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北京晚报》上刊发的文章《三疑点诘问：真实年龄及其他——李辉质疑文怀沙》。北京作家李辉对文怀沙的年龄、经历以及“国学大师”头衔，提出了很大质疑。
李辉指出，文怀沙或自诩、或被人封为“国学大师”、“新中国屈原学开创者”、“楚辞泰斗”，但“寻遍图书馆和网上旧书店，难见一本他的学术专著，故只好放弃研究他的学问的念头”。
对于这种指名道姓的正面质疑，立刻便形成了水火不容的两方立场、两支队伍。
首先，不少网民和记者把质疑指向李辉：你为什么现在要写这篇文章？是否因与文先生有个人纠葛所致？抑或是到底是想“一鸣惊人”？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对此，李辉回应并专门撰文阐述自己为何决定质疑文怀沙的历史缘由、写作动机和相关文化思考。为了让大家真正了解李辉的态度和写作缘由，现将整篇文章摘录如下：
<strong>一．二十五年前熟知其人其事
关于文怀沙先生的行状以及入狱原因，我不是因为突然间心血来潮，好奇所致而想到去挖掘，而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北京晚报》工作期间，就已经对此熟知，迄今已超过二十五年。
１９８２年初，我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晚报》，先是担任文艺记者，后任副刊编辑。同年夏天，王戎先生从上海来北京，要我陪同他去看望一些老朋友。王先生是我的老师贾植芳先生的朋友，四十年代在重庆从事戏剧运动，五十年代曾被打成“胡风分子”，我在上海念书时就与之熟悉。在陪他去看望胡风、路翎、牛汉等先生之后，他说：“我再带你去看几个戏剧界的朋友，你在北京以后可以得到他们的帮忙。”
我们先去看了凤子、沙博理夫妇，然后去看望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当时人们习惯简称为“青艺”）的导演石羽先生，张逸生、金淑之夫妇。石羽是四十年代的经典影片《小城春秋》的主演之一，张、金夫妇早在抗战时期就活跃于重庆话剧界，曾参加了郭沫若的话剧《屈原》的演出。从此，我与他们开始有了往来。来往最多的是张逸生金淑之夫妇，他们所住的青艺宿舍，在东单三条的一个不规则的四合院里，离《北京晚报》很近，我成了他们家的常客，有段时间几乎每周都去吃饭。院子里住有好几家，记得都是青艺的人员。我去的时候，常常能碰上他们在一起聊天。
青艺是文怀沙工作过的地方，自１９５３年调入，到１９６３年底入狱，前后达十年。正是从青艺老人那里，我第一次听到了“文怀沙”的名字，以及他的一些事情。我随后认识的萧乾、文洁若夫妇，与牛汉先生一样，都是文怀沙五十年代初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事，从他们那里，同样听到过关于文的事情。
也很巧，那时我与卞之琳先生也有了往来，他的夫人青林即文怀沙的前妻、文斯先生的生母。我先是为研究巴金和撰写《萧乾传》而去采访卞先生的，后来，编辑“五色土”副刊时，又请他新开“居京琐记”专栏写稿。他寄来的第一篇稿件是《漏室铭》，是为他们的房子遇到麻烦而呼吁的。他们住在干面胡同中国社科院宿舍的顶楼，每遇下雨，房顶就往下漏水，夫妇俩不得不四处用脸盘接水。卞先生文章不温不火，改“陋室铭”为“漏室铭”，把窘状描述出来，令人同情与焦虑。文章发表后，有了很大反响，我当即与房管部门联系，他们也马上派人去楼顶重新铺沥青，从此，卞先生一家不再有漏雨之虞。为此事，卞先生专门来信致谢。也是因为这一缘故，我去他们家的次数也更多了，我们的通信也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先生的文章手稿与书信，我珍藏至今。
后来，从一些文学界的前辈那里，知道青林很有才气，写过小说。自然，他们也谈到过与文怀沙相关的一些事情，如青林如何不能原谅他在她怀孕和坐月子期间做了某件事，才决定离婚……因此，可以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北京文化界，文怀沙其人其事广为人知，根本不需要刻意打听。不会像现在这样，一经公开，使人有“爆料”之惊。正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他的这些事情，大多避而远之，当时的许多文化界活动中，也就很难见到他的身影，这一点，查阅当年的相关报道即可得知。
虽然知道其人其事，但我从没有想到要写出来。第一，他不是我所关注的对象，我在情感上一直排斥他，从来没有把他视作一个文人；第二，在我看来，这属于个人品行，是受害者与法制部门管的事，何况他已经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不过，虽然我没有公开写到他，但我在自己所能影响的范围里，却尽量不让媒体朋友报道他。几年前，《南方都市报》记者来北京做一个文化老人系列采访，请我帮忙联系周有光、杨宪益、王世襄、黄苗子、黄永玉等，名单上本来还有文怀沙，被我毫不犹豫地淘汰。吉林卫视有个《回家》文化纪实栏目，专门拍摄文化界名人与故乡、母校的关系，从一开始我就担任这个节目的艺术顾问和策划，一次，制片人曾去联系过文怀沙，但我坚决反对：“这个系列里，不能有他。”很高兴，他们采纳了我的意见。
这便是我二十多年来对文怀沙先生所采取的一贯态度。
<strong>二.十年来怀疑其真实年龄
开始怀疑文先生的真实年龄，是在最近十年，其间他的名头越来越大、媒体曝光率越来越频繁，他已不再是二十年前的那个形象，而俨然已成显赫的公众人物。
对其真实年龄产生怀疑，主要源于多年来我与一批“二流堂“老人的交往。
“二流堂”是一特殊的文艺家群体，最初形成于1943年抗战期间的重庆，主要人员有唐瑜、吴祖光、吕恩夫妇；金山、张瑞芳夫妇；高集、高汾夫妇；戴浩、盛家伦、方菁、萨空了、沈求我等。经常来此的则有丁聪、黄苗子、郁风、叶浅予、张光宇、张正宇、冯亦代等人。而与他们关系密切的夏衍，被他们尊为主心骨。
五十年代初期，“二流堂”中的大多数，又相聚北京，开始几年一些人就住在东单栖凤楼的一个院子里，是为“北京二流堂”。栖凤楼往西，是青艺大院，往南又称西观音寺，与长安街相交，对面即是目前《北京晚报》所在地。
自八十年代以来，我与“二流堂”中的不少老人有不少来往，写过其中的黄苗子郁风的传记，写过丁聪、冯亦代、吴祖光、夏衍等人的画传或评论，还为有的人整理过日记和书信，对于他们的为人和历史，应该说有比较深入的了解。近二十年来，这些老人经常不定期聚餐，除“二流堂”老人外，还有杨宪益、王世襄、范用、华君武、姜德明、沈昌文、邵燕祥等。随着一些老人的逐渐飘零，这一聚会的规模越来越小，但在２００８年秋天黄苗子先生住院之前从未中断。
据我收藏的一份“文革”初期批判“二流堂”的小报专号，文怀沙也被列入“二流堂”成员之中，对他的介绍是“文化流氓、坏分子、六四年被捕入狱”。文怀沙在五十、六十年代的确与“二流堂”有过来往，但并无过深关系。他们的回忆文章，或者闲谈，从没有正面提到过文怀沙，更不用说叙述彼此之间往来故事。相反，如在闲聊中谈到此公，他们从来都是一种鄙视口气。对于近十年来文怀沙忽然间声名雀起，并被各种媒体冠以“大师”或者“风流”的称谓，“二流堂”健在的老人们颇感意外和惊讶。他们感叹时代变了，对人的评判标准也变了。但是，如果有什么媒体将他们与之相提并论，他们还是会认为是对自己的一种侮辱。譬如，前年，某电视台录制一组文化老人节目，分别有文怀沙、黄苗子等，黄苗子获知后，颇感无奈，不住地说：“真要命，怎么把我和他摆在一起了？”
黄苗子
不限于黄苗子，与“二流堂”关系密切的黄永玉，也对文怀沙持鄙视态度。２００６年春节，我所在的报纸的文化新闻版发表黄永玉所画狗年生肖漫画，同时还发表了文怀沙的迎新文章，并将两者加框放在一起。黄先生的画是我约来的，遂将报纸送去，他一看，只对我说了一句：“李辉，我该夸你还是骂你？你们怎么把我和文怀沙放在一起了？”几天后，文化新闻版的编辑告诉我，文怀沙看到报纸后，也说了一句话：“哦，黄永玉呀？我们是老朋友了。”
关于文先生的年龄，也是我与这些“二流堂”老人聚会时谈到的话题。有几位老人的出生年份为：唐瑜，１９１２年；黄苗子，１９１３；丁聪，１９１６年；郁风，１９１６年。属牛的黄苗子先生今年９６岁整。他们的疑问是：文怀沙本来比我们小，怎么现在比我们大了呢？
黄永玉
不过，这一怀疑，大家都是饭桌上议论议论而已，并没有想到要公之于众。
<strong>三.两年前决定追寻真相
我决定追寻文怀沙的真相，源于两年前的一次刺激。
２００７年，在郁风老人４月去世后不久，吉林卫视“回家”栏目的制片人李冬冬女士来看我。如前所述，她告诉我，她曾去找过文怀沙，想拍一个他的专题节目，当然我不赞成。谈话中，她告诉我去见文的过程。她说，她介绍这个栏目曾经拍摄过黄苗子、丁聪、郁风等，文一听，马上就说：“哦，我和郁风是好朋友。干校时候，她还找过我，为我画裸体像呢！”
我一听，脱口骂了一句：“王八蛋！”我告诉冬冬：“不可能的事情。文革期间郁风一直被关押在秦城监狱，不可能去过干校！文怀沙完全是胡说八道。”
我写过郁风老人的传记，总是以“老太太”称呼她。郁风的父亲郁华是民国大法官，叔叔郁达夫是著名作家，他们两位在抗战期间先后被日本侵略者所杀害，是有名的民族豪杰。郁风正直，坦诚，甚至天真，她从不拿自己的家庭背景和经历炒作自己，在我们的聚会中，她永远是一个中心，以率真和爽朗的笑感染大家，为大家带来快乐。她的去世，令我们感到难过不已，没有了她，聚会也从此少了热闹。
这样一个让我敬重与怀念的老人，这样一个在“文革”期间真正被关押在秦城监狱遭受七年磨难的老人，刚刚去世，却让一个因“诈骗、流氓罪”入狱、自称也关押在秦城监狱的人，泼上一盆污水，她的在天之灵一定不会安宁！对如此卑劣之人，我决不能原谅！决不能漠然视之！
这就是我决定要公开质疑的一个
郁风
最直接原因。它关乎个人感情，也关乎对历史的敬畏。同时，也是本人楚人性格所致。有的读者根据我的文字，只知道我是一个温和、行文节制的人，他们不知道，在生活中，我有时也是一个倔强、固执甚至不给人留情面的人，周围的同事和朋友，深知这一点。
<strong>四.今年元旦，决定公开质疑
两年来没有停止追寻，所搜集到的史料和佐证，越来越证明文怀沙的自述与光环——年龄、入狱原因、文化地位等——都存在诸多疑点，必须公开质疑，找到真相。２００９年元旦前后，一个更为直接的原因，使我决定撰写《文怀沙的真实年龄及其他》一文。
元旦之前，我所就职的报纸，连续两天刊登整版广告，突出推广“百岁国学大师文怀沙主编”之大型套书《四部文明》（每套售价数万元），声势之大，让人惊叹。我和报社一些同仁，中午常常在编辑部咖啡厅喝茶聊天，那几日，我们谈的是文怀沙其人其事：他的历史陈迹，近年的声名鹊起，特别是他如何已经被成功地“包装“为“国学大师”。显而易见，成为“国学大师”之后，他不仅自己四处题字、演讲带来经济效益，随着一套据说要取代《四库全书》的一套书的推广，将一方面牟取更大经济利益。
《四部文明》的价值和历史地位，不在我的评价之列。但是，由一个有历史劣迹且又编造个人历史的“国学大师”领衔主编，无法让人接受。报社同仁鼓励我，一定呀把自己的追寻与质疑尽快公布于众。他们说得好——不能让文怀沙认为神州无人；不能让世人认为媒体中的人都失去了良知；不能让后人笑话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文化人都失去了道德标准和勇气。
正是在他们的鼓励与催促下，我在春节之后完成了这篇质疑文章，并请这些同仁分别从法律、史学、文字表述等方面帮忙把关。可以说，质疑文章虽系我个人所写，但从另外角度说，它也是一批媒体人的情感与思考的集中体现。在此，我深深感激他们帮我完成了一个夙愿。
<strong>五.我们失去了文化判断力和敬畏吗？
不到十年，文怀沙忽然间被媒体和社会制造成“国学大师”，足以令人们深思之。
中国曾经历政治运动频仍、“知识越多越反动”、“大破文化命”的年代，那时，陈寅恪、梁漱溟、陈垣、冯友兰、钱锺书、沈从文等堪称文化大师的人依然健在，但我们顾不上珍惜和呵护，却让他们不断地写思想检查，进而在放羊、种菜的劳动中消磨生命，这对于中国文化的延续和发扬光大，实在是巨大的历史遗憾。
随着改革开放３０年来中国的变化和国力增强，人们对文化越来越热爱，对文化人也越来越敬重，投资文化的兴趣和实力也越来越大。随之，对文化大师的出现，也越来越渴望。特别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认识，希望借弘扬“国学”而增加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努力，也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怀沙才有了被“塑造”成“国学大师”并以此获取最大利益的可能与空间。
各界人士对文化老人特别是“国学大师”的尊敬、爱戴的情感，无可厚非；不明真相的人们轻信一个被称作“国学大师”的招摇撞骗、欺世盗名也可以理解。问题是，我们的时代为何失去了文化判断力？为何失去了对大师这一称号的应有的敬畏？在“娱乐至上”的时代，我们的媒体向观众和读者推介一个“国学大师”时，竟显得如此草率，似乎不假思索，不做研究，不要起码的学术评判标准，就可以把“大师”的桂冠轻易地戴在一个人头上，而不管对公众和历史的责任，而没有任何一个时代都必须具有的文化敬畏。
质疑文怀沙真相引起如此大的社会反响，超出我的预料。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我们的公众多么需要历史真相，多么需要一个货真价实的大师，多么需要真正对得起后人的文化成果！
说实话，我最担心的是，质疑文怀沙及其反响，仅仅成为媒体的一次狂欢，之后，谁都顾不上反省，又一切归于原状。
不管怎样，我的任务已经完成。除非有必要，我不再就此事撰文发表新的意见。我将回到既有的写作计划中。更多真相的追寻，可以由有兴趣的其他记者根据相关线索去完成。
<strong>当然，也少不了有人质疑李辉。比如有人这么说：
为什么李辉先生在质疑文怀沙先生的时候，首先就要拿年龄来做文章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应该是为了证实以下推测：
1、文怀沙先生是冒牌的章太炎“私淑弟子”。
分析：稍有传统文化常识的人都知道，“私淑弟子”并不需要老师亲自言传身教，也不需要得到某种资质上的认可。文怀沙先生自称“章太炎私淑弟子”，只是为了表明自己的学术渊源以及对太炎先生的景仰而已，根本没什么荣耀可言，更无须以隐瞒年龄的方式，来为自己戴上这种毫无含金量的光环。譬如，有一位青年诗人自称“李太白私淑弟子”，按照李辉先生的逻辑，他岂不是要把年龄改大1000多岁？！
值得注意的是，李辉先生强调，他所力推的新书《汤炳正书信集》之作者，汤炳正先生，才是“正宗的章太炎私淑弟子”。凭着我多年从事广告行业的经验，我开始有点怀疑，李辉先生的这篇文章，是不是像冯小刚导演的某部电影一般，夹杂着一些软性广告。
2、文怀沙先生所创作的五言绝句（滴滴更丝丝，江楼听雨时。一灯红豆小，此夕最相思）未曾得到过柳亚子先生的赞赏。
分析：文怀沙先生的这首绝句作于1938年，如果他真的出生于1922年，那么，当时也已经十七八岁，李辉先生认为，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所写的诗歌不可能得到名家赞赏，因而文怀沙先生就把年龄改得大一些，以骗取人们的信任。读罢李辉先生的这番奇论，我才发现，原来神童诗人骆宾王、少年英雄夏完淳他们所写的东西不是诗（至少不是好诗），由此，我不得不对李辉先生的文学见识和思维模式另眼相看。
3、文怀沙先生虚报年龄，是为了“大做商业广告”，“欺骗消费者”。
分析：20世纪80年代初，文怀沙先生已向公众宣称自己出生于1910年，难道从那时起，他就准备在二三十年之后，借着“百岁老人”的头衔，“大做商业广告”？
更何况，迄今为止，我也没有看见文怀沙先生从事了哪些与长寿相关的“商业广告”。诚然，文怀沙先生可能是替某些商家做过宣传，譬如，前一阵子，他欣然应允为某汉服机构充当代言人，而他所得到的报酬，只不过是两三套汉服罢了！
通过以上分析，相信读者对文怀沙先生的真实年龄业已了然，对于李辉先生质疑文怀沙先生的良苦用心，似乎也应该略知一二了。
<strong>也有人有理有据，看上去及其严谨，极具说服力。
文怀沙有多老？文怀沙是那种不容易看出年龄的人，须白且长，脸色很好，说话清晰。据说他喜欢到美容院去做面膜。一个电视画面是：他躺在美容院里做面膜的时候，鼾声慢慢响起。文怀沙的家人提供的简历上写着：“文怀沙 1910年生于北京，祖籍湖南。私太炎，受业章门。先后在北大、清华、北师大、中央音乐学院、中央美术学院等校讲课或担任教授。现为中国诗书画研究院名誉院长、上海大学文学院名誉院长、陕西震旦汉唐研究院院长。”
李辉认为文怀沙并没他自称的99岁那么老，他认为文是1921或1922年出生。李辉举出的证据之一，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上世纪50年代初的一本花名册，文的出生时间在此填为“1922年”。另一证据来自中国国家话剧院的记录，文在其上填写的出生时间是：1921年1月15日。李辉认为，文怀沙在1963年12月被判劳教时，年龄记录为“43岁”，推算文的出生时间在1921年初。李辉认为，文怀沙之所以改自己的年龄，是为了给自己加上光环。这样一来，文怀沙就可以说通很多事情，不然的话，章太炎弟子一说无法成立，其他各种曾经的头衔也都说不通。
不过，学者陈明远对已掌握的史料进行查核后，对文怀沙的真实生年，倾向于是1910年。陈明远近20年来一直从事“20世纪文化人生活”的研讨项目，极为重视史料的调查搜集考证核实，在电脑里积累了几百人的“文档”。其中包括文怀沙。“新中国成立初期，填表格年龄一栏的审查并不严格。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尊重文怀沙自己的说法。”陈明远说。陈明远与著名诗人卞之琳熟悉。卞之琳曾多次对陈明远说过，文怀沙与他同年。文怀沙的前妻青林与文怀沙离异后，在50年代嫁给的正是卞之琳。
陈明远也曾听说钱锺书与文怀沙同年，钱锺书出生于1910年。著名剧作家吴祖光曾对陈明远说过：文怀沙比他大好几岁，他曾以“大表兄”称之。吴还说，文怀沙在单位里虚报岁数。“吴祖光生于1917年，文怀沙的出生要比1917年早一些，不可能是1921年。”在1957年的“反右”中，由于文怀沙在大会上发言揭发、批斗吴祖光，吴祖光等人后来与文怀沙断绝了交往。“吴祖光夫妇对于文怀沙极其反感，如果认为文怀沙作假，会予以痛骂或指斥、嘲讽。”陈明远说。文怀沙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工作时，填写自己出生于“1920年”。文怀沙的儿子文斯解释：“家父当时为了和家母在年纪上更为般配一些，未曾细想，就把自己的出生年月由1910年改为1920年填了表。解放后，家父在北京报户口，自然而然就成了1920年出生了。”在陈明远看来，文怀沙真实年龄最有力的证据，是其幼年在杭州的总角之交、女诗人林北丽。“2006年9月，生于1916年的林北丽病重，自知不久人世，让文怀沙作挽诗，其中称文怀沙96岁，林北丽91岁。这是没法造假的。”陈明远说，突出“真实年龄”起不到太大作用。“人所共知，齐白石先生也曾虚报过年龄，自称百岁老人实际上是九十多岁，这严格说来固然不妥，但比较而言，不算是大节问题。”陈明远认为，他这么说，决不是对文怀沙的“国学大师”头衔做辩护。“早年的人，为了找工作或者为了找女人结婚，把自己年龄说小、隐瞒自己的年龄，是常见的。现在和一个比自己小20岁的女人结婚是司空见惯的，但当时不可以。所以如果他隐瞒自己的年龄，我觉得情有可原，这基本上不是事儿。他和我父亲（艾青）同龄，现在是90多岁，我看这是没什么问题的。”自小就和文怀沙有着交往的著名诗人艾青的儿子艾丹说。
<strong>对于文怀沙是“流氓”，还是“勇士”？文怀沙因何入狱？有人这么辩解：
李辉写道，文怀沙早在“文革”爆发前的1963年年底，就已经被判处劳教。其罪名不是“政治问题”，而是“诈骗、流氓罪”。李辉指出其罪详情为：自上世纪50年代起冒充文化部顾问，称与周恩来、陈毅很熟，与毛主席谈过话，以此猥亵、奸污妇女十余人。先是判处劳教一年，1964年5月正式拘留，后长期在天津茶淀农场劳教，直至1980年4月解除劳教。
一位与文怀沙有交往的人士对回忆，文怀沙当初进监狱，“是因为坏分子的原因”。“为什么是坏分子呢，他（文怀沙）中医非常好，他给一位官员的太太看病，后来就有男女关系了，这样获的罪。但他不是强奸十几个妇女，当时要是强奸十几个妇女，肯定枪毙了。”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陈开民曾在1995年发表过一篇《文怀沙坐大牢》的文章，这是较早在国内媒体介绍文怀沙其人的文章。他在文章里提到文怀沙自己告诉他的有关坐牢的事情：
坐牢是在“文革”之中的山西临汾监狱。罪名纯系“莫须有”，同狱犯人还有聂绀弩等人。有一天，狱警传文怀沙，说北京来了一位中央首长派来的人物要找他谈话。见面一看是一位过去的朋友马先生。旗手江青叫他来临汾监狱找文怀沙，传达她的上谕。上谕说，文怀沙可以从狱中出来，为“革命”立新功，跟着女皇江青“干革命”，生活待遇当然优厚。只是有个简单的条件，要亲自写一份认罪和效忠的文书。
几天过去了，文怀沙一个字也没有写。马先生只好拨马回程。临行之时，出于朋友之谊，文怀沙写了一首《七绝》赠给马先生：沙翁敬谢李龟年，无尾乞摇女主前。九死甘心了江壑，不随鸡犬上青天！……马先生回京汇报江青，并出示文怀沙赠他的《七绝》。江青看了一眼便丢在一旁。在场的姚文元捡起来仔细观看，看罢作义愤填膺状，说该诗反动透顶，用了藏锋手法，从倒数第二字贯读下来，即为：龟主江青！江青是龟主，下边的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身份自明！这一骂，犯下了弥天大罪。临汾监狱很快接到中央红头行文，加判“现行反革命分子”文怀沙死刑，缓期执行。
陈开民文中所说的马先生是剧作家马少波。“文先生说，马少波接到江青给他的指令去山西的监狱找他，让他写一个悔过书，参加写作班，不是有的人所说的‘梁效’。当时在山西的监狱里，集中了一干文化人，包括聂绀弩、包于轨等人。”在陈开民看来，如果要证实文怀沙是否反江青，关键的证人就是马少波与他的家人。
一位与文怀沙有交往的人对记者说，文怀沙的那些风流事情其实大家都知道，他对道家的房中术很有研究。很多人都知道文怀沙对漂亮女性有着非常外露的热爱。他曾对电话约访的女记者说，你若漂亮，采访时间不限，若不漂亮，二十分钟。一位知情者提到，文怀沙给他看过很厚的一封信，是一个60多岁的女士写给文怀沙的，说她在十七八岁时就特别想和他好。“他很有魅力，很多女的都是主动喜欢她。”“至于那种风流，那算什么。过去，赶上严打，跟3个女人好了，就是流氓罪。其实现在的人比过去不知道风流多少倍。人人心里有账本，只是不说而已。什么‘奸污罪’，我都说不出口。整人的时候，这个特要命，特别是过去的年代。今天还拿出来说事，是不是太拙劣了。”艾丹说。“60年代的事情就很难说清楚了，偷个萝卜还关3年呢。”和文怀沙有交往的作家张贤亮对记者说。
<strong>对于自己的风流，文怀沙并不否认，但他觉得自己是个重感情的人。陈开民回忆，有一次他去文怀沙家。文怀沙开门之后很惊讶，说，你怎么来了，这是我一个人在家坐着谁都不见的一天。他还是让陈开民进去了。他解释了原因：以前他在上海认识了一个女孩子，和他非常好，两人要结婚，女孩家里很有钱，爹妈不同意，而且误解自己的女儿，后来女孩就自杀了。每年的这一天，他就一个人呆着谁都不见。一位文怀沙的朋友向记者提到，文怀沙1980年出狱以后，曾暂住在当时的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江丰家里。“江丰是老革命，延安出来的，当年曾关在龙华监狱里，艾青、殷夫也关在那。他是极正派、嫉恶如仇的一个人，如果文怀沙不是东西的话，他不会让文怀沙在他家又住又吃。”
<strong>谁才是大师？文怀沙是不是大师？
这些年，文怀沙在各种场合抛头露面的次数多了起来，出现时，每每头顶“大师”、“泰斗”、“第一人”等光环。电影《姨妈的后现代生活》里周润发扮演的“潘知常”，是一位结过几次婚的楚辞研究者。一些人从这看到了文怀沙的影子。
李辉指出，文怀沙或自诩、或被人封为“国学大师”、“新中国屈原学开创者”、“楚辞泰斗”，但“寻遍图书馆和网上旧书店，难见一本他的学术专著，故只好放弃研究他的学问的念头”。
文怀沙最近接受一次访问时，说他从来没说过自己是“国学大师”。陈开民1958年至1963年间在中央美术学院学习。当时文怀沙作为客座老师给中央美院的学生讲楚辞，陈开民听过他的课。“他讲得非常好。”艾丹回忆：“我认识文怀沙很早。早年他来我们家，和我父亲（艾青）一起开玩笑，海阔天空，旁征博引，十分精彩，声音又大。他讲楚辞，讲李白，讲书法，毛主席写诗词平仄都出问题呢，他却能把楚辞唱出来。没有对古诗词的领悟，谁能唱下来呢？”
而对于文怀沙，评论历来冰火两重。
<strong>【反面评论】
葛剑雄（复旦大学教授）：“文怀沙先生是否“国学大师”，其实根本不成问题，因为国学界或学术界从来没有将文氏当成什么“大师”，连同人也没有被承认过。”
<strong>钱理群（北京大学教授）：“恕我孤陋寡闻，我在北大图书馆没见过这本书（即文怀沙所著的《鲁迅旧诗新诠》）……前几代鲁迅研究专家中好像没有这个人的名字吧？”
钱理群
郭建勋（湖南大学教授）：“文怀沙没有什么学术论文，所以在研究领域可以说没什么地位。”
桑兵（中山大学教授）：“在民国以来的学术脉络里，根本没有文怀沙的一席之地。”
徐晋如（中山大学博士）：“文怀沙的‘正清和’是胡说八道。”
陈四益（作家，曾任新华社《瞭望》周刊副总编辑） ：“他在楚辞界根本就没有什么地位，他没有写过什么学术性、研究性、考据性的东西，他就是把楚辞翻译成现代汉语。他那个翻译得也不是很好。媒体把他称做什么“楚辞第一人”，其实是当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分配任务，他分配到《屈原集》，那个就搞砸了。他没有什么学术著作可以拿出来，他的那个《四部文明》也不算什么学术著作。”
黄灵庚 （中国屈原学会的副会长、浙江师范大学教授）：“文怀沙每到一处讲“国学”，总是那么几句套话，没有新的东西，学术界的学者都会知道他有多少水平。”
<strong>【正面评论】
钱钟书（著名学者）：“文子振奇越世。”
钱钟书
胡耀邦：“骚体开新面，久仰先生名。”
<strong>张贤亮（著名作家）：“文怀沙是不是国学大师，我不好说，但他的学问至少比我大得多。”
许嘉璐（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文怀沙的国学大师称号不是自己封的，但如果要说没多少作品就不能叫大师我不这么认为，那要看学问有多大……文老是我的老师，他永远是我的老师。”
范曾（南开大学教授）：“少时厕身门墙，匆匆四十余载。范生何幸，有斯师。文老何幸，有斯徒。”
王学仲（著名书法家）：“遍观当今书家，余独爱燕叟（文怀沙）之古朴拙重。”
谢云（著名书画家）：“文老为学界耆宿，书法以古隶见长……文老谙熟诗词格律之韵，亦通音律，或低沉幽咽、或婉转高昂，阳刚阴柔，其吟诵声韵之妙，入之三昧。”
赵缺（新国风倡导人）：“他的这一系列举措（指复兴汉服与编纂《四部文明》），让我不得不奉之为汉文化复兴运动的精神领袖！”
钱明锵（著名诗人、辞赋家）：“文怀沙，神人也。神人者，神奇非凡之人也。这主要是说他的姿容、行止、技艺等均非常人所能及的意思。”
古朴（学者）：“这位姓文，而且一生舞文、创造了无数文坛传奇、执诗辞书法文史牛耳的百岁文豪，无愧文氏，而作为以怀沙为名行走世间者，却眼中不容一粒'沙'，以'正清和'三字短文，打通儒释道三家者，演绎了东方哲学的真谛。”
文怀沙20世纪40年代就在文化界有一定名望，关于文怀沙的学术水平却始终存在一定争议。现摘录正反两面评论如下：
而至于文怀沙是不是“国学大师”“楚辞泰斗”。有人也指出，文怀沙最主要的学术成就似乎是1950年代整理出版的《屈原集》以及随后陆续出版的《九歌今释》等。
而早年一起和文怀沙共事的舒芜先生早就撰文指出，“包括《屈原集》整理者文先生在内的顾、汪、张、文、李、舒、黄几位整理者，都不是作为专家被聘请来，而是作为本社编辑人员被交派下编辑任务。从时间顺序来说，他们每一个都可以说是新中国整理某书的第一人，但这个‘第一’完全不包含价值意义，不是开辟者、创始者、奠基者的意思。”他还说，“这几本书陆续出版，除四部长篇小说外，其实都只是薄薄一本，注释完全是简单通俗式的，那时讲究普及，谈不上什么学术性。”文怀沙后注《屈原集》，但受到过其他专家的批评，“文先生一出手就这样砸了锅，随即调离人民文学出版社。”舒芜说。
他的另一部著作《九歌今释》当年就受到各方批评。据李辉介绍，李一氓说文怀沙的译文“非常不连贯，仅是有一句译一句，前后句无照应，甚至一句中的兮字上下脱节。有些地方译者更是没有深刻地了解原文”。而黎汝清对文怀沙的《今译》批评：“还必须指出的是，有的文法也欠通……”一九四二年 ～ 一九五一年 发表《南北逆：谈兽氛下的平津与宁沪》署名司空无忌。—— 东南半月刊 1942（创刊号）
<strong>那么，怎样的人才是“国学大师”呢？
陈寅恪
陈明远认为，按照中国学术的定义，凡国学大师，必在义理、考据、辞章三方面均有建树。“我们试问，文怀沙为儒道释哪一种学问做出过贡献？有没有基本的文字训诂功力？他自己的诗文又写得如何？这些都是骗不了人的。”陈开民强调，如果文怀沙反江青的诗是真实，光凭这一点，文怀沙就是“大师”。
在陈开民看来，文怀沙是特平平常常的一个人。早上骑车出去买菜，做啥都吃，也不挑什么，会养生，下午一定要睡一觉。平常没看他怎么发愁，都是说点笑话，调侃，嘻嘻哈哈，也没看他处心积虑怎么样。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说，文家人甚至包括他们家小保姆在内，都将文怀沙保护得好好的，“都指望着老爷子的名声，能给他们带来更多钱财。”在艾丹看来，文怀沙确实是讲的多，文字少。“他有大智慧，比严谨的文化人要精彩。他是一个可爱的老头。”一个老人，活在一群人的吹捧里，艾丹觉得没什么不好。“他是晕了，出现的场合太杂，结交的人太杂，加上张扬，招了风。关键不在于真才实学的多少。”
在陈明远看来，钱锺书一门心思做学问，因此桀骜不驯，蔑视权贵，比较理想主义，对于世俗多半持批判态度；而文怀沙尽管是学问上的杂家，但是并不专精，且攀附权贵，他巴不得世俗生活能够出现“腥臊并御”、“阴阳易位”的局面，以便自己浑水摸鱼。学者陈明远查到的一些资料表明，钱锺书及其夫人杨绛二人一度引文怀沙为知己。1963年2月27日杨绛写给文怀沙的信有一句：“锺书每日必念你至少三遍，爱而‘打彭’之……”。（陈注：“打彭”音 dangbang 即吴语“开玩笑”的意思。）钱锺书曾经赠给文怀沙一首诗，诗中有“非陌非阡非道路，亦狂亦侠亦温文”一联。陈明远说，钱锺书与文怀沙交往的共同起点：喜欢骂社会、讥讽人物，尽管两人的动机和出发点不尽相同。然而，两个人间能够建立起朋友关系，一定还有更多的生活细节上的联系。“一般男人在一起，往往谈到女色，为什么？它可以在人性的层面上，填平高雅与低俗的鸿沟。”
钱文二人的交情，在1980年代终结。“钱锺书是一整瓶醇厚甘冽的老酒，而文怀沙却是半瓶荤腥的水醋。文先生肚子里的货色倒空之后，钱锺书也就不肯再同他交往下去了。”据陈明远考证，在钱文两人关系疏远后，曾对钱锺书极尽赞美的文怀沙当众指出：“我所说读破万卷书，但并无见识的文化人，是指钱锺书。”
梁漱溟
<strong>然而，大师究竟是怎么炼成的？
一位作者在自己作品集的自我介绍里印着：国学大师文怀沙先生誉为“五百年来一奇才”。当然，这样的人很多。比如一个小说作者，公然声称自己的作品是受杨绛先生赞扬的。许多人都乐意提到自己被“国学大师”所看重，尽管文怀沙未必乐意把自己称为“国学大师”。据1990年代曾以硬笔书法知名的庞中华回忆，当年他是一个地质队里的无名小辈，文怀沙对他写的字，还是有所提携的。陈明远分析，现在是商品社会，文化是值钱的，这就无怪乎文怀沙之流要被利用了。“他的大笔一挥可都是白花花的银子，炒出来的花生香喷喷，傍上的女人臊气足。什么‘国学大师’？还不是炒做，被一些小人捧来赚钱当枪使。”
<strong>在陈明远眼中，中国民间社会或娱乐界需要文怀沙这样的人。他的形象就是美髯公形象，也是典型的传统国学家的标志形象，缺了这么一个老顽童，还真有点遗憾。“他往自己身上添些花草，弄点历史掌故，待他百年后再揭晓也不迟。这年头，谁不在妆扮？看他是无害还是有害的罢了。说得更彻底一些，他正是你们媒体哄抬出来的，抬着抬着，成了‘国学大师’。”
胡适
一位曾在1990年代前期较早地报道过文怀沙的记者向本刊表示，自己当年虽然知道文怀沙大致是怎样的一个人，但还是不成熟地用了“大师”一词。“媒体人将文老抬着，总有人看不惯，就来一扫堂腿，吹喇叭、抬轿子的就突然改变身份，变成剥内衣、扒裤子的了。所有的看客这时共同得到了一种莫名的快感，一种胜利感，一种揭秘感。原来一个‘国学大师’就是这样的底子！这倒有些苛刻了。”陈明远说。
艾丹因此猜测，文肯定是得罪什么人了。“一些庸才，混得比文好的人，多了去了。光景德镇，就有十几位大师呢！”陈明远深入分析，实际上有些奸诈狡猾的书商是把文怀沙当作了“提线木偶”，利用他赚大钱。也像马戏班主把他当骑在羊背上转圈的猴儿，利用猴儿的虚荣心衣冠作秀，而耍猴的主子在幕后售书发财、渔翁得利，他还暗自得意呢！“过去出版界有过明令，禁止高码洋的书。这里面有很大的猫腻，就是本来只能定200元的书，定价2000元一套，然后一折、二折卖给商人或官员，中间有很大的回扣，双方得益。”曾经做过出版人的诗人叶匡政说。
徐晋如博士认为，<strong>文怀沙的“国学大师”头衔来自“文化江湖”的需要。“‘文化江湖’这个领域与精英文化无关，与大众文化无关。这个江湖由一些附庸风雅的官员和暴发户、地方上的文化团体、各地想靠文字绘画出名发财的不第秀才，以及借机造势的商人组成。他们没谁知道文怀沙的过去，没谁了解文肚子里究竟有没有墨水，他们没有评判的能力。正是在这个‘文化江湖’中，文怀沙如鱼得水。业内把文怀沙编的《四部文明》归类作‘大书’，‘大书’就是腐败书。”
“他挣那点钱，那算什么钱？电视剧不也挣钱吗？这点事算什么事？再说，编书也还是造福呢。”艾丹说。
一位美术界人士说：现在的字画成了给官员送礼的好东西，所以很多搞美术的往政界攀爬，受政界人士喜欢，自己的东西才能卖个好价钱。现在政府也命名很多大师，工艺美术大师什么的。有的人狗屁都不是。真的大师，要由后人评。梵高是大师，但他生前只卖出一张画。
“全中国画画的人都来北京，几十万，都想着怎么办展览，然后怎么请个官来剪彩，出个画册，开头都是领导的照片，狐假虎威啊。”
“他讲得多，写得少，又缺乏记录。在口头传播的时代，让人记住是没问题的。但在传媒时代出名，公众形象就被扭曲、变形了。这对于他的晚年，也许是一件不好的事。”艾丹惋惜地说。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文怀沙这样解释自己为什么住宾馆，很多“大师”也好像住宾馆，匆匆而来，匆匆而去。
<strong>大师与否，此时的探讨便是累赘无疑了。或许此时、当下，与其雄辞振振地争议，倒不妨冷下来，让自己细数铭记张贤亮的那句话：“文怀沙是不是国学大师，我不好说，但他的学问至少比我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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