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吳江縣同裡鎮，歷史上是一個地主和退休官僚，也就是這些紳士居住的好地方。著名的退思園就是清代光緒年間，安徽鳳潁六泗兵備道任蘭生被解職後在這裡建的住所。到我這一輩人，同裡還有“楊柳松柏”四大戶的說法。楊指的是我的外祖父楊敦頤（楊粹卿）；柳是柳亞子，著名詩人；松是金松岑，金松岑就是名噪一時的小說《孽海花》前六回的作者；柏是張伯儒（“伯”、“柏”同音），曾經當過孫中山先生的秘書。這些大戶人家在鄉里地位很高，也有一定影響。
“大戶人家”也有稱作“世家”的，在我們家鄉還有“牆門人家”的叫法。我覺得這是很形象的稱呼，它表明這種人家住的房子，有高高的圍牆，有氣派的大門，幾重院落，幾道院門。牆門人家的子弟被稱作世家子弟、書香子弟、讀書人家等等，名堂很多。這些人的出路就是念書考科舉，考上了可以做官，一人當官，親親戚戚都沾光。小的時候鄰居就叫我“阿官”。當然，在中國的各個歷史時期，這一層人中間也有不少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事實上，士紳階層在中國的社會結構中佔了很重要的地位，離開了士紳階層就不容易理解中國的社會。我從小有機會接觸這個階層的人，所以對他們比較熟悉，並且在我的一生經歷中看到了這個舊中國士紳階層最後走過的路程。
早年生活
我是1910年出生的。我們家裡最長的一輩是祖母和她的妹妹（孩子們叫她三好婆），我從小是三好婆帶大的，所以同她的感情很深，家裡的不少事情，是從她跟我絮絮叨叨的講話中瞭解到的。祖母家姓周，她在我十幾歲時去世了。我對祖母家的事情知道的很少，只能從三好婆講的故事裡知道個大概。三好婆給我講過不少關於太平天國“長毛造反”的故事，並且知道了由於這次“長毛造反”，周家受到了很大的衝擊——祖母的父親在太平軍打到蘇州一帶時被長毛“擄”了去，從此下落不明、不知生死。在我祖母和她的妹妹心裡，她們的父親沒有死，只不過是失蹤了，因為我見過祖母和她的妹妹在某個日子裡，會把一隻鞋丟到街上去。在我們家鄉這是一種“儀式”，意思是讓失蹤的親人能夠認得回家的路，趕快回來。不管怎樣，可以說祖母家極有可能被太平天國這場風暴沖掉了，一家人四散而失去了聯繫。所以，在我的記憶裡，除了祖母和三好婆之外，周家沒有其他的親戚了。
祖母是個小腳老太太，而且小得站都站不穩，幹家務活很困難。而三好婆是個“半大腳”，就是曾經纏過腳，後來又放開了。我不知道她們姐妹之間相差多少歲，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別。不過我知道，太平軍是禁止婦女纏足的，三好婆是不是因為這個緣故才不得不把纏過的腳又放開了？我小的時候就知道，三好婆因為不願讓人看到她的一雙大腳，穿著長裙把腳遮住，沒有把腳纏小，一直是她平生引以為憾的一件事。祖母也有不順心的事，可能也是因為受到太平軍的衝擊，她很小的時候就到費家做童養媳，因此和祖父成親的時候沒有坐花轎進門，對於這件事祖母始終耿耿於懷，感覺抬不起頭，壓力很大，一生都擺脫不掉自己是“童養媳”、“小媳婦”的陰影。要知道，“裹小腳”、“坐花轎”都是那個時代表示是“牆門裡的人”這種身份的標誌，然而，祖母和三好婆卻與之擦肩而過，她們懊惱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聽祖母說我的祖父很聰明，喜歡研究算學，但不知道為什麼，他一生沒有考過科舉；膝下四兒一女，老二過繼給了別人，我父親費璞安排行老四，大家都叫他“四阿哥”。費家除了有田產以外，還在同裡開了一家典當鋪。我父親還沒有成家的時候祖父就去世了，祖父去世後，大伯伯當了家。祖母沒有什麼文化，管教不了大伯，大伯是個不務正業的紈絝子弟，當家以後在同裡開了一家大煙館。他為了獨霸市場使盡了手段，竟然逼得一個生意上的對手跑到費家的院子裡吞鴉片自殺。大伯的惡行激起了人們的憤怒，一群人擁進我家砸爛了不少東西。據說從這次事件以後大伯的生意一落千丈，費家逐步走向敗落，在家鄉站不住腳，不久全家就搬到了蘇州。
我的祖父和楊敦頤是好朋友。楊家在同裡是有名的大戶人家，擁有不少田地，開有一家米行，在蘇州十全街還開了振豐織布廠。在我父親還小的時候，費楊兩家就結下兒女親家，楊敦頤答應把女兒嫁給我父親並且要經常關照費家。祖父去世後，楊敦頤依照諾言，把我父親接到他家，同他的孩子一道上學；嫁女兒的時候，又考慮到費家經濟狀況不好，所以在女兒的嫁妝裡有一份田產，外祖父想用這份田地來保證女兒婚後的生活。
楊敦頤曾經在1904年慈禧太后七十大壽時，特意加試的甲辰恩科上考中了舉人，被派到鎮江做學臺，這個官相當於現在教育廳長的職務。可是沒幹多久他就辭官不做，應聘到商務印書館當了一名編輯，參與了《辭海》的編纂工作。外祖父的國學底子很好，尤其在文字學方面很有造詣。記得我小時候聽過他給學生講中國文字起源、文字結構的課，還學會背誦不少口訣。
雖然外祖父的國學基礎深厚，卻不守舊。從我母親和幾個舅舅受教育的狀況可以看出，外祖父是個樂於接受新鮮事物的人。大舅舅楊千里秉承父業，國學基礎紮實，在書法、金石、詩詞方面都有很深的功底，民國時期靠筆桿子做了官，當過相當於行政院秘書長的官職。另一個舅舅是清華大學畢業生，和胡適是同班同學，並一同被送到美國留學，學機械，回國後在天津辦工廠、開洋行，創下“抵羊牌”毛線這個名牌產品。還有一個楊左舅舅也留學美國，後來在好萊塢畫動畫片，參與有名的動畫片《白雪公主和七個小矮人》的創作。六舅舅學西醫，是一名醫生。最小的楊錫舅舅是建築設計師，解放前在上海設計過好幾處像劇場這樣的大型建築；解放後調到北京，參加了北京“十大建築”的設計工作。
我的母親楊紉蘭畢業於當時最“新潮”的上海務本女學，可以說是中國第一批接受西方教育的女學生裡的一個，後來她一直是站在了當時社會潮流的前邊。我手頭有一張1911年媽媽抱著我同哥哥、姐姐一起照的照片，有趣的是，照片上兩個哥哥身穿幼兒園制服，手裡拿著紅十字小旗，這在90年前的中國是很少見的。原來是因為當時母親在家鄉開辦了吳江縣有史以來的第一家蒙養院（幼兒園）。兩個哥哥是蒙養院的學生，所以穿著統一的服裝（後來我也成了蒙養院的學生）。蒙養院的學生除了學識字，還做遊戲、學跳舞、學唱歌，有腳踏風琴伴奏，那時候這些事都是很新鮮的。
母親對我一生的影響很大。她是個思想開放的人，樂於接受新事物，除了在家鄉辦新學，她還帶頭剪短髮，講求男女平等，注重子女教育。
我的童年正處在軍閥混戰的時期，整個國家動盪不安，老百姓常常因為打仗而四處避難。我家也同樣，一旦有個風吹草動，母親就帶著我們幾個孩子，從縣城逃回同里老家。這樣的逃難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們不是有錢人家，但是靠父親的工資，每天都能吃飽飯，還可以有肉吃，屬於中等家庭吧。有一段時間裡，大概是媽媽有意鍛鍊我，要我負責記家裡每天支出的賬目，所以至今我還記得，我們家每天可以買七個銅板的肉，花十幾文錢買米，一個銅板十文錢，再加上買蔬菜，一天的伙食費大約十多個銅板。記得有一次的假期裡，在蘇州上學的大哥、姐姐都回來了，媽媽把我們叫到一起，要我把賬本拿出來總結一下，把各項支出畫在座標紙上，其中最高最粗的線是教育費用的支出。媽媽說，在花錢的時候，她首先要把我們幾個孩子上學所需要的費用留足，然後才考慮別的花銷。這件事我一直記著，以致幾十年以後，在一次政協會上我用這個例子來說明國家在花錢的時候，也應該先留出一筆經費來保證教育的支出，其他的錢，多就多用點，少就節約點。國家和家庭理財的道理應該是相通的。
在媽媽的安排下，我們這一代五個孩子都受到較好的教育。大哥費振東畢業於上海南洋大學，在學校參加了共產黨，是學生會的領導人之一，“五卅”運動時南洋大學學生上街遊行，他是領隊，走在隊伍的第一排；畢業後去了印尼的一家華僑報館當主筆，教過書；後來與黨組織失去聯繫，脫黨了。他在南洋二十多年，積極從事民主運動，和朋友們一道組織了蘇島民主同盟，1949年回國，參加了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姐姐費達生從蘇州女子蠶校畢業後到日本留學，學成回國專攻繅絲和蠶絲業技術改革，幫助家鄉農民發展養蠶業。姐姐的工作對我後來的學術研究起了很重要的影響。二哥費青在東吳大學學法律，後來考取公費去德國留學。解放前他屢屢在法庭上為共產黨員和進步學生辯護；解放後在中國政法大學當副教務長，是中國法律界的元老。三哥費霍受舅舅的影響，進蘇州工業專科學校學土木建築專業。哥哥姐姐們做人做事的榜樣，對我起了很好的影響。我自己則是受到了從幼稚園到大學一套比較完整的教育，後來又到英國留學。留學是用清政府庚子賠款的錢，其實這是美國人用中國人的錢來資助中國的年輕人出國學習，有很強的政治性，目的是要培養出受西方思想影響的一代人，加深西方文化對中國的影響。他們這樣做的結果，確實在中國造就了一批接受西方文化的知識分子，就是這批人發起了“五四”運動，從西方引進了“科學”與“民主”的思想。
我父親曾經考中清王朝最後一屆秀才，科舉制廢止後，吳江縣把他們一批人送到日本留學，學的是教育學。我聽父親說，他們這些留學生並不懂日文，日本學校請懂得中文的老師給他們上課，又由於日文在文字上同中文有部分相通，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他們和日本人可以下圍棋，可以進行筆談。父親回國以後在家鄉創辦了吳江中學，還應張的邀請到南通當過教員。他在南通教書的這一年我出生了，為作紀念，父親在我的名字裡用了一個“通”字。父親一生沒離開過教育工作，在當江蘇省視學的時候，經常到全省各地的學校巡視，做調查。有時候他會帶回一些地方誌，這些書常常引起我的興趣。
我小的時候念過一點古文，曾經用古文體寫過幾篇文章，自以為古文基礎還好，其實只能說是中文底子還說得過去而已。要是說“國學”，那麼我的基礎就差得多了。我認為所謂國學，不僅僅是懂得古文，還要對中國的哲學思想、人文思想有深刻的理解才行。我在這方面沒有下過功夫，基礎不夠紮實，研究得也不夠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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