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藏顏真卿《祭侄文稿》借展日本合適嗎?

上個月,日本所藏傳為顏真卿所書的 《楷書自書告身》在上海博物館的“董其昌大展”上匆匆展出十多天即撤回日本——因為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籌備多年的“

顏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筆”特展將於1月16日開幕。

東京的這次大展一大亮點是將展出從臺北故宮博物院借來的“天下第二行書”顏真卿公認真跡《祭侄文稿》以及唐代懷素的《自敘帖》, 由於借展文物十分貴重,讓公眾質疑這一赴日展出是否符合程序,並稱“臺北故宮對日本真的太大方了”。

澎湃新聞就這些話題採訪了多位博物館專業人士及文博專家,他們都認可東京國立博物館的這一策展,“東京向臺北故宮借展其實是正常的文化交流,東京國立博物館這些年一直策劃系列中國古代書法大展,從中可以見出對中國文化的尊重與喜愛。”上海博物館書畫部主任凌利中今天說:“博物館館際之間互通有無借展很正常,希望《祭侄文稿》有一天能到上博展出。”

不過,這一事件更讓人質疑的其實是臺北故宮博物院面對借展合約的回應,另一需要反思之處在於,臺北故宮的文物到大陸展出則異常艱難。

台北藏颜真卿《祭侄文稿》借展日本合适吗?

“顏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筆”展覽海報

臺北故宮藏品《祭侄文稿》借展日本,到底妥不妥?

近日,東京國立博物館在網站上推出了精美的展覽信息,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展覽分為六章節,第一章“書體的變遷”,主要介紹中國書法從篆書、隸書到楷書的轉變;第二章“安史之亂前後的唐代書法”,第三章“顏真卿的活躍”,將王羲之的書法通過唐代規範的演變再次回到了表達自我情緒的書寫狀態,其中來自臺北故宮《祭侄文稿》(758年)和懷素的《自敘帖》(777年)首次在日本展出,此外,顏真卿的《千福寺多寶塔碑》(752年)、懷素的《小草千字文》(799年)也是此次展出的重點展品。

台北藏颜真卿《祭侄文稿》借展日本合适吗?

顏真卿,《祭侄文稿》,臺北故宮藏

展覽第四章回到了日本,講述日本書體受唐代書法影響,展出日本平安時代的空海、嵯峨天皇等人的書法作品,其中京都國立博物館藏僧人空海的《金剛般若經》是日本國寶級的展品.

然而,展覽還未開幕,顏真卿的《祭侄文稿》、懷素的《自敘帖》等幾件臺北故宮的借展展品,引起了公眾的關注,關注的點在於有1400年曆史的“天下第二行書”顏真卿《祭侄文稿》是否應該借展去東京?且如此重要的作品借展,截止至2018年11月底雙方未談定日本博物館方面的“回饋”展品。

台北藏颜真卿《祭侄文稿》借展日本合适吗?

顏真卿《祭侄文稿》(局部)

據臺灣地區《聯合報》報道,《祭侄文稿》和《自敘帖》都經“文資法”核定為“國寶”,等級比核定為“重要古物”的翠玉白菜還高。考慮到書畫的脆弱性,臺北故宮博物院1984年起陸續精選出70件名作列為限展品,規定每次僅能展出42天,展後須休息三年以上,其中就包括上述兩件文物。

也就是說,同范寬的《溪山行旅圖》、蘇軾的《寒食帖》、黃公望《富春山居圖》一樣,這兩件展品在臺北故宮都難得一展,可以說“展開一次,傷害一次”。據稱,公眾除了在文物的價值和保護上予以反對外,在文物內涵上,顏真卿的《祭侄文稿》赴日展出,也讓公眾有所不忍。

顏真卿《祭侄文稿》是在“安史之亂”爆發時,平原太守顏真卿聯絡其從兄常山太守顏杲卿起兵討伐叛軍。次年正月,叛軍史思明部攻陷常山,顏杲卿及其少子季明被捕,並先後遇害,顏氏一門被害30餘口。唐肅宗乾元元年(758年),顏真卿命人到河北尋訪季明的首骨攜歸,援筆作文之際,悲憤交加,情不自禁,一氣呵成此稿。

台北藏颜真卿《祭侄文稿》借展日本合适吗?

顏真卿《祭侄文稿》(局部)

此外,遺失了近百年的北宋李公麟所畫《五馬圖》出現將出現在第五章“顏真卿在宋代的評價——尊重人性和探索理念”裡。

台北藏颜真卿《祭侄文稿》借展日本合适吗?

北宋 李公麟《五馬圖》局部(珂羅版)

據臺灣媒體報道,由於《祭侄文稿》的文物價值和所表達的情感,讓公眾對《祭侄文稿》赴日展出有所非議。其二則為《祭侄文稿》、《自敘帖》這樣的重寶出境借展,是否合乎法定審核程序。

對此,臺北故宮博物院回應稱“這是在三年前(原臺北故宮博物院院長)馮明珠時期就談定的交流展”,但遭馮明珠否認稱,“拿出合約來看看”,經她查實,《祭侄文稿》外借東京博物館是前任院長林正儀在2018年5月敲定的。

國內一知名博物館文化交流人員對“澎湃新聞·古代藝術”表示(www.thepaper.cn),公眾對事件的感情可以理解,但這一事件的核心其實在於臺北故宮博物院的《祭侄文稿》出境借展是否合乎法定審核程序,如果合乎程序,其實真沒什麼好質疑的,因為無論是唐或宋代的文物,中日之間的交流展出一直處於一種很正常的狀態。”

對於紙質古書法“展開一次傷害一次”的說法,一知名博物館書畫研究員對”澎湃新聞“表示這是當然的,“但其實存放在那裡也會有些微的傷害,只要不是太頻繁的展覽,有一定休養期,做好保護,這些文物當然都是應該適當展出的,文物展出的直面性與教育意義是巨大的。”

這位古代書畫研究者對“澎湃新聞”表示,十分認可東京國立博物館這些年的這一系列中國古代書法的策展,“文化並無國界,東京國立博物館這些年一直兢兢業業策劃從王羲之到顏真卿的系列中國古代書法大展,從中可以見出對中國文化的尊重與喜愛,這並不應當受到非議,相反,還是應該支持的。”

對於中日間的古代藝術交流而言,據“澎湃新聞”瞭解,以正在上海博物館舉辦的董其昌書畫大展而言,就向日本方面借展了包括顏真卿《自書告身帖》等在內的唐宋名跡書法,而在2010年上博的“千年丹青:日本中國藏唐宋元繪畫珍品展“上則集中了從日本借展的唐代王維(傳《 伏生授經圖卷》、 宋代梁楷《出山釋迦圖軸 》、《李白行吟圖》等,而上海博物館、故宮博物院的國寶級文物也多次被日本借展。

“澎湃新聞”獲悉,其實臺北故宮文物出境展出一直帶著些許爭議,其中包括1961年,臺北故宮文物由美國派軍艦運送赴美巡迴展出,當時引起了很大爭議和討論。“1961年5月25日,美國總統肯尼迪宣佈了著名的‘阿波羅’登月計劃。第二天,中華古藝術品赴美巡展開幕了。對於美國藝術界,這次巡展引起的轟動並不亞於偉大的登月計劃。”當時負責展品押運工作的李霖燦在日記中寫道。

李霖燦在他的日記裡還記下了參觀的人數:1961年5月到8月在華盛頓有144358人;1961年9月到11月在紐約有105061人;1961年12月到1962年1月在波士頓有47896人;從1962年2月到4月在芝加哥有59637人;從1962年5月到6月在舊金山有108254人。在美國展出一年半之後,所有的珍寶被安全運回臺灣,並在臺灣又展出了一次。據悉,這次展出很大程度上也是為了讓臺灣民眾確信:國寶已經安然無恙地回來了。

而後,1996年,臺北故宮與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合作“中華瑰寶”特展,赴美國四大城市進行巡迴展覽,同年10月在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揭幕,當年光是在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就有將近15萬人潮。但此次展覽引發臺灣島內頗為少見的民眾“抗爭”。這是文博界的一個先例, 最後把其中二十七件限展國寶攔了下來,當中就有顏真卿《祭侄文稿》,其他被攔下來的還有郭熙《早春圖》、范寬《溪山行旅圖》和李唐《萬壑松風圖》等。

最近一次,臺北故宮大規模出境展出是2016年,臺北故宮赴美展出150餘組件文物,包括30件珍品,其中雖有郎世寧所繪《畫白鷹》、徽宗瘦金體書作《怪石詩》、且肉形石也首度赴美展出。但展品均未達到此次赴日展出的《祭侄文稿》和《自敘帖》的貴重程度。

台北藏颜真卿《祭侄文稿》借展日本合适吗?

懷素,《自敘帖》,臺北故宮藏

台北藏颜真卿《祭侄文稿》借展日本合适吗?

懷素,《小草千字文》(局部),臺北故宮藏

臺北故宮珍寶有無可能回大陸展出?

作為擁有眾多“無上至寶”的臺北故宮,其所藏國寶無論是在館內展出還是借展,都會引起廣泛關注,而對於大陸文博愛好者而言,這些文物經歷了1930年代初至1940年代的 “文物南遷”,1948年末近3000箱故宮文物赴臺由此分隔兩岸,這些文物在臺灣流徒了16年,直至1965年,臺北故宮落成,至此自從1933年離開北京,後輾轉多地、赴臺後又保存在臺中霧峰北溝多年的文物終於有了正式的棲身之所,而臺北故宮的文物何時可以回大陸展出更是牽動人心。

台北藏颜真卿《祭侄文稿》借展日本合适吗?

當年卡車把國寶分批遷運臺北,穿西裝者為時任臺北故宮博物院副院長莊嚴在旁監督。

而事實上,兩岸博物館的交流也一直有之,2009年10月,北京故宮的37件文物赴臺參與與臺北故宮合辦“雍正大展”。兩岸故宮文物半個多世紀互不往來的格局,被“雍正”率先打破。

而後,2011年臺北故宮推出“山水合璧——黃公望與《富春山居圖》特展”,更是將兩岸博物館之間的交流推向高潮,當時除了展出臺北故宮所藏的黃公望《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外,浙江省博物館的鎮館之寶《富春山居圖》(剩山圖)也赴臺達成“山水合璧”之約。

台北藏颜真卿《祭侄文稿》借展日本合适吗?

臺北故宮推出“山水合璧——黃公望與《富春山居圖》特展”開幕式

在當時,中國大陸方面就提出了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可否交流展出,在協商的過程中,臺北故宮博物院特別強調,自1996年臺北博物院文物赴英國展出迄今,所有借展地區的博物館,均需出具司法免扣押條款,他們也極樂於早日促成兩岸文物的交流,但是為了避免任何可能出現的因素,必須堅持通過“司法免扣押條款”,才能讓《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赴浙江。

而後,“司法免扣押條款”在臺北故宮博物院方面接受採訪中被多次提及,此外,尚有展出時的名稱話題。“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2016年曾就臺北故宮博物院“妙合神離——董其昌書畫特展”專訪了時任臺北故宮博物院書畫處處長劉芳如,她提出“借展到大陸,前提是通過司法免扣押”,對此,臺北故宮原周功鑫也曾在採訪中提到這個問題。包括過去,臺北故宮文物借展日本也面臨過需要通過“司法免扣押”的問題。

日本其後通過了“司法免扣押條款”,2016年在大阪市立美術館舉行的“從王羲之到空海”大展中,臺北故宮借展了蘇軾、黃庭堅、米芾的19件展品。

台北藏颜真卿《祭侄文稿》借展日本合适吗?

大阪市立美術館舉行的“從王羲之到空海”大展

當然,劉芳如也在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提到“‘司法免扣押’是最大的問題,當然也要考慮說跟借展的博物館設施、條件夠不夠。”她也強調“兩岸的(文博)人員交流,其實老早就一直在進行的。”

的確,兩岸、以及世界各大博物館之間的文博交流一直都在進行,在臺北故宮推出“妙合神離——董其昌書畫特展”後,2018年末,上海博物館也推出了“丹青寶筏——董其昌書畫藝術大展”,來自北京故宮博物院、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博物館、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日本東京臺東區立書道博物館、大阪市立美術館等海內外15 家重要收藏機構的董其昌相關展品彙聚上博,可見在相關條款的允許下,博物館間的借展實為尋常之事,雖然因為“司法免扣押條款”上博的董其昌大展中沒有來自臺北故宮的展品,但臺北故宮卻是展覽中繞不開的話題,尤其是一卷《煙江疊嶂圖》,作為董其昌的山水畫代表作之一,對於上博本和臺北故宮本雙胞的《煙江疊嶂圖》真偽,學界仍在討論中,但正如上海博物館書畫研究部主任凌利中所說,“此次特意將《煙江疊嶂圖》拿出來展覽,是為了增強兩岸展覽的學術聯動性,提供同時觀摩的機會。”

一個事實是,儘管臺北故宮博物院的藏品暫時無法在大陸展出,也讓文化界心痛,但兩岸文博界的文化和學術交流卻一直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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