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仲景立醫極，著《傷寒》，功澤千秋
張仲景，名機，是東漢時代（約為公元150~219年間）的南陽郡涅陽縣人，涅陽位於現在的河南南陽鄧州市和鎮平縣一帶。 河南出了個張仲景，河南人應當引以為自豪，河南的中醫更應當在弘揚和傳承仲景經方學術上有所作為。 張仲景是東漢末年著名醫家，跟華佗、曹操是同一個時代。
那個時代，戰亂頻仍，疫災連年，據張仲景在《傷寒雜病論·序》中記載，他的家族原有二百多人，自建安以後不到十年間，就有三分之二的人感染疫病身亡，其中死於傷寒的竟然佔到十分之七。 所以他痛心疾首，立志苦讀古中醫書，並師從他的老鄉名醫張伯祖，“勤求古訓，博採眾方”，“留神醫藥，精究方術”，從醫數十年，恪守醫道，返璞歸真，恬淡虛無，精益求精，練就了高超的醫術，求醫者無數。
據說，漢末建安年間，張仲景在任長沙太守時，由於疫病流行，百姓罹病者較多，張仲景看到百姓疾苦，良心所驅，心急如焚，就打破戒律，每逢農曆初一、十五時便大開衙門，在大堂上為百姓診脈治病，因此有了“坐堂醫”的稱謂。 由此，也可以看出當年張仲景的醫風醫德是何等高尚，當官不忘為民服務。 也有人說，張仲景沒有當過長沙太守，但從這個傳說來看，張仲景為醫至誠，醫術高明而求醫者眾多是確實的。
為將古中醫經典傳承下去，以在更大範圍內濟世救人，張仲景一邊行醫，一邊參考《神農本草經》《湯液經法》等前代醫學典籍，選取其中經臨證檢驗而確有卓效的藥方，又創制一部分經驗良方，著成了《傷寒雜病論》一書。 《傷寒雜病論》包括現今我們所見到的《傷寒論》《金匱要略》兩部經典的內容。
由於東漢末年連年兵火戰亂等原因，《傷寒雜病論》已經散佚，後經王叔和蒐集整理，才得以傳世。 到了北宋年間，林億等人將《傷寒雜病論》內容分為《傷寒論》和《金匱要略》，使後人誤認為是兩部書。 為方便理解，書中凡是說到《傷寒》者皆泛指《傷寒雜病論》，凡是說到《傷寒論》《金匱要略》者，就具體指《傷寒論》和《金匱要略》。
張仲景《傷寒》這部書是經方辨治的法典，是治病救人的千古奇書，普適性強，活人無數，成為從事中醫者的必修經典。
因為張仲景著作中所創的完美的六經辨證法則，以及他經方配伍的出神入化及療效的神奇，因此，他被歷代醫家譽為“醫聖”，也是中華醫學史上唯一能配得上“醫聖”稱號的醫學巨匠。
也由於張仲景在中華傳統醫學上的豐功偉績和巨大影響力，成為後世所有中醫的共同的導師。
張仲景這位“醫聖”，可以與儒家學說創始人孔子相提並論。 如清代醫家陳修園在《傷寒論淺注》中就說：“醫門之仲景，即儒門之孔子也。” 《說文》：“聖，通也。”《尚書·洪範》敬用五事中說：“五曰思……思曰睿……睿作聖。”孔穎達傳曰：“於事無不通謂之聖。”
這就是說，聖人是通過學習和思考，深明道義，精通事理，通達萬物。“聖”可以說是人的品行才智的最高境界。
孔子被譽為孔聖人，是因為孔子一生對中華民族作出了兩大貢獻：
第一大貢獻是“立人極”。這個“立人極”的理念是北宋著名哲學家周敦頤提出的，他在《太極圖說》中說：“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 所謂“人極”，就是做人的最高標準，這個標準就是“中正仁義”，也就是說，孔子一生達到了做人的最高境界。後來的學者在學問上有可能超過孔子，但在精神境界上是難以企及孔子的。所以，孔子的精神境界就是我們做人的標杆和表率。
第二大貢獻就是修訂“六經”。這個六經就是儒家學說的六部經典：《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春秋》《樂經》，合稱“詩、書、禮、樂、易、春秋”，其中的《樂經》已經遺失，就只剩下了“五經”。
這“五經”連同“四書”即（《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一起，是南宋以後儒生學子的必讀經典，因為這些書中記載的內容是集歷代聖賢思想智慧之大成的學問，是中華民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必不可少的學問。
與孔子相似，張仲景呢？可以說對中華民族傳統醫學也作出了兩項偉大的貢獻：
第一大貢獻是立醫極。 張仲景一生苦學多思，“勤求古訓，博採眾方”，勤於臨證，深諳古中醫的大道至理，開創了六經辨治大法，遣方用藥少而精準，出神入化，療效神奇，達到了為醫者的最高境界，立了醫“極”，後人無超越者。 後世醫者在辨證論治大法及經方應用上，如果能夠將張仲景的經方學術好好傳承下來，真正會在臨床上應用就已經難能可貴了，要想超越張仲景的學術境界，在目前，甚至是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都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第二大貢獻是著《傷寒雜病論》。 《傷寒雜病論》的理論核心是六經辨治法則，這個六經的“經”，不是經絡的“經”，而是法則，《周禮·天官·大宰》說“‘以經邦國’。《注》‘經，法也。王謂之禮經常所秉以治天下者也’”。
這個六經辨治法則充分體現了中醫治病的整體性和宏觀性，其中蘊涵的嚴謹而又圓融的辨治學術，可操作性強，極為切合臨床實際。
自這部經典著作問世以來，書中揭示的六經辨治大法和經方，救治了無數患者，歷經一千八百年而療效不衰，實可謂“歷久彌新”，無超越者，據說東漢名醫華佗見到此書後，倍感此書的重要性，感嘆道：“此真活人之書也！”
明代醫家方有執在《傷寒論條辨》中說：“昔人論醫，謂前乎仲景，有法無方，後乎仲景，有方無法。方法具備，惟仲景此書。
然則此書者，盡斯道體用之全，得聖人之經。” 這就是說，就是因為有了這部書才使得中醫從此告別了沒有規律可循、沒有方法可依的經驗醫學，從此就有了“方法具備”的系統的辨證施治的準則，這裡可以借用清代學者錢泳在《履園叢話·耆舊·西莊光祿》中的一句話來比喻張仲景暨《傷寒雜病論》，實可謂：“世之言學者，以先生為圭臬雲。”
我說的這些意思是中醫是國寶，而張仲景《傷寒雜病論》就是國寶中的頂級，因為，中醫是世界上唯一保留得最完整、最系統、流傳至今仍在應用的，並且服務人數最多的民族傳統醫學，而這個傳統醫學學術之所以能得以流傳而沒有衰落，正是因為有了《傷寒雜病論》這部系統而科學的辨證論治的思想和方法支撐著。
張仲景不僅是醫聖，而且可以稱作是我們中華民族的脊樑，中華傳統醫學的崑崙。中華民族得以受惠於張仲景的《傷寒》經方學術，可以說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共同福報。
二、《傷寒雜病論》是中醫臨床的根
《傷寒雜病論》這部經典著作就是中醫臨床的根。我們中醫人無論什麼時候都不能忘卻這個根，不能丟棄中醫經典學術。
學中醫要有理性，要明白現階段中醫理論的“現代化”“科學化”和“創新中醫理論”等提法是不切實際的，繼承都沒有搞好，何談“創新”？而現今紮紮實實地傳承和普及張仲景的經方學術，澄清中醫的源頭，抓住古中醫的根才是當務之急。
中醫傳統經典學術與西醫現代醫學的根本區別在哪裡呢？ 中醫傳統學術至今已經存在了5000多年，從《傷寒雜病論》開創了完整的辨治理論算起也有近2000年了；而西醫是從17、18世紀才發展起來的，時間約200多年。
中醫的根，就是自古就已經存在的系統的、成熟的中醫辨治理論及有效的經方，如《傷寒雜病論》《湯液經法》等。這個根已經是精華的東西了，已經是歷經幾千年至今仍然行之有效的東西了，要“創新”這個理論是很難的。
如在1800年前，桂枝湯就能治療“太陽病，頭痛，發熱，汗出，惡風”（《傷寒論》第13條），脈浮緩。而今天，這個桂枝湯一字不改，仍然對太陽中風證有奇效，這就是中醫的根。 所以，中醫傳統經典學術的立足點在於傳承。
西醫學實際上是現代很多科學門類中最年輕的學科之一，而且從形成和發展時就沒有堅實的根基，所以在發展中經歷了許多次中斷，一直在矇昧中徘徊，曾經風行過放血、導瀉、熱敷，以及千奇百怪的藥方，後來都被證實沒有確實療效，充其量相當於安慰劑。
直至當今，能被現代醫學歸納並診斷的疾病，還不到實際存在的一半，而在能被診斷的疾病中，有三分之一的也治不好。西藥在臨床上也還一直在驗證，今年推薦的一線用藥，可能明年經臨床驗證毒副作用很大，就要降為二線用藥或遭淘汰。
如胰島素增敏劑羅格列酮曾被認為是2型糖尿病治療的理想藥物，具有強大而持久的降糖作用，2001年進入中國市場後曾經風靡一時，後來西方研究表明羅格列酮與許多心臟問題的風險增加相關，因此，2010年，歐洲藥品管理局中止了羅格列酮在歐洲的使用。 說這些話的意思並不是說西醫不好，西醫是基於現代科學的進程而發展的，長處是顯而易見的。而是說西醫還需要不斷地發展、創新和完善。
三、《傷寒雜病論》乃萬世醫門之規矩準繩
歷代醫家凡有成就者沒有不讀《傷寒》的，凡深入鑽研《傷寒》並驗之於臨證者，無不為《傷寒》經方治病的神奇療效所折服。 由於《傷寒》卓越的學術成就和深遠的歷史影響，後世醫者都對之推崇備至，讚譽有加。
唐代醫家孫思邈在《千金翼方·卷九》說：“傷寒熱病，自古有之；名賢睿哲，多所防禦；至於仲景，特有神功；尋思旨趣，莫測其致。”可見孫氏對張仲景尊而敬仰之心。 金代醫家成無己在《傷寒明理論·序》中說：“漢張長沙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夭之莫救，撰為《傷寒論》數卷，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為醫門之規繩，治病之宗本。” 金代醫家李東垣在《內外傷辨惑論》中說：“易水先生雲：仲景藥為萬世法，號群方之祖，治雜病若神。後之醫家宗《內經》法，學仲景心，可以為師矣。” 元代醫家朱丹溪在《局方發揮》中說：“仲景諸方，實為萬世醫門之規矩準繩也。後之慾為方圓平直者，必於是而取則焉。”
由上述可知，金元時代的著名醫家都認為張仲景的方和法，是醫方之祖，是歷代醫家必尊的規矩準繩。 明代醫家方有執《傷寒論條辨》說：“《傷寒論》之書，仲景氏統道垂教之遺經，治病用藥大方大法之藝祖，醫系繼開之要典，有生之不可一日無。”這裡將《傷寒論》譽為終生必讀之書。
清代醫家柯琴在《傷寒論注·傷寒明理論》藥方論序中說：“自評古諸方，歷歲浸遠，難可考評。惟張仲景方一部，最為眾方之祖。是以仲景本伊芳尹之法，伊芳尹本神農之經。醫帙之中，特為樞要。參今法古，不越毫末，實乃大聖之所作也。”這段話將《傷寒論》譽為行醫必須掌握的核心學術。 清代醫家俞根初在《重訂通俗傷寒論》中說：“前哲徐洄溪曰：醫者之學問，全在明傷寒之理，則萬病皆通。”此為畫龍點睛之說，一語道破了為醫臨證實戰的理法根源。
日本江戶時代的漢方醫家尾臺逸士超在《醫餘》中說：“醫之為術，自古有其法，仲景氏，蒐羅論述，以立規矩準繩，學者變而通之，活而運之，則可制萬病於掌握矣。”日本漢方醫家研讀《傷寒論》關鍵在於臨證活用，如吉益東洞提出方證相應的“方證主義”，就是對《傷寒論》變通活用的典範。
《傷寒雜病論》是歷代中醫必讀之聖典，是中醫辨證之圭臬，眾方之本源，其中既有辨證之嚴謹法度，更有用方之圓機活法，中醫欲求提升療效，濟世救人，非《傷寒》經方而莫能為之。 自古研究《傷寒雜病論》者不勝枚舉，且代不乏賢，名家輩出，並紛紛著書，為《傷寒論》羽翼，從而形成了中醫學術史上甚為獨特而令人矚目的傷寒學派。
漢代以後的中醫大家，沒有不精通《傷寒論》者，歷代各大學術流派，如金元四大家及明清的溫補學派、溫病學派等學術思想的創立，無不受到《傷寒論》的啟迪。
實踐證明，不懂《傷寒論》，難以成就中醫名家或明醫，難以治療沉痾大症，這可以說是中醫界的共識。正如清代醫家徐靈胎在《慎疾芻言》中所說：“一切道術，必有本源，未有目不睹漢唐以前之書，徒記時尚之藥數種，而可為醫者。” 由張仲景的醫學成就，我想到了康德。
俄羅斯著名的文藝理論家戈洛索夫科爾在其《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康德》一書中，曾對康德有過一段恰如其分的評價：“在哲學這條道路上，一個思想家不管他是來自何方和走向何處，他都必須通過一座橋，這座橋的名字就叫康德。”
康德是18世紀德國哲學家、德國古典哲學創始人。他被認為是對現代歐洲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使哲學深入到了一個新的理論維度。
康德曾有句名言：“有兩種東西，我對它們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們在我心靈中喚起的驚奇和敬畏就會日新月異，不斷增長，這就是我頭上的星空與心中的道德律。”
張仲景和他的經典著作《傷寒雜病論》何嘗不是這樣？ 張仲景《傷寒雜病論》的學術思想使中醫傳統理論提升到了一個空前的理論和臨床思維高度。
可以說，在中醫學這條道路上，一箇中醫要想真正掌握好治病的本領，他必須通過一座橋，這座橋的名字就叫張仲景及他的《傷寒》經方學術。
對於《傷寒雜病論》，我們對它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愈是理解得深透，就愈是在我們心靈中對張仲景產生由衷的敬仰，愈是感嘆《傷寒》辨證理念的睿智博通和經方療效的神奇。正如陳修園在《長沙方歌括》中所說：“經方愈讀愈有味，愈用愈神奇。凡日間臨證立方，至晚間一一於經方查對，必別有神悟，則以溫故知新。”
說了這麼多，主要就是要強調一個道理：真正學懂中醫，給人治好病，如果不明白張仲景《傷寒》的法度和經方，可以說就是沒學成，沒有抓住中醫的根本。
本文摘自《思考經方》，版權所有歸原著作者所有，如有使用不妥請聯繫小編刪除。
閱讀更多 經方學堂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