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青铜器上，凡铸刻有文字的，这类文字称之为铭文，也称金文、钟鼎文。宋代人称之为“款识”，比如薛尚功所集录的彝器铭文，称之为《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铭文的出现一方面是青铜器铸造技术的进步，另一方面也说明这时候的文字已经发展到相对成熟的阶段。
铭文字数有多有少，少者仅两三字，有的为圆形文字，有的为日名（日名是按生日取的。《白虎通义·姓名篇》：“殷家质，故直以生日名子也。”），有的为作器之人等等。多者可达上百字，如毛公鼎，铭文近五百字，是目前所见字数最多的青铜器铭文。铭文内容多涉及重要战事、王室祭祀活动、王室与贵族关系、廷礼册命、诸侯大夫社会活动、典章制度等等。在这其中，有一类铭文中含有“媵”字的青铜器，通常称为媵器。
毛公鼎铭文（董作宾摹本）
《尔雅·释言》：“媵，将，送也。”文献中“媵”字，其主要意义是“送”，从内容可以概括为“媵人”和“媵物”两大类，以臣仆庶妾或嫁妆器物作为送女出嫁之资。从意义而言，媵器就是为女子出嫁所作的器物。
作器者主要来自同宗族的男性长辈，其中多数可能是父母，兄弟可以为姊妹作媵器，兄弟之子可以为“姑”作媵器，父母可以同时具名为女儿作媵器，以母亲身份为女儿作媵器的比例很低。
媵辞包含有时间、某人为某人作媵器、祝愿辞等。完整的结构模式一般是“夫方信息+排行+女方姓+名字”，如郑伯匜：
“郑伯作宋孟姬媵匜，其子子孙孙永宝用之”
郑伯为作器者，宋是夫家国氏，孟是排行，郑国姬姓，姬是女方姓。再如本次展览中的鲁伯愈父鬲：
“鲁伯愈父作邾姬仁媵羞鬲，其永宝用”
鲁伯愈父鬲中出现了女子的名字“仁”，信息更为完整。
不少媵器铭文没有说明往嫁夫家国氏，或是作器的长辈所属国氏不详，有的媵器甚至连新娘名字或往嫁夫国名都被省略了。如邾伯鬲：
“邾伯作媵鬲”
含有“媵”字的青铜器，很容易判断为嫁资。那铭文中没有“媵”字，且为某女子作的青铜器是否为媵器呢？比如展览中的杞伯壶：
“杞伯每亡作邾婡宝壶，其万年眉寿，子子孙永宝用享”
铭文没有出现“媵”字，记载了杞伯为邾婡所作的壶。杞国姒姓，邾国婡姓，女性受器者与作器者姓不同，与媵器的结构模式不同，故不是为子女所作的媵器。铭文中妇女称名规律是夫家国氏加上母家姓，但已婚妇女称名也可以是母家国氏加上母家姓。所以这件杞伯壶属于为妻子所作的青铜器。展览中的杞伯簋、陈侯簋、夆叔匜同属为妻子所作青铜器。青铜器中有不少例子，证实祭祀“姑”的责任是由“妇”来承当，丈夫作器赠与妻子，是希望妻子以该器祭祀母亲或用享用孝于家庙。
对于铭文中没有“媵”字的媵器，往往需要通过作器者、受器者的“国”与“姓”或者共出器亦或者出土地来判断“为妻作”还是“为女作”。但至春秋晚期以后，媵器不管有无“媵”字，都极少出现，这并不表示不再为出嫁女作媵器，而是铭刻习惯改变。战国青铜器以“物勒工名”为主要内容，即使是媵器，大概也不标明。
媵器中又以水器所占比例最高，或为婚礼沃盥之用，或为婚后侍奉姑舅，也可能是基于“妇容”的要求。就器物组合而言，以盘匜配套的水器最为常见，另外以烹煮器和盛食器搭配较常见，例如鼎簋、鼎敦等。至于多件单项器物成套的，以鬲、簋、簠居多。一般而言，鼎、鬲、簋、敦等器物，除了作为宗庙祭器之外，也有实际用途。若搭配使用，很可能与妇女烹煮及准备祭品、参与祭祀活动及祭后宴飨亲族有关。
将青铜器作为媵器是一个时代的特征，到了东周时期，政治环境错综复杂，诸侯间的联姻多具有较强的政治目的，媵器见证了这一历史进程。纵观这一历史时期，诸侯间的联姻产生了多重历史影响，一是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时间内减少了各国之间的战争冲突；二是出嫁之人作为文化使者，将父母之邦的风土人情、礼仪习惯播撒出去，促进了各种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三是不同族群通婚对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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