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顺大屠杀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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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将毒药投入水缸毒杀日军的年仅十几岁的旅顺无名少年
旅顺大屠杀是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占领军于1894年11月21日攻陷位于辽东半岛的旅顺,对城内进行了四天三夜的屠杀。
只有埋尸的36人(后经考察,生还者800余人)幸免于屠杀,死难者人数估计在2千到2万之间。遇难者葬于白玉山东麓的“万忠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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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顺大屠杀中死难者遗骸
发生背景
1894年11月21日(距今124年)至25日,旅顺,风雪交加,寒意刺骨,尸骨累累,烈焰冲天。两万多手无寸铁的中国军民被狂暴的日军无情杀戮,殷红的鲜血、凄厉的哀号……当清军的龙旗被战火与刺刀烧割得支离破碎时,1894年旅顺的阴霾天空见证了这样一段旷世惨剧——准备守三年的清军一触即溃
中国近代史的屈辱布满令人百思难解的疑团。如果说,打开中国门户的《南京条约》的签订是由外敌的“船坚炮利”所致,那么情境切换至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形势却不可同日而语了。
当时,清朝的海军配备雄居亚洲之冠。清廷不惜重金、由德国定购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曾出访日本,威力之强大令日本朝野震惊!其时清军一等陆军的武器装备即便与欧美强国比,也不相上下。甲午战争时,资源匮乏、财力贫弱的日本仅给每名士兵配备8发子弹,而清军士兵的炮弹、子弹在仓库里却堆积如山。历经洋务运动,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清朝从国外进口大量的连珠炮、滑膛枪等先进武器,日军缴获这些战利品时每每自愧不如。有记载称,日军进攻中国难以为继时,竟是用战获的清军武器弹药才军威重振的。仅在清军轻易弃守的大连湾一地,日军就缴获清军遗弃的大、小火炮120门,炮弹246万发!探寻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的内因,一度甚嚣尘上的“武器代差论”似难以立足。
清廷费时十六年、耗资千万经营的旅顺港,当时被称为“远东第一军港”。港口周围部署有20多座炮台, 150多门火炮。北洋大臣李鸿章战前扬言:“有充足的弹药、军粮,有优良的火炮和北洋海军的声援,旅顺口可以坚守三年!”可笑的是,拥有优势装备、占据地利之便的上万清军只抵抗了一日即作鸟兽散,滑天下之大稽。
驻守旅顺的清军总兵力为14700人,然而,清军兵力虽厚、武器虽精,但诸军互不联络,均无固守之心。尤为严重的是“群龙无首”,八位统领不相隶属,各行其是。虽然临战前公推姜桂题为总统领,但此人行伍出身,战守无策,一味告援,清军各部相互观望坐视,几乎是一盘散沙。
甲午战前,日本近代海军名将东乡平八郎曾登临清军旗舰——定远舰观摩,发现清军官兵将洗过的内裤晾晒在炮管上,下舰后即断言:“清军虽武器精良,但人员素质、军队战力将不堪一击!”
清军内部互相掣肘,反观日军则众志成城,官兵上下令行禁止。日军指挥部将攻占旅顺视为“担保东洋和平的关键”,认为只要占领了旅顺,再配备一支舰队,渤海便成了锁口之囊。
不仅能置中国于死地,还能控制整个东北亚战局的发展。
下一步,就可以把战火烧向直隶平原,烧向大清国的国都北京。
为了打好这决定国运的关键一仗,日军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占领大连、金州一带后让部队休整10天。日军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精心挑选出1500名敢死队,准备与清军做决死较量。中日激战一触即发,而当政的慈禧太后却沉迷于自己的万寿庆典,挪用海军军费扩建颐和园。前线告急文书如雪片飞来,李鸿章心急如焚,而慈禧太后则视军国大事为儿戏,并警告朝廷官员勿搅雅兴,“谁让我不愉快,我就让谁不高兴!”
1894年11月20日,日军司令大山岩在旅顺李家屯西北的高地上召开各级将校会议,决定21日凌晨2时开始总攻击。 11月21日晨6时40分,日军逼近各炮台,上午8时就迅速攻下来椅子山的三个炮台。至晚上,旅顺半岛20多个炮台,一天内全部被日军占领,清军战死约2000余人。李鸿章经营旅顺16年,耗资数千万,船坞、炮台、军储的实力为北洋军之首,却不能守一天,最后仅抓了几个“替罪羊”交刑部治罪草草了事。
一目击战况的美国记者感叹道:“旅顺军港若换做美国士兵坚守,日军若不死伤万人、攻击数月,休想踏进旅顺半步!” 10年后,在仍于旅顺爆发的日俄旅顺要塞攻坚战中,日军攻击近半年,死伤6万将士才艰难地攻下俄军固守的旅顺要塞。旅顺203高地的山坡上,日军陈尸近万具。而在中日甲午旅顺之战中,日军的损失仅为微不足道的280人……东乡平八郎对清军低劣战力的预判得以验证。
事件经过
日军攻占旅顺后,对城内进行了4天3夜的屠杀,死难者可能达2万人,只有埋尸的36人幸免于难,后经考察,生还者800余人,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旅顺大屠杀。
据英国人艾伦的《龙旗翻卷之下》记载:“日本兵追逐逃难的百姓,用枪杆和刺刀对付所有的人;对跌倒的人更是凶狠地乱刺。在街上行走,脚下到处可踩着死尸。”“天黑了,屠杀还在继续进行着。枪声、呼喊声、尖叫声和呻吟声,到处回荡。街道上呈现出一幅可怕的景象:地上浸透了血水,遍地躺卧着肢体残缺的尸体;有些小胡同,简直被死尸堵住了。死者大都是城里人。”“日军用刺刀穿透妇女的胸膛,将不满两岁的幼儿串起来,故意地举向高空,让人观看”。该书也记载了血肉模糊的日军战俘尸体。
据美国《纽约世界》记者克里曼描述:“我见一人跪在兵前,叩头求命。兵一手以枪尾刀插入其头于地,一手以剑斩断其身首。有一人缩身于角头,日兵一队放枪弹碎其身。有一老人跪于街中,日兵斩之,几成两段。有一难民在屋脊上,亦被弹打死。有一人由屋脊跌下街心,兵以枪尾刀刺插十余次。”“战后第三日,天正黎明,我为枪弹之声惊醒,日人又肆屠戮。我出外看见一武弁带兵一队追逐三人,有一人手抱着一无衣服的婴孩,其人急走,将婴孩跌落。一点钟后,我见该孩已死,两人被枪弹打倒。其第三人即孩子之父,失足一蹶,一兵手执枪尾刀者即刻擒住其背。我走上前,示以手臂上所缠白布红十字,欲救之,但不能阻止。兵将刀连插伏地之人颈项三四下,然后去,任其在地延喘待死。”“次日(11月24日)我与威利阿士至一天井处,看见一具死尸。即见两兵屈身于死尸之旁,甚为诧异。一兵手执一刀,此两人已将尸首剖腹,刳出其心” “我经过各街,到处见尸体均残毁如野兽所啮。被杀之店铺生意人,堆积叠在道旁,眼中之泪,伤痕之血,都已冰结成块。甚至有知灵性之犬狗,见主人尸首之僵硬,不禁悲鸣于侧,其惨可知矣”。
据英国法学家胡兰德的《关于中日战争的国际公法》引用维利尔斯的记载:“当时日本官员的行动,确已越出常轨。他们从战后第二天起,一连四天,野蛮地屠杀非战斗人员和妇女儿童。在这次屠杀中,能够幸免于难的中国人,全市中只剩36人(后考察生还者约800余人)。而这36人,完全是为驱使他们掩埋其同胞的尸体而留下的。”“其中有一个叫鲍绍武的人说:‘我们来参加收集尸体时,看到有的人坐在椅子上就被捅死了。更惨的是,有一家炕上,母亲身边围着四五个孩子,小的还在吃奶就被捅死了’”。
国人当牢记历史,奋发图强,以史为鉴,自立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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