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好外语真的很重要，因为它可以改变一个人，乃至一个家族的命运。
1876年（光绪二年），一个叫邬卓然的男孩出生在浙江奉化西邬镇，这里距离溪口蒋家只有20公里，后来大家更习惯以他的字“挺生”来称呼他。邬父是名基督教牧师，传道兼行医为业，跟在宁波行医的美籍传教士惠特纳关系很深，由此邬挺生开始得与前者互相学习对方的语言。邬很会来事儿，也颇具语言天赋，所以被惠介绍给来华推销卷烟的美籍商人托马斯，此人正为美商老晋隆洋行物色华籍员工，于是就把他带到上海，进入老晋隆洋行，做买办。
邬挺生
所谓买办，简单说就是沟通外商和中国市场之间的中介人。近代中国的买办，以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和浙江宁波人为最多，他们各自的活动舞台，前者在广州，后者在上海。前者的出现要早于后者很多，而后者在鸦片战争之后，利用自己的区位优势，以上海这座东亚第一大都市的逐渐崛起为契机，迅速成为民国第一大商帮，甚至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宁波人的精明，从邬挺生的前辈，第一位宁波籍买办穆炳元的发家史，就可见一斑。穆是定海人，“定海三总兵”阵亡的那场战斗中，作为清军水手被英军俘虏，在英舰上当杂役，学会了日常交流的英语口语，也见识了英国人做生意的方法，却不识英文。两年后上海成为通商口岸，这位曾经的战俘被英商雇用，成为“上海买办始祖”，包揽了中英在上海的一切外贸中介业务。
随后，穆炳元开办了中国最早的英语培训机构，可算是这行的鼻祖了。除教外贸业务外，主要教英语。大名鼎鼎的“洋泾浜英语”就是从这里出来的，特点一不讲究语法，二是按中国话“字对字”地转成英语。跟我上初中，在英文课本上标注“狼狼恶狗（long long ago）”是一个路数，不过穆用的是宁波话：“来叫克姆（come）去叫戈（go），一元洋钱混淘箩（one dollar），廿四铜板吞的福（twenty four），是叫也司（yes）勿叫拿（no）。”
鸦片战争改变了无数中国人的命运
论英语底子，邬挺生比他多数的宁波同乡要好得多，又擅于交际，脑子灵活，在美商老晋隆洋行如鱼得水，随后进入英美烟。老晋隆是英美烟在华经销商，后者则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垄断组织。1902年，控制美国烟草市场的美国烟草公司与盘踞欧洲市场的英国的帝国烟草公司，为防止恶性竞争，以便更好的瓜分海外市场，强强联合，组成了一家国际托拉斯，命名为英美烟公司。今天它仍是世界上第二大的烟草上市企业，烟民们熟悉的三五、健牌和希尔顿都是这家的牌子。
英美烟刚进入中国的时候，只是一家浦东小工厂，这块地皮还是买办汪薇舟勾结浦东三区警察局的高级人员贾某，威逼利诱当地农民，弄到手的。工人也不过一百多，营业人员更屈指可数。却在买办邬挺生的努力下，几年光景，就从上海进入内地，在华北和东北抢占并巩固了市场，形成垄断。
这一方面固然是邬挺生之流的功劳，他为公司献策，不惜重金大做广告，每年都要印制大量精美的月份牌，分送各分销处扩大影响。特别是新牌卷烟上市，他更大肆宣传，以至哄动一时。除了在报纸上登载巨幅广告，在街头布置大型广告牌外，还雇人在闹市路口和郊区城镇的房屋墙壁上张贴广告。当时有种说法，很多穷乡僻壤的乡民不知道孙中山，却知道英美烟公司的红锡包。
英美烟公司的月份牌，邬挺生的发明
但更重要的还是凭借不平等条约，勾结卖国政府取得优惠特权。以烟税为例，英美烟跟清廷签有《庆亲王合约》，跟北洋政府有《声明书》声明书，跟蒋记国民政府则有《统税合约》。于是中国人自己的民族资本卷烟厂，税率不断提高，由14.67%提高到57.97%，而英美烟的税率却不断降低，最低时只有前者税率的27.6%。
关键时刻，邬挺生也是赤膊上阵。辛亥革命后，民国肇建，社会各界民族意识苏醒，“抵制洋货，提倡国货”的浪潮此起彼伏，邬就跟洋老板想了个李代桃僵的办法。英美烟出资银洋一百万，由其出面组织经营卷烟的协和贸易公司，名义上是民族资本企业，实际上是是英美烟的子公司，一切还是洋大人说了算。
英美烟对邬挺生非常满意，清末还替他捐了个“候补道”，使其堂而皇之地结交权贵，交际费用足足的，从清廷到北洋，北方上层社会，提起“邬大人”的名头如雷贯耳。人家请吃饭，永远是当地最好的豪华饭店，请看戏也是最大的戏院，陪达官显贵打牌，更是从来没赢过，出手阔绰，绝对体面人！
上海苏州河畔的英美烟公司中国总部大楼（右）
但邬挺生对英美烟最大的贡献，还在于成功实现了原料供应本土化和垄断烟叶收购，同当地的农民、士绅、官员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这不仅降低了公司的经营风险，还有利于公司在这些地区经营活动的开展。换言之，买办让外企取得了单独定价权。
虽然明末烟草就传入了中国，以河南为例，天启年间本省就开始种植，到了清代中期康雍乾，许州（今许昌）的烟草，已经与豫省小麦、光（山）固（始）稻米、开封花生、太（康）扶（沟）棉花、郾城芝麻、郑（州）荥（阳）瓜子、怀庆（今焦作）山药，并成为“河南八大农产品”。
但当时的中国，完全没有任何一种适合用于香烟制造的烟叶。卷烟工业，无论华洋，完全依赖从国外，特别是美国进口的烟叶。仅此一项，就占到总成本的一半以上。
于是财大气粗的英美烟决定干票大的，从1904年（光绪三十年）到1914年，派出大量人员在中国境内，跑了14个省，进行了大量的调查活动，以准确掌握各地烟产区的一手资料。最终确定把河南许昌、山东潍县（今潍坊）、安徽凤阳三地，作为推广美种烟叶的种植基地。
视察襄城烟田的老人家
特别是豫中，英美烟认定这一地区是“中国生产最好烟叶的地方，土质比山东、安徽都适宜于种植烤烟，烟叶纤维细，色彩黄的比例高，适合种烟的地区广。”而且许昌又在京汉线上，距离郑州（京汉、陇海枢纽）很近，交通优势明显，西部一带又有较为丰富的煤炭资源，可以确保烤烟用的燃料。
1913年，英美烟在襄城颍桥传授种植美种烟叶成功，第二年便向许昌附近十几个县的农民，无偿赠送种籽和传授烘烤技术，宣传大量种烟的好处。许诺免费提供烘烤烟叶设施，甚至以1斤烤烟比27斤麦子的高价进行收购，并许诺收获的烟叶，不论质量如何都将给予最好的价格。这样一亩烟便胜过了十亩粮，利益驱动下，农民们开始少种粮食多种烟叶，地少的甚至出高价租地种烟。当时许昌农村民谚曰：“十亩土地八亩烟，二亩红薯顶住天。”
1917年河南烟叶种植面积达69.7万亩，占全国烟田面积451万亩的15.4%，居全国之首。1924年烟叶总产量达到1440万公斤，比1918年烟叶总产113万公斤增长10多倍，此后逐年以几何数字递增。
成色十足的许昌烟叶，当地曾被老人家称为“烟叶王国”
高产并没有带来烟农的高收入，因为烟草生产和市场多为英美烟垄断和操纵，分分钟就要你性命，哪怕还有其他竞争者，你们的小身板儿，也干不过人家跨国托拉斯，何况还有拉偏架的买办政府。
洋人发现许昌烟叶品级高后，咱们的民族资本家也来了，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为整垮本土公司，英美烟大打收购价格战。以上等烤烟为例：每磅收购价格，初南洋公司提高到三角，英美烟就提高到三角五，南洋追平，他提高到四角，南洋忍着亏本又提到四角五，他直接提到五角！
仅两年时间，南洋兄弟在河南的分公司终于支撑不住，宣布停业。英美烟彻底垄断河南烤烟。随之便降低收购价格，坑害中国烟农。以各种借口，迟迟不收购，愣是从夏末秋初拖到冬天。你想到外面卖？英美烟早就规定地点，限制市场范围，几个收购点外，其它地方一律不准烟叶上市。你敢坏洋大人的规矩？分分钟有人半路弄死你！就这样，天寒地冻风餐露宿的烟农，寒流袭来，一夜之间竟被冻死14人和62头大牲口。好不容易，洋大人开磅收烟了，却把烟价压得很低。如上等烤烟由原来每磅五角，猛跌到七八分钱，且磅烟时用的又是加二五的大磅。这样一来，烟价压得连柴草价也不如，逼得烟农纷纷破产，上吊自杀的不在少数。
事后许昌流行一段民谣，写尽烟农被帝国主义和他的买办、走狗坑害的惨状。
民国时代的许昌街景，烟草广告、打包待运和散卖的烟叶
“英美帝国真猖狂，跑到许州开烟行。一到烟叶开炕后，洋人贴条传四方。大车拉，小车推，背背挑挑到许昌。街巷等卖十多天，人畜冻死又冻伤。好难挤到烟行里，压级压价压重量。划烟的，真赖孙，应值一毛划三分。过磅的，更赖孙，二十四两称一斤。开款的，赖小舅，一元只给九角六。三压两扣卖了烟，眼含泪水心发酸。”
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斗争，在民国时代的烟草行业，极具时代色彩。许昌原本不许洋人染指烟叶种植收购，无奈屡次被华籍买办和中国人自己的政府所破坏。
1925年五卅运动的影响波及河南，英美烟成为学生、工人的主攻对象，全省普遍开展“反对哈德门运动”。曾经街头巷尾到处都是的哈德门广告牌均被推倒，张贴在建筑物墙壁上的宣传画全被消除干净，商店停止出售英国卷烟，铁路工人拒绝为该公司装卸货物，运输公司拒绝提供其仓库。信阳等地还组织了专门的委员会，对每辆货车进行检查，发现英货一律没收。
洛阳的情况更热烈，英国人的中国籍买办报告说：“大量的学生、工人和苦力去街上散步（你懂的那个词），情况非常可怕。我们的经销商、香烟店和小贩都遭到了干涉，不允许他们经营我们的货物。”
英美烟的著名品牌“哈德门”
情急之下，买办赵仲陶想了个歪点子，千方百计改变英制卷烟的包装，冒充国货出售。结果被郑州的学生和工人发现，郑州各界沪案后援会号召全市人民一致声讨这种“希图私利，不顾国耻”的行为。这货被游街示众后，出具悔过书，还交出两千现大洋罚款，寄给上海罹难同胞。
英国人着急了，要求河南省府镇压，无奈当时河南是国民二军的势力范围，胡景翼去世后的岳维峻，最初在这方面还是不错的，多次拒绝英美帝国主义的打招呼，让英国驻华公使大感棘手。不过没多久，国民二军就私下里跟英国人勾搭上，为人家提供车皮和押运服务。毕竟陕军在河南的日子不好过，军饷都成问题，自然穷则思变，竭泽而渔的苛捐杂税都搞起来了，再捞点洋大人给的外快，何乐而不为呢？
现在有人吹吴佩孚如何爱国，殊不知道就在河南，吴也是跟英美烟勾结很深的军阀。河南省议会早就对英美烟的霸道做法不满，准备出台“值百抽二十”的纸烟特捐。结果吴佩孚不同意，最终使这项每年将增收百万元的建议夭折。因为英美烟做工作很到位，曾经重金从上海请来摄影师，多次免费为吴的大型活动提供服务。不但精心设计，“突出吴佩孚本人形象”，同时插入“能够深入人心而又适合中国人的口味的”卷烟广告，一鱼两吃，里外不耽误。
影视剧里最多见的“老刀牌”，也是英美烟的产品
1927年，北伐军打到许昌，积怨已久的被压迫者们火焚英美烟分公司，民族资产阶级迎来空前大发展的契机，中国人的烟行发展到四五十家，转运公司也发展到二十多家。然而好景不长，新军阀交了投名状，稳固了统治秩序，帝国主义就夹着皮包回来了。上海来的蒋介石老乡、大买办邬挺生，以两万元现洋贿赂了河南省第五区行政专员徐亚屏，八千元现洋贿赂了专署秘书长陈伯翥。此外，上面的宋子文已给省主席刘峙打过招呼，下面食髓知味的豪绅继续勾结当打手。民族工商业的烟行、转运公司，自然小胳膊拧不过大腿，没多久就被挤垮了。
1932年，英美烟釜底抽薪，决心彻底扼杀中国卷烟工业。用五千万元巨款，贿赂国民党政府，由其包缴全国机器卷烟税。并规定：除了京津沪现有的卷烟厂外，不许中国人在其它地方再设一家卷烟厂。这样，许昌所有中国人开的卷烟厂，都被地方政府查封了。所以说蒋记国民政府就是买办政府，不打倒推翻，别说穷人没有好日子，连民族工商业都没有出头天！
国民政府是买办政府，管经济的宋子文和管地面的河南省主席刘峙，带着专署、县府、法院和土豪劣绅，给英美烟草公司保驾护航，联合挤压民族工商业的生存空间，残酷压迫工人，大量使用童工（几乎一半），每天工作19个小时，还动辄把工人打得遍体鳞伤。所以恨帝国主义奸商和买办走狗的中国人大有人在，民族工商业者、工人和烟农，无不憋着一口气。不出两年，先是买办邬挺生被打死在许昌西城门的瓮圈里了。次年，当地公司负责人美国人牛森，也被击毙于自己的办公室内。
民族企业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月份牌
关于邬挺生之死，上海方面声称：1935年12月30日，年终收账的日子。按照惯例，邬挺生要代表英美烟宴请各方人士。这天中午，邬在许昌县城西关收烟场设宴，招待当地头面人物。席后他破例未坐自己的汽车，步行返回住地，平时四个卫兵，也仅带了一个。走到西城门口，行人中突然跃出一人，对准邬的太阳穴射击，当场倒地身亡。卫兵枪未拔出，即被击中小腿。此时枪声四起，一片混乱。
事后，许昌专员公署曾悬赏缉拿凶手，捕到嫌疑犯三人，受伤卫兵确认是当时凶手，但这三人朱口否认。以后他们被解往郑州审讯，连受伤卫兵也改变了口气，此案不了了之。
上海方面认定：暗杀邬挺生者，非当地烟商、豪绅，即是与他们有关系的人。
这个判断非常精准，暗杀邬挺生的，就是许昌、襄城、郏县、禹县等地烟厂、烟行的经理们。他们忍无可忍，政府不管，法院收了洋大人的贿赂执法不公，最后只能铤而走险，集资两千银元，公推襄城县烟帮同业公会会长聂万清，找到土匪，干掉邬挺生。
被我军攻克的许昌西城门，当年邬挺生就死在这里
事后态度最值得玩味的是许昌专员徐亚屏，一方面是洋大人督促国民政府要求严查严办，一方面是地方上的熊熊怒火，当地烟商联名保释聂，徐从死牢里提出一个囚犯，冒名顶替处决了，草草了结此案，向南京当局交差。
许昌地区各县的民族工商业者，最终靠不法手段打赢了烟叶保卫战，争取了民族卷烟业的活路，再加上抗战爆发，英美烟于1938年撤走，国民党政府搞的“只许洋大人点灯，不许中国人放火”的狗屁政策形同破产。中国人经营的烟叶行，很快又发展到百余家，转运公司也恢复到20多家，一时河南全省卷烟厂也普遍建立。据估计，河南全省大小机器卷烟厂就有三四百家，仅唐河县的源潭镇就有大小烟厂42家，许昌有近百家，产品广销河南、湖北、陕西，四川、甘肃等省。
好景不长，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和美帝国主义订立了《中美商约》，美国卷烟又大量倾销各地，国产卷烟遂遭排挤。以曾经近百家卷烟厂的许昌为例，仅剩下七八家烟厂了。顺便说下烟草的利润，据有关资料统计，英美烟每年销售量约在一百万箱左右，所得的纯利润达一亿一千五百万元。英美烟在解放前的几十年中，仅销售香烟一项，就从中国搜刮了五十七亿六千万元。
国民党这样的买办政府当年有多该死？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长官都拿洋大人的钱，替洋大人办事，争相迫害民族工商业，出卖国家民族利益，除了前面讲过的事儿，还有更奇葩的，国府的商标部门也被买通，在民族烟业申请商标时故意拖延，却扭脸将中国人的保密资料迅速发给英美烟。洋大人啊，您快来迫害这些不长眼的中国人吧？有这些汉奸走狗使劲，英美烟一夜之间搞出相似商标，通过关系抢先注册，再去法院告中国人侵权，分分钟捏死民族工商业的节奏！
可谁也没料到，邬挺生这样蜚声中外的超级大买办，蒋介石的奉化老乡，从北洋到蒋记都是烟草业的老大，曾做过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中国卷烟厂商公会会长兼全国纸烟捐务总局总稽核，跟宋子文、孔祥熙，还有江浙财团都有很深的关系。结果却在河南许昌的小阴沟里翻了船，被几个土鳖拿两千银元就给干掉了，国民政府还不能把凶手怎么样。
您可千万别小瞧了地方商会会长，民国年间那可都是黑白通吃的主儿。咱还以为河南为例多说两句，当时的央企，宋子文的产业，同时隶属财政部、社会部的中央合作金库，在郑州设立河南分库，租个办公地点都成问题。先通过私人关系，找到联勤总司令郭忏和郑州绥靖主任顾祝同的机要秘书程大千，说好像有人在里面添乱，你们驻军不管管？可县官不如现管，军方出面还是没用。最后有人指了条明路，让给郑州商会会长送两千现大洋搬迁费，分分钟搞定！事后才知道，会长是当地青帮的头头，他不点头，谁也不敢租房子给外面人，直到收了钱，他才找门下弟子，分饰红白脸，强迫人家腾让，搬迁费还大头归自己。
您说这什么世道？
另：补个八卦，据说著名影星邬君梅，就是邬挺生的曾孙女，也有说是曾侄孙女的。
邬挺生死后，英美烟专门召开董事会通过了决议，给邬妻丁氏一万元的抚恤金，1948年又一次性付给了邹丁氏生活补助金两亿元法币。1936年的一万元可不是小数目，一百元就能买两头牛；但1948年，一百元只够买四粒大米。薪金最高的教授实领薪金一千万余元，只够买五袋面粉。两亿元基本差不多一百袋洋白面，也算相当厚道了。
一不留神突破六千字了，配图都得十几张，就这还是没敢深挖邬挺生跟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关系，其实那个时代的买办阶层，也是光谱纷纭的一个阶级。即便就在邬挺生的宁波籍买办中，有些人甘心当洋奴，也有些人完成原始积累后抽身而出，自己搞民族工商业去了。比如著名的“火柴大王”刘鸿生，当年也做过买办，替洋人的煤矿得罪中国老百姓，差点没被人打死，坐一条粪船，才仓皇逃出生天。如果当年他死了，就没有这位爱国商人的后半生传奇了。
注：所有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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