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沈艾娣《梦醒子》的中译本，我怅然若失。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异体同悲”的难受，又好像读懂了《红楼梦》里女娲补天之后剩下的那块呜咽的石头。
沈艾娣说，“教科书都倾向于将现代化描述成向美好生活的迈进，我希望学生们能想到这些遭受进步之苦的人”。
有些人如果生在别的时代，也许将拥有不一样的人生。而在急速去传统化的20世纪，这些人成为了不合时宜的人，生活在不合时宜的时代。 他们走完了一生，带着全部的不知所措，沉默地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几乎没留下任何涟漪。
梦醒子刘大鹏，只是一个标本。
年少时，他就时常做梦，长大之后梦更多，最初他不解梦境为何如此纷纭，继而又诧异为何梦如此光怪陆离（“髫龄时常梦梦，及长梦更多，始焉怪其梦之何其纷，继焉诧其梦之何其幻”)，然而在人生各种境遇中浮沉也何其像纷纷扰扰的梦境。直到他梦到一位长相酷似经书里描绘的孔子的长者，告诉他，人生只在“诚与敬”。惊醒之后，刘大鹏似体悟到孔孟之道的真谛，自号为梦醒子。
这一段“大梦谁先觉”，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二字心传的得道故事。然而，真相也许是，这是一个梦中套梦的人间，梦醒之后，也许仍然住在一场梦里，儒家信仰成就了他的救赎，也使自己的整个一生变成一场醒不了的噩梦。
无材可去补青天，刘大鹏觉得这个世界太陌生。 最可怕的是，这位中国传统文化塑造出来的人，他的一生不过是它的不堪一击和土崩瓦解的一个小小注解。
他看到了维新运动一味求富强背后拖着的长长可怕阴影： 痛恨新学校“全在富强而伦常并置不言。凡所措置者一意嘉国害民，无非用夷而变夏。”
革命以后，传统私塾继续存在，但它们所提供的教育很快被看作不入流且缺乏传统。他无法继续坐馆收学生。曾是银行业中心的太谷县经济不断恶化，家具生意所在地李满庄曾是一个富裕的乡村，如今变为空城。原做家具生意的刘家改为经营煤矿，最后收益越来越少，最后只能靠他们仅有的耕地艰难度日。
1915-1918参与晋祠的修缮工作时，刘大鹏与仅有生员头衔的镇长牛玉鉴的争执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的道德资本所含的政治价值的明显衰落。不仅地方社会忽略刘大鹏，他自己的家也开始逃避刘大鹏的道德观，三子四子都成为了瘾君子。
对地方经济而言，革命简直是一场灾难。农村经济的恶化，或者说中国农村本来的赤贫现象，可以从刘大鹏写日记使用的纸张看出，有：白纸，旧报纸，讣告背面，药店广告单页，甚至草纸（1925年）。但他如践行宗教信仰般坚持日课，每日虔敬写日记，过世时，房间木橱里有超过四百卷手稿，半数是日记。
到了30年代，刘大鹏对自幼所学的正统儒学的坚持已经变成了一种近乎滑稽的表演，只有有心人才能为之肃然起敬。“遍地皆有纸烟之包，皮上有字。因拾之归，遵古敬惜字纸之遗训，今人不知此训，反笑予迂阔也。”
刘大鹏活了八十多岁，他所经历的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满目疮痍的时代：日军轰炸之后，随之而来是抢掠，通常是退败的中国士兵所为。看到被日军招募的工人们在晋祠路上穿梭往来，他写道“亡国奴之困苦”。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希望就是存活。“不至于饥寒而死亡，则为亡国奴隶之庆幸事也”
当家庭面临灾难时，刘大鹏深信这是上天对其缺乏孝心的惩罚，在这样一个苦难丛生、生命如浮萍的世道中，一直秉持这样的观点。 对于本乡本土，他依旧持儒家的匡扶天下之志，“处此乱世，不能做一件救济本村之事，恨己无德，没由上格天下，下去民害，何以仰慰先父先母在天之灵哉？不孝之罪大焉。”
梦醒子的一生，讲完了。我不由得想起鲁迅在《祝福》中的下列一段描写：
我回到四叔的书房里时，瓦楞上已经雪白，房里也映得较光明，极分明的显出壁上挂着的朱拓的大“寿”字，陈抟老祖写的，一边的对联已经脱落，松松的卷了放在长桌上，一边的还在，道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我又无聊赖的到窗下的案头去一翻，只见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录集注》和一部《四书衬》。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
读过的人，都会把这一场景看成旧传统百足大虫死而不僵的阴森象征。我在想，刘大鹏的故事也许就是另一个四叔的故事，那是《祝福》中所没有讲出来的故事。他们同属于这批传统塑造出来的最后一批遗老遗少，风雨飘摇中，他们的尊严，他们的生命依归，是急于摆脱传统的鲁迅还有你我扭过头不愿去看的，也不愿意去了解的。
只能是，一城风絮，满腹心事都沉默。
毫无疑问，对于新一代的中国人而言，刘大鹏日记中描绘的世界已经不是他们生活记忆的一部分。但这本书，并不只是怀旧，它也许还是一个关于你我个体命运的亘古不变的寓言，神秘且残忍。
沈艾娣在文中提到，儒家思想中，女性是不能抛头露面的，刘大鹏或许想象不到，近一百年后，正是西方女性试图将他鲜活的生命复活在历史中。而设若刘大鹏知道这一情况，他又会作何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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