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届世界艺术史大会开幕式现场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主持开幕式
教育部副部长郝平致辞
世界艺术史大会主席乌尔里希·格罗斯曼致辞
2016年9月16日上午，第三十四届世界艺术史大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正式拉开帷幕。第三十四届世界艺术史大会主题为“Terms”(概念：不同历史和不同文化中的艺术和艺术史)。大会设立21个分会场展开专题发言与讨论，以期交流艺术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启发人们在全球文化语境中重新思考世界文化艺术的版图，重新评价和审视东西方文化各自的价值与贡献，特别是亚、非、拉地区的艺术与文化的发展特色，勾勒与重塑世界艺术历史的新面貌。
从9月16日下午起，大会将在中央美术学院和北京大学持续进行21个分会场的专题会议，直至9月20日闭幕。会议期间，故宫博物院将邀请与会代表参观故宫和书画特展，作为大会的特别项目，“青州龙兴寺古代佛教造像”将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展出。与此同时，在艺术史大会期间也将会有一场“艺术图书”的专场，这也是历届艺术史大会所设置的专门项目。大会邀请在艺术图书方面有多年经验积累的雅昌文化集团承办，在大会期间在中央美术学院设计楼内全天开放。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致辞
现场嘉宾
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举办;2010年，世博会在上海举办;就在上个月，G20会议在杭州举办。第三十届世界艺术史大会在北京举办，这对于国人来说，并非是一件大事儿。这个与奥运会一样四年召开一次的会议，却是143年来在欧美意外的“非西方”世界里的第一次，这对于中国文化界来说，其实不是一件小事儿。
用一场展览解读一场大会
这样一件事儿所包含的价值，正是本届世界艺术史大会学术代表、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郑岩在本次大会的特展——“破碎与聚合——青州龙兴寺古代佛教造像”里想呈现出来的：
1996年，青州龙兴寺窖藏出土北朝佛像整理现场
被称作“东方维纳斯”的龙兴寺菩萨造像
“1996年，青州龙兴寺的发现到今天算来整整二十周年，这二十年来，以龙兴寺为主题的各种规模的展览在世界各地展出过有24次，据我所知，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这几个地方的展览都引起很大轰动，尤其是在华盛顿，展览的最后几天要闭馆的时候，观众量每日达到3000人，这对于只有几十万人口的华盛顿来说，受到的关注度是很高的。”
“那为什么在此次艺术史大会时期做这个展览呢?一个原因就是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国的文化艺术的发展背景都是西方的，就连语汇也是西方的，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当人们在赞美一尊龙兴寺的菩萨非常漂亮时，会说她是‘东方的维纳斯’。我想，我们为什么要把她叫作‘东方的维纳斯’呢?非要拐一个弯儿先说维纳斯，然后再来看中国。我们对这一件佛教造像的比喻，可以印证了整个艺术史，总要先找到一个西方的语汇和叙事结构，然后再来看中国的艺术。这是我们在这个展览中提出的一个问题。”
破碎与聚合——青州龙兴寺古代佛教造像展
展览中呈现的残损的文物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我们想说的问题。这次展览选了两部分内容，一部分当然是大家能够看到的龙兴寺出土的精美的佛教造像艺术品;另外，我们还展出了一批从来没有展出过的破损的佛像残块，非常细碎的，这可能会出乎大家的意料。想通过这两部分内容告诉大家一段历史，那就是龙兴寺的佛教造像95%是公元六世纪的作品，我们会认为佛像都经历过灭佛运动，在灭佛运动中被打碎，但是这些佛像和破碎的残块却在寺院里一直保存到11世纪才被精心的掩埋，而且是每一块碎片都被保留下来，在后来的材料研究中得知，这些破碎的残块在当时是被当成是‘舍利’，即使是被破碎了，它依然具有宗教的魔力，所以才会被保留下来，小心的保存并掩埋。因为人们幻想着将来有一天这些东西可以重新聚合，很多佛经里也都说当一尊佛像重新聚合起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太平盛世的到来。”
“而在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佛像在出土之后，真的在考古学家、文物修复专家的努力之下慢慢复合起来。这就是我们想拿这个故事告诉大家。可能在西方美术史中的‘sculpture雕塑’概念，以前是可以概括中国此类艺术的全部的，但是在今天看来，这个概念可能理解的只是一个外在的造型，但是当我们看待这些佛教造像的时候，除了会看到它们精美的外形，还能够看到造像内部力量的存在。这种力量你可以说是宗教的，也可以说是艺术的，也可以说是传统的，也可以说是现代的，我们想通过这样的例子来向世界做艺术史研究的学者都来思考这样的问题。”
的确，50多件完美与残破的佛教造像的意义让观众所看到的，并不太相同于西方艺术史的概念，而佛教造像破碎而又重新聚合的概念，之于中国美术史和文化又有着同样的意义。
这正映照了本届世界艺术史大会的主题“Terms”(概念：不同历史和不同文化中的艺术和艺术史)，这是第三十四届世界艺术史大会筹委会主任邵大箴先生在中国申办世界艺术史之后的2009年提出的。在艺术史大会的主题介绍中，对于“Terms”是这样阐释的：在主题设计上，突出强调了中国古老文明中孕育起来的中国艺术发展特征及其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地位，由此以历史的眼光回溯中西文明同等的重要性，进而扩展对世界上各种文化和艺术的差异和特点的重新认知，形成对人类文明和文化艺术遗产新的认识与阐释。
强调中国古老的艺术发展及其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但并非是单独单独指向中国。在接受雅昌艺术网采访时这样谈到：“首先，艺术史和艺术史的话语权在一百多年来主要掌握在西方手里，尤其主要以欧洲为中心，所以世界的美术史体系就是以西方为中心建立起来的，这就是一个关键问题;在美术史研究中，应该考虑的是艺术的普遍性和差异性，中国的文化和世界的文化有共同的普遍原理，但是在普遍性的基础上，各个民族有着很大差异性，这是艺术史研究甚至是文化史、文化现状、历史的研究都应注意的方法。”
在本届大会给所有21场分会主席的第一封邮件中，便提出希望各位主席帮助我们尽可能多和广地将大会介绍给各国学者，特别是偏远地区的学者，信中写道：“本次大会将讨论不同文化、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的艺术史，特别注重某一个问题在不同区域的呈现和研究情况。因此非常希望你们可以将议题通知到各个“角落”，引起更为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使得更多的学者可以参与其中，提出建议。”
所以，当世界艺术史大会来到中国，这件事情本身的意义已经非同凡响。
全票通过的中国成员国
“经过8年的努力，本届世界艺术史大会有来自于43个国家的300位专家来到中国开会，而近1000名国外的专家用各种渠道想要进入中国来听会。” 第三十四届世界艺术史大会副主任、秘书长朱青生感慨，作为链接世界艺术史大会与中国艺术界的主要成员，他清楚的明白，从2005年接触世界艺术史大会至今，中国申办这场大会经历了太多转折和节点。
从1873年第一次世界艺术史大会在维也纳召开至今，143年的历史，经历过战争和短暂的中断，学术的力量却从未停滞不前。“直到上世纪60年代，世界艺术史大会依然主要在欧洲举行，大会的法定语言是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德语。专家也主要是德国、奥地利、法国、意大利、英国几个国家相互在讨论。”朱青生说，直到那个时代，大会开始反省，期望向亚洲和非洲发展，于是在1977年，他们重新修订大会的章程，开始关注非西方国家的艺术，特别是亚洲和中东国家。“90年代，他们开始寻找亚洲、非洲国家加入世界艺术史大会成为成员国，还曾经派人到中国来，寻找他们认为的艺术史专家。”
“当时他们认为艺术史专家在中国叫作考古学家，于是找到了国家文物局，当时找到的一张名片，上面写着一个名字，叫作郑岩。”朱青生这样回忆。当时的“郑岩”正是如今的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本届艺术史大会的学术代表郑岩，但郑岩当年还在山东，从事的工作还是考古。艺术史大会工作者找到了郑岩的名片带回去之后，才知道在考古界和艺术史界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于是艺术史与中国的关系也就没有再有后续。
2000年，第30届世界艺术史大会开幕式，伦敦
第三十届世界艺术史大会17分会：“时间与延迟”，主席：曹意强
直到2000年，中国美术学院曹意强教授受邀加入世界艺术史大会主席团，担任第17会场国际主席，他是首位来自中国的主席团成员。曹意强以“延迟与永恒”[Delay and Timeless]作为他所主持的第17会场的主题。他将该会场的任务界定为：探讨视觉文化中不同的时间现象，即为什么有些艺术形式和风格被视作永恒，而另一些则被认为落后于时间的步伐?以及这些观念本身对于艺术史这门学科的确立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
在他的建议下，大会还邀请三位中国观察员(时任中国美术学院院长的潘公凯教授、时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的范迪安教授以及就读于中国美术学院的博士生高世名)与会考察，由文化部派出。曹意强教授向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史家们强调了中国艺术对于欧洲现代艺术史的构造作用，指出世界艺术史必须对中国艺术的历史和现实具有足够的包容度和解释能力，并期待有一天大会可以在中国举行。
直到2005年，北京大学教授朱青生正在法国访学，担任巴黎大学的客座教授，在一次演讲结束后，世界艺术史大会的秘书长Thierry Dufrene找到朱青生。“有一个人，他在我作报告的时候站在台下等着我，等我演讲结束一下去，他就过来跟我讲说：‘能不能请你帮个忙，你能不能把我们世界艺术史学会的愿望和消息带给你的祖国?’我一听觉得这个事情很好，当晚就打电话给邵先生(邵大箴)，邵先生说你把这个情况写下来，我就马上写下来。邵先生就找到了当时在中国美术馆当馆长的范迪安馆长。”朱青生回忆。
接到了朱青生的汇报和转达，邵大箴先生与范迪安馆长很快就成立了筹备小组，并召集了国内美术史界的专家，聚集开会，大家几乎都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儿，立即启动中国艺术史界和世界艺术史大会的正式接触。当时的筹备小组成员，都已经成为了今天北京艺术史大会中的分会场主席。
第二年，中国正式申请加入世界艺术史大会，由朱青生代表中国，在巴黎的理事会上申请入会，大会全体通过了中国加入国际艺术史学会的决议。朱青生说，当时的主席是加拿大女教授菲利普斯女士(Ruth Philips)，“他看到全票通过，接纳中国成为会员国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她说在我一生中这是我最大的幸福，因为在我这一任上，中国成为了世界艺术史学会的成员。”此时，在国内的邵大箴则率领工作组与文化部有关部门通报过此事，并建议成立中国艺术史学会来促进和承担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艺术史学会的对等、日常的联络。
从墨尔本到北京
这就是中国加入世界艺术史学会的历史，于是就有了2008年第三十二届世界艺术史大会中国的正式参与。2008年1月13日至18日期间，中国艺术史学会筹备工作组由邵大箴、范迪安、郑岩、张敢和邵亦杨组成代表团，首次以国际艺术史学会会员的身份，赴澳大利亚墨尔本参加第三十二届世界艺术史大会，并且申请开辟关于中国的分会场。
2008年，CIHA墨尔本 参会中国代表
邵大箴在接受雅昌艺术网采访时回忆：“我们一共去了五个人，是在墨尔本大学的一个很大的礼堂中举行的。这是中国官方第一次正式接到邀请派代表团去，而且是参加大会的理事会讨论，例如讨论他们下一届要在哪里举行，上一届有什么成果，还存在哪些问题等。也因为是第一次去，大会对中国美术史家特别关注，在发言中也特别提到中国派代表参加此次大会，大家很热烈的鼓掌。”
尽管这并不符合世界艺术史大会的一贯原则，但是大会理事会为了表达对中国参与世界艺术史大会的欢迎，特别同意开辟中国分会场。“我们也准备了两个发言，一是中国当代美术史研究的现状，另外一个是郑岩则作了一个中国当代考古挖掘成果的发言。他们特地专门开辟了一个中国学者的专场，范围不大，在一个教室里。大会主要成员国的主题团和澳大利亚的筹备方都去听了我们的发言，放了PPT，他们看到了一些图片和文字介绍，他们都很感兴趣。”
郑岩则回忆说：“邵先生带着我们去旁听了大会的第一组发言，为什么听第一组呢?是因为第一组都是关于理论和方法这些一般性问题的讨论，我们听了之后就可以感觉到艺术史在当前正在向哪发展。能够观察到的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会议上，各位代表在他们的发言PPT里，都少不了在幻灯片里放一张中国的作品，那几乎成为一种时髦，也就是说艺术史发展到今天，没有中国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郑岩说，这也是中国成功举办艺术史大会的过程中一直所抱着的理念，从2008年到今天，一直与“Terms”这个词汇息息相关。也就是在这次墨尔本大会上，中国代表团向学会表达了申办2016年世界艺术史大会的意愿。
“在墨尔本我们就提出来希望将来能够在中国举办这样的会议，当时的与会人员已经有不少也有这样的意向，希望中国来组织，但是作为一项世界级别的会议，他们的要求非常繁杂，有很多条件，包括筹备情况、经费等很细节又严密的标准，其实当时我们的信心并不很足。但是回来之后讨论，假如我们不做这件事情的话，可能一拖又是几十年，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交流机会可能再下一届，联系又断了，再去申请加入的话可能就又很麻烦。”邵大箴告诉雅昌艺术网记者。
2009年5月20日，朱青生作为中国方面的代表，前往纽伦堡与德国国家博物馆馆长，同时也是德国艺术史学会负责人格罗斯曼先生(Ulrich Großmann)会面，考察了解纽伦堡筹办2012年世界艺术史大会的工作情况，并表达中国方面愿意予以协助的想法。
2010年，大会理事会应中国艺术史学会筹备工作组的邀请，来到中国，在中国美术馆开会。邵大箴在那次会议上提出：虽然ART这个词汇是从西方翻译而来，但是真正的艺术并不是翻译过来的，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是不同的，每个国家和民族对于艺术的评价标准和艺术观念都有差异，我们希望能把这种差异性拿出来讨论。“这么一说，对于西方人来说，他们会觉得他们会漏掉一些世界上的东西。”朱青生说，就像他们无法理解中国的书法，以及以书法为基础的中国笔墨，“我们中国有一个大画家叫八大山人，但是到了西方人眼里他们就会觉得莫名其妙了，这就是不同文化中的巨大差异。而这也是西方需要弥补的一课。”
2012年，朱青生从乌尔里希·格罗斯曼手中接过艺术史学会会旗
2016年，北京大学与中央美术学院两校工作会：北大李岩松副校长、王博校长助理、朱青生教授前往央美拜会范迪安院长
第三十四届世界艺术史大会新闻发布会
2011年，朱青生教授代表中国艺术史界，受邀前往马堡(5月5日)、纽伦堡(5月17日)参加CIHA召开的理事会议通报中方筹备工作。并终于在2012年从德国艺术史学会负责人格罗斯曼先生(Ulrich Großmann)手中接过了艺术史学会会旗。从那时起，中方的筹备委员会就开始持续了数年的工作，将大会的会议设置和所有细节工作进行安排，不断跟进。2016年5月，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获得政府主管部门批准，由国际艺术史学会、中央美术学院、北京大学联合主办。
这就是所有的故事，中国从半个世纪以前与世界艺术史大会并无关系的国家，到今天正式主办这场国际会议，经历的不仅仅是以上所谈到的努力，还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第三十四届世界艺术史大会在北京正式开启之前，朱青生这样总结：“申办的过程应该说既愉快又艰苦，但是总体上是艰苦让我们愉快，因为最重要的愉快是我们把这个事情逐步地推向成功，这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单方面的成功，是中国借助世界的方向来把艺术史的世界的联合推向了一个新的可能性，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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