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倆——萬里長夢，讓我再送你一程
1932年的春天，在清華古月堂門口，站著一男一女，男的穿著粗布褂子，帶著老式的眼鏡，眉目秀氣，卻看起來十分呆板而老氣，女的面容嬌好，氣質優雅，眼神裡帶有兩分羞怯，三分欣喜。這就是錢鍾書與楊絳的初次相遇。
這場相遇為錢鍾書與楊絳帶來了愛情，也為我們留下了一段佳話。而之所以能夠如此，說到底還是源於，他們真的是非常般配的一對。
錢鍾書與楊絳都出生於知識分子家庭，錢鍾書的父親錢基博是中國近代著名國學大師，也曾在上海光華大學擔任中文系主任；而楊絳的父親楊蔭杭學養深厚，是當時江浙聞名的大律師，也做過浙江省高等審判廳廳長。然而他們雖然家室般配，但要想喜結連理，還不得不過錢鍾書父親的這一關。
錢鍾書的父親在兒女婚姻問題上略顯“頑固”，喜歡包辦，所有錢家的女婿、媳婦都需要經過他的篩選和同意。而楊絳性格溫婉，識大體，在婚姻大事上又十分重視父母之命，所以當聽聞錢鍾書的老父親對於兒女婚姻的態度時，十分害怕，擔心自己過不了錢老父親那一關。所以她偷偷給錢鍾書寫了一封信，卻不曾想被錢老父親偷看了，並因此而成就了這樁婚事。
她在信中寫道“現在吾兩人快樂無用，須吾兩家父母兄弟皆大歡喜，吾兩人之快樂，乃徹始徹終不受障礙。”正是她這種識大體又孝順的個性，深得錢老父親的歡心。
錢鍾書與楊絳
雖然在一般人看來，錢鍾書的名氣要大於楊絳，但其實婚後的楊絳所擁有的成就和付出的努力，與錢鍾書可謂是勢均力敵，甚至要更大於他。
錢鍾書是一個生活上的“呆子”，衣食住行全靠楊絳。在《我們仨》中，楊絳時常用錢鍾書自嘲的“拙手笨腳”這四個字來形容他，字字可見對其的深情。
楊絳與錢鍾書在婚後一同到牛津求學，開始時，二人一直寄住在老金家，但久了就覺得伙食和住宿都不盡如人意，楊絳就盤算著搬出去。錢鍾書一直覺得，找到一個適宜的地方難度很大，不如在老金家將就著，但楊絳心疼他吃不好睡不好，於是自告奮勇，挑起了這個擔子。在經過多方打聽之後，楊絳鎖定了一個滿意的去處，錢鍾書得知這一住處的種種條件，也甚為歡喜，對楊絳讚不絕口。此後，二人正式開啟了一段甜美的小日子。用楊絳的話來說，“那段時候我們很快活，好像自己打出了一個天地。”
也就是在這段時間，為了照顧那個“拙手笨腳”的錢鍾書，楊絳完成了一次從大家閨秀到“一家之主”的蛻變，衣食住行全靠她一個人來操辦，她學會了做一手好菜，生火炊煙，更學會了修理各種東西。他成為了錢鍾書堅實的“後盾”，她說，“他對我說的‘不要緊’深信不疑”。
在學問成就方面，楊絳也絲毫不亞於錢鍾書，甚至說楊絳成名要早於錢鍾書。1942年，楊絳編寫的劇本《稱心如意》順利出演，大獲好評，她也因此一夜成名。隨後她又編寫了一系列的劇本，並擔任《堂吉訶德》等重要外國文學的翻譯工作。而在楊絳的事業已經大放異彩的時候，錢鍾書還沒有什麼知名的成就。
很多人知道錢鍾書，就是因為《圍城》這部作品，但這部作品之所以能夠順利完成，很大一部分要歸功於楊絳。可以說如果沒有楊絳，就不會有錢鍾書的《圍城》。還記得《圍城》中那段被口口相傳的經典段落，其實是出自楊絳之手。“圍在城裡的人想逃出來，城外的人想衝進去，對婚姻也罷，職業也罷，人生的願望大抵如此。”就是這樣一個才女兼賢妻，讓錢鍾書忍不住誇讚，稱他是自己的愛人、友人、更是情人。
錢鍾書寫《圍城》一書時，正逢珍珠港事變，二人淪陷在了上海，錢鍾書又碰巧丟了工作。所以家事也好，生計也罷，全都落到了楊絳身上。她學炊煙，自己生火，錢鍾書的堂弟後來回憶她說，“生煤球子很辛苦，動不動就搞得屋裡都是煙，嗆得直流眼淚。我母親看著她心疼，一點點教她怎麼弄。”為了支持錢鍾書，讓他能夠全身心投入《圍城》的寫作，楊絳辭退傭人，保持家務，翻牆爬窗，無所不做，而這些苦與累，她在《我們仨》中從未說過。
她只說“我們度過了一段最艱苦的日子，我在小學代課，我寫劇本，都是為了柴和米。”如此輕描淡寫，道盡了全部的苦難，剩下的，便都是無悔的付出與滿滿的幸福。
一九九八年，錢鍾書去世，楊絳說，“鍾書逃了，我也想逃。可是我不能逃，我還要留在這人世間打掃現場”。
至此，一段愛情結束了，可這個家庭，卻依舊保留在楊絳心裡，也保留在我們心裡。
我們仨——卻不止三個人
楊絳在回憶三個人的生活時說道，“我們仨是最平凡不過的”。她只說對了一半，現實卻不盡如此，她說對在，誰人都有家庭，都有夫妻二人加上子女；又不對在，誰人也沒能把三個人的日子，過得如此般有滋味。
三個人的關係很奇妙，在楊絳的三姐看來，錢瑗最大，錢鍾書最小，錢瑗會照顧楊絳、陪著楊絳、管著楊絳，像她的姐姐、妹妹、又像媽媽。在錢瑗看來，她和錢鍾書都是楊絳的頑童，她是哥哥，錢鍾書是弟弟。在楊絳看來，錢鍾書又是她和錢瑗的老師，時常幫助他們解決問題。正如楊絳在書中所寫道的，“我們仨，卻不止三個人。每個人搖身一變，可變成好幾個人。”
他們三個人時常做一些“小遊戲”，錢瑗把它稱作是“爸爸做的壞事”。而錢瑗所指的“做壞事”就是錢鍾書經常在她的房間裡寫打油詩。百歲的楊絳在採訪中回憶道，“有一天我聽見圓圓叫我，說爸爸又在做壞事，我到屋裡一看，桌上擺著一首打油詩‘大牛洗澡，盆淺水少，沒有辦法，撒泡大尿’最後署名，楊絳。”楊絳笑了，在聊起這些的時候，彷彿那還是昨天發生的事。平和的面容上，綻開了歡喜的笑。
楊絳一家三口
錢瑗是個很懂事的孩子，在楊絳筆下，她總是聰慧過人，體貼溫柔，卻也楚楚可憐。錢瑗從小身子就弱，時常生病，讀書讀得斷斷續續。據楊絳回憶，在一九三九年的時候，錢瑗剛好了疹子，又得了痢疾，身體極為虛弱，所以很多東西都不能吃，往往是大家吃著，她只能在一邊看著，然後乖乖的自己玩。
有一次楊絳的學生給她送了白沙枇杷，入口消融，鮮嫩多汁，無論是看著還是聽著，都讓人覺得十分美味。那會圓圓從來沒吃過，但楊絳不敢讓她吃，只得安排她在一邊玩。過了一會楊絳發現圓圓過來扯了扯她的衣角，眼邊還掛著一滴小眼淚。
這樣的形容詞在楊絳筆下多次出現，在楊絳忙於工作而沒有空閒陪她的時候，她會可憐巴巴站在一邊，掛著一滴小眼淚；在她入了學被評為共青團員的時候，她害怕從此和家人分派而疏遠，也掛著一滴小眼淚。我想，也許在她臨死前，看著父母白髮人送黑髮人的時候，也一定是這樣，直覺得心裡抱歉。
楊絳說，“在病床上，圓圓請求我把‘我們仨’這個題目讓給她。”她也許只是想多留一些回憶給父母，亦或是像母親一樣，再回味一下這個幸福的家庭。可她，終究只完成了前六篇而已。
一九九七年，錢瑗因脊椎癌去世，先於錢鍾書一年。楊絳說“圓圓，阿圓，你走好，帶著爸爸媽媽的祝福回去。”她說她心上被戳起一隻只血泡，像一隻只飽含熱淚的眼睛。一齊流下淚來。
我一個——在這人世間，我一個替我們仨活
楊絳所說的“打掃現場”就是為錢鍾書整理他生前的全部手稿。
整理錢鍾書的手稿，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因為錢鍾書在死前並沒有對其進行安排。“我都不知道他的手稿放在了哪，他沒有吩咐我呀，他的手稿有意大利文我不懂的，有德文我不懂的，有拉丁文我不懂的。”但就是這樣龐大的工作量，楊絳卻始終沒有放棄，十年如一日的筆耕不輟，去代夫完成“遺志”。
2011年10月，由楊絳整理的錢鍾書手稿《錢鍾書手稿集》終於問世，從八十七歲到一百歲，這項工作，楊絳整整做了十三年。而支撐這個百歲老人完成這項巨大工程的動力，我想，只能是愛。
楊絳對於錢鍾書的愛一直沒有喪失。而她也沒有過再嫁的念頭。在錢鍾書死後，費孝通來到楊絳家裡看望她，他們聊起天來異常投機，自從錢鍾書過世，楊絳從未有機會與任何人如此暢快地聊過。但聊天進行到一半的時候，楊絳突然覺得自己可能“失態”了，她趕走了來客，並且對他說“樓梯不好走，你以後別再知難而上了。”而費孝通也對此心領神會，沒再來打擾過楊絳的生活。
晚年時的楊絳
錢鍾書去世後，楊絳先生於2003年出版了《我們仨》這本書，字字可見她對於錢鍾書，對於錢瑗，乃至對於這個家庭的真情。
她在書中寫道，“鍾書大概是記著我的埋怨，叫我做了一個長達萬里的夢。”在這場夢裡，她得以送他，一程又一程。
她夢見鍾書在海上，躺在小船裡，他生了病，日漸虛弱。他被困在了裡面，而她只能每天從客棧出發去見他，去陪他，她不被允許問任何問題，只是每天來，躺在他的床邊，靜靜地陪著，看著他離她一天甚於一天般遙遠。直到他以及他的東西，全部被人帶走。
在這場夢裡，楊絳總是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好。她懊悔沒能盡到妻子和母親的責任，幫鍾書和圓圓多做一頓飯；她常常責怪自己是個廢人，需要靠鍾書與圓圓的照顧。她總是在書裡說，“我是這個家裡，頂沒用的人。”
解放後的一段時間，錢鍾書在清華工作，需要住進城裡，臨行前他囑咐十幾歲的圓圓，讓她照顧好媽媽。有天晚上，她預約了音樂會，但碰巧圓圓發了低燒，不能陪她去，而她怕黑，終究沒能去成。
她把這些都寫進了書裡，帶著三分抱歉與七分想念，當這世間只剩下她一個人的時候，以此來重溫這個家庭的一生，重溫那些幸福的回憶。但她終究再也無法找到他們，就像她在《我們仨》中所說，“人世間不會有小說或者童話故事那樣的結局，‘從此，他們永遠快快活活地在一起’”。
但所幸的是，她依然堅韌地活著，依然讀書寫作，做著生前“我們仨”最愛做的事情。她說只要讀書，我就覺得他們還在。
她一個人，替他們仨活。
2015年，楊絳先生去世，享年105歲，至此，一家三口終於得以團圓，而她也用她畢生的經歷和情感，為我們詮釋了“我們仨”，這個世界上最美麗的詞彙。而我們也永遠不會忘記，有一個人，她用她畢生的經歷，教會了我們如何去愛，如何去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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