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西方傳教士來中國傳教，為了學習漢字，他們開始用拉丁字母來拼寫漢語。1605年，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蹟》，其中有4篇漢字文章加了拉丁字母的注音。這是最早用拉丁字母給漢字注音的出版物，《西字奇蹟》原書已不容易找到，據說，梵蒂岡圖書館尚有藏本。1626年，法國耶穌會傳教士金尼閣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資》，這是一本用拉丁字母給漢字注音的字彙。注音所用的方案是在利瑪竇方案的基礎上修改的。利瑪竇和金尼閣的方案是以“官話讀書音”為標準設計的，適於拼寫北京語音。但是，在兩三百年間，利瑪竇和金尼閣的方案只是在外國傳教士中使用，沒有在中國人當中廣為傳播。
1815年到1823年之間，在廣州傳教的英國傳教士馬禮遜編了一部《中文字典》，這是最早的漢英字典，字典中用他自己設計的拼音方案來拼寫漢語的廣東方言，實際上是一種方言教會羅馬字。接著，在其他的方言區也設計了不同方言的方言教會羅馬字。其中廈門的“話音字”1850年開始傳播，僅在1921年就印刷出售五萬冊讀物，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前，大約還有十萬人左右使用這樣的方言教會羅馬字。其他各地的方言教會羅馬字，在南方的通商口岸傳播，主要用來傳教。1867年，英國大使館秘書威妥瑪(Thomas F. Wade)出版了北京語音官話課本《語言自邇集》，他設計了一套拼寫法，用拉丁字母來拼寫中國人名、地名和事物的名稱，叫做“威妥瑪式”。1931年到1932年間，有兩個外國傳教士提出了“辣體漢字”，這是一種根據《廣韻》設計的、以音節為單位的漢語拉丁字母文字，同音字幾乎都有不同的拼寫法，拼寫的是方言。這些用拉丁字母拼寫漢字的方案，為以後的漢語拼音運動提供了經驗。五四運動之後，於1918年，錢玄同在《新青年》四卷四期上發表《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的文章，提出了“廢孔學”、“廢漢字”的主張。他說：“欲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文；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頑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文”；甚至說：“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以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他提出：“廢漢文之後”，“當採用文法簡賅，發音整齊，語根精良之人為的文字Esperanto（世界語）”。
中國的拉丁化新文字運動《現代漢語拼音方案》源於近代以來在中國開展了拉丁化新文字運動，中國的拉丁化新文字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蘇聯創制的，其目的是在蘇聯遠東的10萬華工中掃除文盲，今後在條件成熟時，用拉丁化新文字代替漢字，以解決中國大多數人的識字問題。當時的蘇聯政府把在蘇聯遠東地區的華工中掃除文盲也列為蘇聯本國的工作任務，於是，在蘇聯的中國共產黨員瞿秋白、吳玉章、林伯渠、蕭三等人與蘇聯漢學家龍果夫、郭質生合作，研究並創制拉丁化新文字。瞿秋白寫成《中國拉丁式字母草案》，於1929年由莫斯科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出版社出版，1930年，瞿秋白又出版了《中國拉丁化字母》一書，引起很大反響。[B]1931年5月，蘇聯各民族新文字中央委員會科學會議主席團對中國拉丁化字母的方案進行了審定，並批准了這個方案。
1931年9月26日在蘇聯海參崴召開的中國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又通過了書面方案《中國漢字拉丁化的原則和規則》。拉丁化新文字方案通過後，首先在華工中推行，出版書籍47種，刊印10多萬冊，許多華工學會了新文字，可以用新文字讀書寫信。
1933年，拉丁化新文字介紹到國內。1934年8月，上海成立了“中文拉丁化研究會”，出版介紹拉丁化新文字的書籍。接著，在北方和南方的一些大城市都先後成立了拉丁化新文字團體，甚至在海外華人中也成立了這樣的拉丁化新文字團體，據統計，從1934年到1955年二十一年中，拉丁化新文字團體總共有300多個。拉丁化新文字的傳播還得到了文化教育界人士的熱情贊助。
1935年12月，蔡元培、魯迅、郭沫若、茅盾、陳望道、陶行知等688位知名人士，共同發表文章《我們對於推行新文字的意見》，其中說：“我們覺得這種新文字值得向全國介紹。我們深望大家一起來研究它，推行它，使它成為推進大眾文化和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工具”。這是拉丁化新文字運動的一份革命宣言。毛澤東對於當時新文字運動給以極大的讚賞。毛澤東對於新文字運動是積極支持的。他在1940年1月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中說：“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言語必須接近民眾”。
1941年1月，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立“新文字工作委員會”，正式宣佈新文字與漢字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同年，在延安出版的 《Sin WenziBao》（《新文字報》)第一期上，發表了毛澤東的題字：“切實推行，愈廣愈好”；朱德也題了字：“大家把實用的新文字推行到全國去”。拉丁化新文字運動一直延續到1958年《漢語拼音方案》公佈時為止，歷時近30年。它對中國的文字改革事業，對制定和推廣《漢語拼音方案》，都有著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現代漢語拼音方案》的出籠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就馬上著手研製拼音方案。1949年10月成立了民間團體“中國文字改革協會”，協會設立“拼音方案研究委員會”，討論拼音方案採用什麼字母的問題。
在1951年，毛澤東就指出：“文字必須改革，必須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但是，究竟採用什麼形式的拼音方案，他本人也是經過了反覆斟酌的。毛澤東到蘇聯訪問時，他曾經問斯大林，中國的文字改革應當怎麼辦；斯大林說，中國是一個大國，可以有自己的字母。毛澤東回到北京之後，指示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制訂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同時，上海的新文字研究會停止推廣北方拉丁化新文字，等待新方案的產生。
1955年10月15日，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在北京舉行。這次會議上印發給代表們六種拼音方案的草案，有四種是漢字筆畫式的，一種是拉丁字母式的，一種是斯拉夫字母式的。會議之後，當時的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吳玉章向毛澤東報告，他說，民族形式方案搞了三年，難以得到大家都滿意的設計，不如採用拉丁字母。毛澤東同意採用拉丁字母，並在中央開會通過。
1956年1月20日，毛澤東在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發表了贊成拉丁字母的講話。他說，“關於文字改革的意見，我很贊成。在將來採用拉丁字母，你們贊成不贊成呀？我看，在廣大群眾裡頭，問題不大；在知識分子裡頭，有些問題。中國怎麼能用外國字母呢？但是，看起來還是採用這種外國字母比較好。因為這種字母很少，只有二十幾個，向一面寫，簡單明瞭。我們漢字在這方面實在比不上。比不上就比不上，不要以為漢字那麼好。有幾位教授跟我說，漢字是‘世界萬國’最好的一種文字，改革不得。假使拉丁字母是中國人發明的，大概就沒有問題了。問題就出在外國人發明，中國人學習。（轉引自鄭林曦《論語說文》）。在中國製定拼音方案的時候，蘇聯已經不再搞拉丁化，改為搞斯拉夫化，把所有的拉丁化民族文字一律改成了斯拉夫字母。
蒙古人民共和國也把蒙古字母改成了斯拉夫字母。50年代，中國向蘇聯一邊倒，有人主張採用斯拉夫字母，跟蘇聯在文字上結盟。蘇聯派到中國的語言學家謝爾久琴柯也提出使用斯拉夫字母的建議。據說，蘇聯的一位副總理來中國訪問時，曾經向陳毅副總理說，希望中蘇兩國都採用相同的字母。陳毅副總理回答說，中國文化必須跟東亞和東南亞聯繫，東亞和東南亞都習慣用拉丁字母。這樣，中國才沒有採用斯拉夫字母。
1955年10月，國務院成立“漢語拼音方案審定委員會”，經過一年的工作，於1957年10月提出《修正草案》，11月1日由國務院全體會議第60次會議作為新的《漢語拼音方案（草案）》通過，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1958年2月11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正式批准《漢語拼音方案》。
1958年秋季開始，《漢語拼音方案》作為小學生必修的課程進入全國小學的課堂。1977年，聯合國地名標準化會議決定採用《漢語拼音方案》作為拼寫中國地名的國際標準。1978年9月，國務院轉發了《關於改用漢語拼音方案作為我國人名地名羅馬字母拼寫法的統一規範的報告》。1982年8月1日，國際標準化組織(ISO)文獻工作技術委員會決議採用漢語拼音作為世界文獻工作中拼寫中國專有詞語的國際標準，標準號：ISO7098-1982。《漢語拼音方案》已經從中國標準發展成為國際標準。
未來的改革方向是漢字拼音化1951年，毛澤東曾經指示：“文字要在一定的條件下加以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化方向”。在我國的學者中，還有一些公開主張“雙文制”(digraphia)的人，例如，周有光就主張實行“two-script system”（文字雙軌制），馮志偉提出首先在計算機通信中實行“文字雙軌制”，認為文字書寫方式的改革應該先從信息科學做起來。 政府對於這些持不同意見的學者並不干涉他們提出自己的意見和繼續進行科學研究的自由。國家一級學會中國語文現代化學會受到國家教育部的大力支持，該學會的宗旨之一就是倡導和研究“拼音化”問題。
我國政府這樣寬鬆的政策，為“雙文制”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條件。關於雙文制的想法，早在清朝末年的漢語拼音運動中就產生了，後來有許多、著名的學者都關心這個問題。郭沫若曾經說過：“我們可以預想到必然還有一段相當長的時期，讓漢字和新造的拼音文字平行使用，在新文字的逐漸推廣中而讓漢字在大多數人民的日用中逐漸歸於隱退，漢字的歸於隱退，是不是就完全廢棄了呢？並不是！將來，永遠的將來，都會有一部分學者來認真研究漢字，認識漢字，也就跟我們今天有一部分學者在認真研究甲骨文和金文一樣。”茅盾說得更明白，他說：“我希望，至少我們的孫兒孫女這一代能夠兩條腿走路，既能用漢字寫，也能用拼音字母寫，聽報告作筆記，用拼音字母寫，會比漢字寫得快。
如果可能，還能用上拼音字母的打字機。這樣該是多麼幸福呢！我並不幻想，在不遠的將來，就可以廢除漢字（方塊字）；然而即使在百年之內或在百年之後還要用漢字，讓我們的子孫的一代能用‘兩條腿走路’又有什麼不好呢？”郭沫若和茅盾生活的那個時代，計算機還沒有普及，他們大約也沒有使用過微型計算機，更沒有可能通過計算機去訪問互聯網的網絡、在網絡上自由地漫遊，但是，他們當時就已經慧眼獨具地看到了雙文制的好處，如果他們今天還健在，一定會舉雙手雙腳贊成在計算機通信中首先實行雙文制的建議。
在《漢語拼音方案》公佈週年的日子裡，我們應該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第一章第十八條規定，學好漢語拼音，用好漢語拼音，讓漢語拼音在信息時代發揮更大的作用。漢語拼音化進程急剎車80年代中期，為了適應新時期語言文字工作的新形勢，我國在拼音化的政策上做了調整。
1986年1月，當時的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主任劉導生在全國語言文字工作會議上的報告《新時期的語言文字工作》中指出：“關於推行《漢語拼音方案》。應該強調，《漢語拼音方案》是國家指定公佈的法定標準。它的制定是歷史經驗的總結，公佈之後已經在國內外廣泛應用。《漢語拼音方案》有深厚的歷史基礎和群眾基礎，是一個科學實用的方案，我們應當努力推行，而不應當另起爐灶；要想用其它方案來取代，事實上難於辦到。繼續推行《漢語拼音方案》，是社會和科技發展的客觀需要。今後要繼續加強拼音教學，逐步擴大《漢語拼音方案》的應用範圍，並研究、解決使用中的實際問題，如漢語拼音的同音字和同音詞的區分，漢語拼音正詞法的標準，漢語拼音技術應用中的標調法等。”劉導生的報告完全沒有提毛澤東指示的“拼音化方向”，只是談到擴大拼音方案的應用範圍。這意味著，我國政府放棄了毛澤東提出的“拼音化方向”的政策，漢語拼音不再被看作文字，而只是被看作是一種輔助漢字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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