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画经典之徽宗赵佶《竹禽图》】
宋 赵佶 竹禽图 绢本设色 33.8x55.5cm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山石的一侧的裂缝中，斜伸出两三根竹，两只鸟落在上面，用纤细的小爪牢牢地抓着竹枝，稳固的重心使它们体态从容，就像新龙门客栈中，在楼梯口彼此相遇周淮安和邱莫言，栉风沐雨、渡尽劫波后彼此对视的那一刻，仅用眼神就能交流和沟通
——由宋徽宗赵佶完成，被张大千卷往美国的这幅《竹禽图》经过多年后，又暂时返回了故土。
上海博物馆正在举办的董其昌大展上，能够亲眼目睹这幅来自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藏品，多少有些让人感觉意外。主办方在介绍徽宗这幅《竹禽图》时，刻意扯了段董其昌与这幅典型北宋宫廷画院风格作品之间的关系：
“（董其昌）有可能在项家过眼此画。董氏虽然提倡‘南宗’文人山水画，然而他也题跋过一些工笔花鸟画，并对此颇为欣赏。”这段介绍文字实在勉强，其实该卷与老董的艺术理论、创作几乎毫无关系。尽管如此，大都会博物馆此番送来包括郭熙《树色平远图卷》、李结《西塞渔社图卷》、董其昌仿董源的《溪山樾馆图》等珍藏，应见其之诚意，也似从侧面印证老董画学之庞杂和渊博。
赵佶 竹禽图 细部1
赵佶 竹禽图 细部2
徽宗这幅《竹禽图》为绢本，纵33.7cm横，55.4cm。体现了他所倡导北宋宫廷画院的写实功力，画中两只鸟的眼睛，画得最为生动传神。从石头缝中垂下的那几片蕨类植物，显得无精打采，与翠竹的劲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画面简洁，色彩艳丽但干净，徽宗在山石的空白处，留下“天下一人”的画押极为显眼，但也并没影响画面的整体效果。
壹 流传有绪，颠沛流离
此卷流传有绪，但也颠沛流离。南宋时被高宗内府收藏。由宋入元后，被宋室后裔赵孟頫收藏，并题跋：
“道君聪明，天纵其于绘事，尤极神妙。动植物无不曲尽其性，殆若天地生成，非人力所能及。此卷不用描墨，粉彩自然，宜为世宝。然丛尔小禽蒙圣人所录，抑何幸耶。”
“道君”即是指徽宗赵佶，因他尊信道教,自称教主道君皇帝。赵孟頫对这位先祖崇拜之极，对这两对承蒙“圣人所录”的小鸟，也为它们感到幸运万分。被他称为“世宝”的这幅画卷，在明朝初年，由朱元璋第三子晋王朱棢收藏，后为项元汴家族收藏，即上文提及过的“项家”。
赵孟頫跋文
竹禽图收藏鉴定印（局部）
竹禽图收藏鉴定印（局部）
此后经过清朝的耿昭忠、宋荦（音Luo）、张之万等人的收藏，耿昭忠和宋荦为清初名臣，均爱好搜藏。宋荦与王士祯、施润章等人同称“康熙年间十大才子”，有着有“江南第一收藏大家”之称，他“性嗜古，精鉴赏”，著有《西陂藏书目》一卷。清代学者朱彝尊诗云：“妙鉴谁能别毫发，一时难得两中丞。”两中丞就指当时大收藏家卞永誉和宋荦。
而张之万（1811年-1897年）则是晚清时期人物，他虽然没有堂兄张之洞更有名气，但其实是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元老。有人评价说，这一时期清朝的大臣中，写字写得好的首推翁同龢（音He），而绘画方面则要首推张之万。张之万与大学士李鸿藻为首的清流派潘祖荫、吴大澂、陈宝琛等名人常有书画往来。他的绘画风格得“清初四王”的神髓，其山水画与戴熙志趣相契并齐名，有“南戴北张”之称。
在中国绘画史上，往往北边出现一位人物，人们总会找一位南方的才俊与之对应。继续“南戴北张”之后，民国时期媒体和评论家们又制造了“南张北溥”的说法。溥是指皇室宗亲恭亲王奕訢的孙子溥心畲，张则指张大千。
这幅《竹禽卷》如何从张之万手中，在民国时期流传入张大千的“大风堂”藏品中，并未查到详细记录，恐也是笔者所知浅薄，而有关“大风堂”及张氏兄弟收藏的逸闻故事倒是不少。“大风堂”是张大千与其兄长张善孖在上世纪20年代中期于上海创立画室的堂号，这一工作室兼具了创作、教学、收藏、鉴赏等等功能。
张大千认为阅读和临摹古画，是了解古代大师艺术技巧和美学思想的重要途径，因此十分注重收藏。据曾任美国佛利尔美术馆中国艺术部主任的傅申先生撰文回忆说，张大千的收藏最早有记录可寻是1920年，从重庆藏家手中购得元四家之一倪瓒的《岸南双树图》，他在此画上有自题云：
“此倪高士真迹，庚申岁予还蜀中省亲，购于渝州卢雪堂先生家。时予初收书画，以三千金得此，携至海上，先农髯师激赏之，且誉之曰：‘子年才弱冠，精鉴若此，吾门当大。’”
农髯是张大千老师曾熙晚年的号，大千的收藏除了受到这位老师的鼓励外，也与另一位老师李瑞清的影响有关。他广泛搜罗石涛和八大山人的画作，尤其是石涛的画，张大千不光收藏最多，而且也是石涛画作的造假高手。
有保守估计称，经过其手的藏品大概有一千多件。在40年代初，他让门人子侄编撰过一本《大风堂书画录》，收录有宋画8件，赵孟頫、梅道人、黄公望、王蒙等元画17件，石涛40件，八大山人31件，共计194件。1954-55年，张大千在日本印刷出版了《大风堂名迹》四集，将经过动荡后尚存的藏品整理成册，其中第二集为石涛书画专集，设立轴十件，手卷五件，册页五件，共四十二页，合计五十七幅；第三集，是八大山人书画专集，合计六十七幅；第四集，则包括了唐、五代以下的画迹四十馀件。这幅宋徽宗的《竹禽图》就被收录于第四集中。
竹禽图 局部
上世纪50年代的张大千，谢绝了大陆抛给他的橄榄枝，但也感觉台湾并不欢迎他，于是在香港、印度、阿根廷、巴西、美国等地浪迹天涯，寻觅自己满意的栖身之所，一直是他的梦想。后来在巴西，他买了块地，筹措修建“八德园”，据说前后花掉了200万美金。那时的张大千很缺钱，也就是这一时期将此画卖给了美国人顾洛阜。
收购张大千大风堂的藏品，也让这位美国人成为异邦中国书画收藏界大名鼎鼎的人物。
此期间，有一件事不得不提：张大千在香港以大大低于自己收购的价格，将所收藏的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和董源《潇湘图》卖给了大陆北京故宫博物院，让“大风堂”的镇堂之宝回归故里，也让人看见了张大千的另一面。
贰 顾洛阜、狄龙和方闻先生
在大都会博物馆的官网上，对徽宗《竹禽图》的来源介绍为：John M. Crawford Jr. Collection, Purchase, Douglas Dillon Gift, 1981。
John M. Crawford Jr就是我们被收藏界所熟悉的美国人顾洛阜（1913—1988年），而Douglas Dillon，中文将其译作狄龙，他曾任该馆董事会主席。顾洛阜于1913年出生于一个爱尔兰移民家庭，其父亲营商成功，为他留下可观遗产。顾洛阜大学就读于布朗大学，主修文史专业，毕业后在宾夕法尼亚的一所高中任历史老师，之后又到纽约做过出版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纽约逐渐成为艺术、收藏界的中心，他发现一些旧书店经常可以淘到英文古籍，由此开始了自己英文善本书籍收藏。
竹禽图细部3
竹禽图细部4
作为不懂中文的爱尔兰裔美国人，要欣赏、了解中国画恐怕都很困难，更不要说鉴定与收藏了。但顾洛阜幸运地认识了在纽约经营古董的日本商人濑尾梅雄（Joseph Seo，1911—1998），于是这队组合开始运作。1953年10月，由纽约华美协进社主持、在纽约举办了“当代中国画展览”，张大千专程从阿根廷前往赴展，并与纽约各界交流。此时，为了筹措修建巴西八德园的宅院，决定出售一批大风堂藏品。这也是顾洛阜与濑尾氏最著名的合作项目，他购藏了张大千大风堂收藏的书画名迹21件，这次交易就包括李结《西塞渔社图卷》、宋人郭熙《树色平远图卷》以及宋徽宗这幅《竹禽图》。
顾洛阜并无子嗣，从1981年开始，逐步向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捐赠或“半卖半捐”自己的藏品，这件徽宗的《竹禽图》便由时任博物馆董事会主席道格拉斯·狄龙（C. Douglas Dillon）购进。
道格拉斯·狄龙（1909——2003年），曾任民主党总统约翰·肯尼迪时期的财政部长，在肯尼迪遇刺后继续在林登·约翰逊内阁担任财长直至1965年。他也是约翰·D·洛克菲勒三世的密友，曾在1972年至1975年间担任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主席。
狄龙任职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期间，该馆的中国古代书画收藏上了一个台阶，成为北美中国艺术收藏重镇，这与另一位中国学者方闻先生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在上世纪70年代，狄龙发现亚洲艺术是大都会博物馆最薄弱的研究部门，他因此邀请自己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友方闻来主持此事。在方闻担任大都会博物馆亚洲部特别顾问兼顾问部主席期间，主要负责为大都会博物馆购藏中国古代书画，他的设想是将一些著名收藏家的藏品整体收藏，而不是单独一件件去购买，于是他锁定了华裔收藏家王己千（C C Wang，1906—2003年）和顾洛阜等人。
1930年出生于上海的方闻，在童年时期曾师从清末著名书家李瑞清，后者也同时是张大千的老师。方先生日后成为西方学界研究中国艺术史最重要领军人物，在美国学术重镇普林斯顿大学就学与任职，期间共达51年(1948—1999年)。他极力在西方世界推动中国和亚洲艺术的研究与推展，在艺术史学界与博物馆界功勋卓著。
1999年和2000年方闻先生分别从普大和大都会博物馆退休。遗憾的是，就在2018年11月，方闻先生于美国东部时间10月3日凌晨因急性白血病在普林斯顿去世，享年88岁。
閱讀更多 船長讀畫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