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國的金融監管之間都是相互獨立的，但近期的種種動態表明，監管政策之間開始注重協調和聯動了。
從形式上看，《商業銀行理財子公司管理辦法》是為“理財新規”和“資管新規”的配套內容；
從本質上看，這體現了監管政策通過聯動、走向發揮整體效力的新內涵和新精神。
有行業相關人士分析道，這一新變化比管理辦法本身更有意義、更具價值。
目前的現狀是，在我國的金融市場規模、機構和業務快速增長的過程中，金融監管政策也在逐漸完善。
金融生態優化風向標
我國當下的金融監管政策包括工具手段已相對齊全，眼下的緊迫問題是要將其貫通、聯動起來，發揮整體、疊加和合力效應。這既是金融生態優化的基礎性著力點，又是金融生態優化的前提性突破口，還是金融生態優化的主導性風向標。
一方面要注意監管政策包括手段工具的完整性、協調性和科學性，充分適應市場環境和對象的變化；
另一方面要注意監管政策之間的聯繫性、銜接性和互促性，平衡規模與結構、風險與利率的關係，真正體現金融監管“無時不在”、“無處不有”的管束效力。
金融監管政策聯動
金融監管政策之間的聯動，要體現金融機構自我約束與自我平衡的精神，同時還應體現金融生態充分開放和有序競爭的精神。
具體來說，當金融生態中的市場門檻、標準、條件和內容存在差別時，當不同市場主體在相同的市場生態中體現不同的市場權利時，金融監管政策和行為的穿透與聯動就會失去意義，還會伴生市場假象。
因此，金融監管政策之間的聯動，推動金融生態更為開放，也體現金融生態和經濟生態持續協調與緊密融合的精神。
金融監管政策之間的聯動，要從金融與經濟融合的路徑、形式和方法上來探索。
首先，對各類金融機構的資金體內循環行為，做出標誌性、警示性規定，設定底線內容和紅線標準，採取動態手段，控制和壓縮那些無實體經濟參與的交易環節和交易鏈條。
其次，建立金融總量中實體經濟融資率指標，在保證監管政策始終不脫離實體經濟的前提下聯動和連通運作。
最後，形成市場中的“吹哨”機制和“毒丸”效應，當金融生態中實體經濟融資比例過低和異常下降時，金融監管立刻“吹哨”並快速做出“中毒”反應，抓緊調整和矯正，強化金融與經濟融合的制度性合力和長效性機制，盡力減少兩者融合的摩擦性及對沖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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