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时势造英雄,在封建社会中，当一个王朝开创了一个盛世，也会积压很多社会矛盾，盛世会产生和掩盖很多诟病，贪图享乐，缺乏进取之风也会随之盛行，但盛极必衰。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大一统盛世王朝正是在极盛后发生了内乱，给后盛世时代敲了一个警钟。开元盛世后的“安史之乱”，康乾盛世后“嘉道中落”产生的大平天国运动，都是盛世综合症的结果。下面两位中兴之臣正是在这个时候站上历史舞台，以一已之力，力挽狂澜给王朝续命的。
第一位是晚清“治世良臣”曾国藩
曾国藩：湖南人，书香门第。没发了太平天国运动，他应该会是地地道道的读书人。二十一岁中秀才，二十三岁中举人，二十七岁中进士，一步一个脚印，到太平天国运动暴发的前期，曾国藩仕途之道已升迁到二品官位了。
1951年暴发的太平天国运动给没落腐朽的清政府一次致命的打击。当时清政府依赖平叛的八旗军、绿营官兵早已战力废驰，短短两年时间大平军已占领南京，攻陷大半个中国。清政府这时慌了，官军此时已无力平叛，只能允许各地自行招募团练乡勇，组织武装力量。力图利用各地的地主武装来遏制太平军势力的发展，曾国藩从这时开始冒尖，回湖南举办团练，在团练湘勇期间，他严肃军纪，创立了自己的私家军队湘军，以独特的儒家思想治军，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兵少而国强”，“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主张军政分理，各负其责。古往今来，乱世打仗需要血性，大多数将领都不是正规军校出来的，很多在乱世中的暴民中涌现的，有句话说得好“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后来的事实证明，有血性的文化人打仗更有一套，特别是近代，军校的作用犹其重要。
曾国藩作为儒家文人，当战败时，也曾意气用事，两次投水自尽，幸被幕僚所救，也反映了初入战场时读书人的娇气。但厚积而薄发，在历经了几年的战争历练，曾国藩所率领的湘军成了清政府镇压太平军的主要力量，势力一家独大。特别是太平军经历南京内乱后，日显颓势。终于在1864年曾国藩平定了太平天国运动。这个时候的曾国藩实力达到了极点。这时曾国藩作出了一个让人摸不到头脑的决定，自行解散湘军，自废武功。曾国藩明白功高盖主遭人忌的道理，正是这个决定使其避免了当权者慈禧的猜忌，成为晚清中兴名臣之首。为世人树立良臣典范。
第二位是大唐“中兴名臣”郭子仪
郭子仪：陕西人，武举出身。安史之乱前一直未得到重用。公元755年，安禄山在范阳起兵，迅速攻占洛阳、长安，唐玄宗西逃路上，太子唐肃宗李亨继位，郭子仪得到重用，唐肃宗任命郭子仪为兵部尚书、兼朔方节度使，率军平叛。郭子仪联合回纥军于第二年收得了洛阳、长安。接着克河东、河西、河南等地，郭子仪因功封代国公。入朝时肃宗命人在灞上迎接，并慰劳他道：“国家再造，是你的功劳。”
但在形式大好之下，唐朝内部争权夺利的局面又发生了，郭子仪被剥夺兵权，安禄山旧部史思明趁机再次攻陷洛阳，郭子仪被重新启用，出镇绛州平定叛乱。到公元763年，基本上平定了安史之乱。但唐朝廷与唐朝军将发生矛盾导致长安缺乏防御，被吐蕃趁机占领，长安再次陷落，郭子仪临危受命，调集军队。吐蕃忌郭子仪的威名，知唐军靠近，吐蕃立即逃离了长安。 公元765年，唐朝官员仆固怀恩反叛，引吐蕃、回纥进范，郭子仪单骑说服回纥，唐军骑兵联合回纥，大破吐蕃。郭子仪先后三次被贬，又重新被启用，仍一如既往的效忠唐王朝。天下稳定后，唐代宗任命郭子仪为尚书令，郭子仪恳辞不受。代宗催促他到官署就职。郭子仪仍不肯接受任命，道：“太宗皇帝曾任此职，因此历代皇帝都不任命，皇太子任雍王，平定关东，才授此官，怎能偏爱我，违背重要规定。而且平叛以后，冒领赏赐的人很多，甚至一人兼任几职，贪图升官不顾廉耻。现在天下平定，正是端正法纪审查官员的时机，应从我开始。”代宗无奈，只得应允，并将他辞谢的事迹交给史官，记入国史。正是郭子仪不居功致傲，荣辱不惊的这些行为，使其在地险恶的官场上得以全功保身，历经三朝，颐享晚年。享年八十五岁，死后追赠太师，谥号忠武。
人臣功高盖主在封建社会是多么可怕的现象，历史上“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例子数不胜数，唯此二人，用大智慧诠释着仁臣的致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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