自己的态度。他说神农以前我不知道，尧舜以来这种情况就不可能存在了。为什么？尧舜以来，人的声色之好已经提高要求了，耳朵要听最好的音乐，眼睛要看五光十色的东西，嘴巴要吃最好的食物，身上要穿最好的衣服。有了这些要求，就不可能“小国寡民”，一定需要有货物流通才行。
《货殖列传》的写作动机
司马迁为什么要写《货殖列传》？他写作的动机是什么？很重要的一点是基于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和对历史发展动力的理解。人的本性是什么？大家知道先秦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性善论”，另一种是“性恶论”。孟子是讲“性善”，荀子是讲“性恶”。所以长期以来，孟子地位很高，荀子地位不高。为什么？因为孟子说“人性本善”，就是说人一出生心肠就是好的，所以大家听了很开心。而荀子却认为人生来的本性就是恶的，大家听了肯定会不开心。就是因为荀子说了这样的话，使他被埋没了很多年。一直到清朝以后，才有人把荀子的地位大大地提高。我给学生讲诸子时，特意要讲荀子、管子、韩非子、墨子，讲一些大家不太注意的人。
对人性的理解，司马迁有自己的看法；对历史发展的理解，司马迁也有自己的看法。正因为有这些看法，所以才写了《货殖列传》。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讲过一句话，他不讲人性善，也不讲人性恶，他说“富者, 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意思是说想要有钱是人的情性，是不需要学习的。 我朋友的小孩，有一天要买东西，她父亲就对她说身上正好没有钱了，小孩说你没有钱就到墙上去拿。为什么要去墙上拿？因为她看父亲拿钱都是往墙上塞一张卡进去，钱就出来了，所以她以为从墙上就可以拿到钱。虽然她不知道钱是怎么来的，但她知道有钱比较重要。这就是“所不学而俱欲者也”的“不学”。司马迁讲得很有道理。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指出：“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与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贪欲好不好？权势欲好不好？都不好。但恰恰是贪欲和权势欲成为历史发展的杠杆。这是恩格斯在评论黑格尔时说的，黑格尔说“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恶”是不好的，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恶”是一种动力。追求利益，追求金钱的利益、权力的利益，这些是“恶”，但却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司马迁懂得这些，懂得人的本性、懂得历史发展的动力，非常了不起，这是2000 多年以前的事情。谁说中国人没有经济方面的思想？其实是有的，只是我们没有去发扬。
很多人读《史记》是从头开始读的，而《货殖列传》是第一百二十九篇，很多人根本就没有读到。有学生问我：“老师，您怎么读《史记》的？为什么我读不下去？”我问他：“你怎么读的？”他回答说：“我从第一篇开始读的。”我说：“你恰恰不能从第一篇开始读，因为第一篇《五帝本纪》是最难读的东西。你应该从后面开始读，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文章中说了他们的家族是怎么形成的，说了他自己为什么要写《史记》。”现代人一般都是把自序放在最前面，而他却放在最后面。所以读《史记》要从第一百三十篇开始读，而不是从第一篇开始读。而今天所讲的《货殖列传》是第一百二十九篇。司马迁理解人性，理解历史发展的动力，所以写了《货殖列传》。
《货殖列传》的闪光点
既然人性是这样的，所以不能简单地排斥，不能简单地批判，更不能与之争。而只能因之、利导之、教诲之、整齐之，这是司马迁的主张。你不考虑自己口袋里的钱，不考虑整个人民的利益和整体国家的利益，这是不对的。但是人的本性也有要考虑自己利益的一面。如果这时候把自己的利益完全剥离去，会产生怎样的结果？我们都已经尝试过，也都已经体会过。几十年经历过来，结果又如何呢？
司马迁老早就说了要因之、利导之、教诲之、整齐之，也就是说完全不考虑个人利益，是不可能的。在司马迁那个时代不可能，司马迁后的2000 多年也没有实现。仁人志士考虑到“一大二公”，结果也没有实现。所以要正确地引导，使之利国利民，把这些本性引导到好的地方去，更不能“与之争”。“最下者与之争”，司马迁说的话是话里有话的，他是在批判汉武帝的盐铁官营政策，汉武帝时卖盐、卖铁是赚钱的，国家将它收归国营，不准老百姓做，这就是与之争。讲这样的话是冒险的，前面说“最下者与之争”，最最下的人才和老百姓争利。
进一步而言，司马迁更赞成人性依然如此，如果有善于营利赚钱的人，只要他不祸国殃民，只要他能够为社会增加财富，又有什么不好呢？所以他说：“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布衣匹夫之人”就是老百姓，你、我都是老百姓。“不害于政”就是不妨碍政治政权，不影响老百姓。为了你自己的利益而坑害别人，比如往奶粉中掺一些东西，那就是不行的。“取与以时”，这里的“时”很重要，司马迁一直强调“时”，简直和现代人一样。大家知道现在“时”是很重要的，看准时机是很重要的。什么时候该“取”、什么时候该“与”，要“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息”是什么呢？“息”就是增加，我们讲利息就是利益增加了，“息财富”就是增加财富。“智者有采焉”，聪明的人应该学习。你看这话多光彩，都是2000 多年以前讲的话，是多么闪光的观点。
所以司马迁并没有简单地称赞人性本善，也没有指责人性本恶，既不羞于谈利，更不谈虚伪的义利之辩。这在汉代中期表面上已经树立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情况下，尤其难能可贵。对比孟子对梁惠王所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认识。
司马迁的过人之处还不止于此，他还看不起那些高谈仁义、主张越穷越光荣的人。他有一句精彩的话：“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如果你没有“奇士”那样的高行，老是特别穷，没有钱用，然后还一直要“唱高调”，又满口仁义道德，说自己不是不愿意赚钱，自己赚钱比你们任何人都行，我只是看不起那些赚钱的人，总是这么说，他们即“亦足羞也”，也没有什么高明的。
比如印度就与我们中国不一样，印度有一些人很穷，但是安贫自立。他们居住条件很差，但并不仇富，很安心地在那里冥想。印度还有专门的冥想学院，用冥想来代替大鱼大肉，代替高级的衣服，代替漂亮的东西。为什么？因为他们不需要这些东西，他们在精神上已经解脱了。
但如果你“无岩处奇士之行”，而又要“长贫贱，好语仁义”，拿“仁义”去做挡箭牌，就“亦足羞也”。司马迁这个话如果放在四十多年前讲也是不行的。我记得“忆苦思甜”时，我们讲过去如何苦、如何穷，谁穷得好，谁就是高明。
所以这样的思想即使在现代也是超群的，在四十多年前司马迁这种说法是要被批判的。之所以他没有被批判，是因为批判的人没有看到这样的书，他读的书不多，他只看到孔老夫子的书。《史记》这么一大部，一共526500 字，谁会去看？看不到司马迁写的这些话，因此他躲了过去。司马迁的这段话，放在过去，放在不久以前，都是惊世骇俗的话，不是一般人讲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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