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顺大屠杀惨案
图为将毒药投入水缸毒杀日军的年仅十几岁的旅顺无名少年
旅顺大屠杀是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占领军于1894年11月21日攻陷位于辽东半岛的旅顺，对城内进行了四天三夜的屠杀。
只有埋尸的36人（后经考察，生还者800余人）幸免于屠杀，死难者人数估计在2千到2万之间。遇难者葬于白玉山东麓的“万忠墓”。
旅顺大屠杀中死难者遗骸
发生背景
1894年11月21日（距今124年）至25日，旅顺，风雪交加，寒意刺骨，尸骨累累，烈焰冲天。两万多手无寸铁的中国军民被狂暴的日军无情杀戮，殷红的鲜血、凄厉的哀号……当清军的龙旗被战火与刺刀烧割得支离破碎时，1894年旅顺的阴霾天空见证了这样一段旷世惨剧——准备守三年的清军一触即溃
中国近代史的屈辱布满令人百思难解的疑团。如果说，打开中国门户的《南京条约》的签订是由外敌的“船坚炮利”所致，那么情境切换至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形势却不可同日而语了。
当时，清朝的海军配备雄居亚洲之冠。清廷不惜重金、由德国定购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曾出访日本，威力之强大令日本朝野震惊!其时清军一等陆军的武器装备即便与欧美强国比，也不相上下。甲午战争时，资源匮乏、财力贫弱的日本仅给每名士兵配备8发子弹，而清军士兵的炮弹、子弹在仓库里却堆积如山。历经洋务运动，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清朝从国外进口大量的连珠炮、滑膛枪等先进武器，日军缴获这些战利品时每每自愧不如。有记载称，日军进攻中国难以为继时，竟是用战获的清军武器弹药才军威重振的。仅在清军轻易弃守的大连湾一地，日军就缴获清军遗弃的大、小火炮120门，炮弹246万发!探寻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的内因，一度甚嚣尘上的“武器代差论”似难以立足。
清廷费时十六年、耗资千万经营的旅顺港，当时被称为“远东第一军港”。港口周围部署有20多座炮台， 150多门火炮。北洋大臣李鸿章战前扬言：“有充足的弹药、军粮，有优良的火炮和北洋海军的声援，旅顺口可以坚守三年!”可笑的是，拥有优势装备、占据地利之便的上万清军只抵抗了一日即作鸟兽散，滑天下之大稽。
驻守旅顺的清军总兵力为14700人，然而，清军兵力虽厚、武器虽精，但诸军互不联络，均无固守之心。尤为严重的是“群龙无首”，八位统领不相隶属，各行其是。虽然临战前公推姜桂题为总统领，但此人行伍出身，战守无策，一味告援，清军各部相互观望坐视，几乎是一盘散沙。
甲午战前，日本近代海军名将东乡平八郎曾登临清军旗舰——定远舰观摩，发现清军官兵将洗过的内裤晾晒在炮管上，下舰后即断言：“清军虽武器精良，但人员素质、军队战力将不堪一击!”
清军内部互相掣肘，反观日军则众志成城，官兵上下令行禁止。日军指挥部将攻占旅顺视为“担保东洋和平的关键”，认为只要占领了旅顺，再配备一支舰队，渤海便成了锁口之囊。
不仅能置中国于死地，还能控制整个东北亚战局的发展。
下一步，就可以把战火烧向直隶平原，烧向大清国的国都北京。
为了打好这决定国运的关键一仗，日军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占领大连、金州一带后让部队休整10天。日军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精心挑选出1500名敢死队，准备与清军做决死较量。中日激战一触即发，而当政的慈禧太后却沉迷于自己的万寿庆典，挪用海军军费扩建颐和园。前线告急文书如雪片飞来，李鸿章心急如焚，而慈禧太后则视军国大事为儿戏，并警告朝廷官员勿搅雅兴，“谁让我不愉快，我就让谁不高兴!”
1894年11月20日，日军司令大山岩在旅顺李家屯西北的高地上召开各级将校会议，决定21日凌晨2时开始总攻击。 11月21日晨6时40分，日军逼近各炮台，上午8时就迅速攻下来椅子山的三个炮台。至晚上，旅顺半岛20多个炮台，一天内全部被日军占领，清军战死约2000余人。李鸿章经营旅顺16年，耗资数千万，船坞、炮台、军储的实力为北洋军之首，却不能守一天，最后仅抓了几个“替罪羊”交刑部治罪草草了事。
一目击战况的美国记者感叹道：“旅顺军港若换做美国士兵坚守，日军若不死伤万人、攻击数月，休想踏进旅顺半步!” 10年后，在仍于旅顺爆发的日俄旅顺要塞攻坚战中，日军攻击近半年，死伤6万将士才艰难地攻下俄军固守的旅顺要塞。旅顺203高地的山坡上，日军陈尸近万具。而在中日甲午旅顺之战中，日军的损失仅为微不足道的280人……东乡平八郎对清军低劣战力的预判得以验证。
事件经过
日军攻占旅顺后，对城内进行了4天3夜的屠杀，死难者可能达2万人，只有埋尸的36人幸免于难，后经考察，生还者800余人，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旅顺大屠杀。
据英国人艾伦的《龙旗翻卷之下》记载：“日本兵追逐逃难的百姓，用枪杆和刺刀对付所有的人；对跌倒的人更是凶狠地乱刺。在街上行走，脚下到处可踩着死尸。”“天黑了，屠杀还在继续进行着。枪声、呼喊声、尖叫声和呻吟声，到处回荡。街道上呈现出一幅可怕的景象：地上浸透了血水，遍地躺卧着肢体残缺的尸体；有些小胡同，简直被死尸堵住了。死者大都是城里人。”“日军用刺刀穿透妇女的胸膛，将不满两岁的幼儿串起来，故意地举向高空，让人观看”。该书也记载了血肉模糊的日军战俘尸体。
据美国《纽约世界》记者克里曼描述：“我见一人跪在兵前，叩头求命。兵一手以枪尾刀插入其头于地，一手以剑斩断其身首。有一人缩身于角头，日兵一队放枪弹碎其身。有一老人跪于街中，日兵斩之，几成两段。有一难民在屋脊上，亦被弹打死。有一人由屋脊跌下街心，兵以枪尾刀刺插十余次。”“战后第三日，天正黎明，我为枪弹之声惊醒，日人又肆屠戮。我出外看见一武弁带兵一队追逐三人，有一人手抱着一无衣服的婴孩，其人急走，将婴孩跌落。一点钟后，我见该孩已死，两人被枪弹打倒。其第三人即孩子之父，失足一蹶，一兵手执枪尾刀者即刻擒住其背。我走上前，示以手臂上所缠白布红十字，欲救之，但不能阻止。兵将刀连插伏地之人颈项三四下，然后去，任其在地延喘待死。”“次日（11月24日）我与威利阿士至一天井处，看见一具死尸。即见两兵屈身于死尸之旁，甚为诧异。一兵手执一刀，此两人已将尸首剖腹，刳出其心” “我经过各街，到处见尸体均残毁如野兽所啮。被杀之店铺生意人，堆积叠在道旁，眼中之泪，伤痕之血，都已冰结成块。甚至有知灵性之犬狗，见主人尸首之僵硬，不禁悲鸣于侧，其惨可知矣”。
据英国法学家胡兰德的《关于中日战争的国际公法》引用维利尔斯的记载：“当时日本官员的行动，确已越出常轨。他们从战后第二天起，一连四天，野蛮地屠杀非战斗人员和妇女儿童。在这次屠杀中，能够幸免于难的中国人，全市中只剩36人（后考察生还者约800余人）。而这36人，完全是为驱使他们掩埋其同胞的尸体而留下的。”“其中有一个叫鲍绍武的人说：‘我们来参加收集尸体时，看到有的人坐在椅子上就被捅死了。更惨的是，有一家炕上，母亲身边围着四五个孩子，小的还在吃奶就被捅死了’”。
国人当牢记历史，奋发图强，以史为鉴，自立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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