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代的比尔·康宁汉正在溜冰。图片来源：The Bill Cunningham Foundation LLC
本文改编自比尔·康宁汉回忆录《Fashion Climbing》的序言，该书在2018年9月面世。本文作者Hilton Als是《纽约客》的剧评家。
我爱他，即使我不知道该如何爱他。他身兼数重身份：为《纽约时报》栏目“On the Street”和“Evening Hours”供图的传奇时尚摄影师、作家、曾经的女帽设计师、全能型时尚天才。如果你把爱视为一种带有目的性的互换行为且有幸与比尔·康宁汉（Bill Cunningham）相识相知，那么你能做的，大概只有把自我奉献给他。我所说的自我并非是我们在最亲密的人前展现的自我，也不是因某人的存在而变得充满生机的肉体与灵魂。不，与比尔·康宁汉间的“互换行为”基于别的东西，它在另一种意义上非常深刻。我想，它与比尔·康宁汉给予你的内在启发有关。你在街上或是一座金碧辉煌的大厅里碰到他时，你会想要给予他一些东西：比如，你作为一个社会人所具有的某种信念和骄傲——这也与那种“互换行为”行为有关。比如，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美国著名剧作家）的剧本《春浓满楼情痴狂》（Sweet Bird of Youth）中有一位化名为Kosmonopolis公主（Princess Kosmonopolis）的角色，这个角色是一名渴望逃离现实生活的过气明星，她就有一副“用来面对全世界的面孔”。和这个角色一样，比尔·康宁汉对各种表象有着深刻的见解；和这个角色不一样的是，他总能捕捉到时装那难以把握的风格，且乐此不疲。
图片来源：The Bill Cunningham Foundation LLC
比尔·康宁汉寻找的是不同寻常的外表，当他注意到他未曾见过的事物时，他会兴致盎然。你或许会想要打扮得明媚动人、趣味横生以满足他的趣味，也或许不合他的胃口，没法让他端着相机咔嚓咔嚓按下快门，展现迷人的露齿之笑。但事实上，没什么比看着比尔·康宁汉心跳加速这件事更令人感到愉快了。当他看到一位惊艳的女士靠近他时，他会感到心满意足——你甚至可以看到他那件法式蓝色工作服下砰砰跳动的心脏（比尔·康宁汉在外拍摄时常常穿着一套蓝色的“工作服”，他的这一形象深入人心）。他对埋藏在你体内的可能性感到愉悦——这只是他带给这世界的美好事物之一。你会想要整衣敛容，把凌乱的自己捯饬一番，放大自己身上的亮点——正是那些琐碎和亮点构成了“你”。当你在第五大道和第57街交叉路口的古德曼百货公司附近，也就是比尔·康宁汉时常出没的地方见到他弯下他那纤瘦的身躯时——他多半正在抓拍某人的脚后跟或是跟拍某位女士的裙裾——你的机会来了，这正是你向他示爱的最佳时机，因为他正是为了发现人们的千姿百态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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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热情是他的标志。他的回忆录《Fashion Climbing》在他逝世后面世，这本书记录了他成为摄影师前在时尚行业的工作经历，字里行间都洋溢着热情。他一生中只出版过一本书——1978年的《Facades》，该书的主角是他的老友、人像摄影师迪塔·谢尔曼（Editta Sherman）。在这本书中，迪塔·谢尔曼穿上了比尔多年来收集的各种老式戏服。但比尔对此书并不满意——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永远都在向前看，一本书如何能满足他永不停歇的前进欲望？从很多方面来说，《Fashion Climbing》是他最不寻常的项目之一。当然它也少不了向前看：在这本回忆录的结尾，他用自己的故事指明了时尚行业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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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格外活泼的人，比尔·康宁汉似乎从不会感到孤独——毕竟，他有自己作伴。他生于一个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裔中产家庭，他童年时的家位于马塞诸塞州，离波士顿很近。他出生时，美国正经历大萧条。他在童年时代就热爱时尚，他对时尚的兴趣远胜于那些缺乏想象力的东西，比如来自社会的认可。在《Fashion Climbing》的开头，他这样写道：
“有一天，我穿着我姐妹最漂亮的一件裙子在我那充满中产阶级与天主教气息的家中招摇过市，被我妈抓了个正着——那是我对时尚的初印象。当时的我只有4岁。女性的服装对我的想象力有着极大的刺激作用。那是1933年的夏天，那天我紧紧背靠饭厅的墙站着，眼泪扑簌簌地打在我穿的那件粉色蝉翼纱齐膝连衣裙上。我的母亲把我痛打了一顿，并狠狠地警告无拘无束的我不要再穿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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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像是一则同性恋者说出来的故事：一个人因为展示出想要做自己的欲望而受到攻击。比尔·康宁汉还说道：“我亲爱的父母穷尽了他们那些波士顿式的点子，他们认为治疗我的最好办法便是让我远离一切艺术与时尚生活。”在说出这样一段话时，他似乎并无任何怨恨的情绪。但是，这样的做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尽管很痛苦，但他还是会做自己。在青年时代，他在波士顿的一家高端百货公司里找到了工作，一切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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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开波士顿后，他来到了纽约。他在纽约与几位亲戚一同居住了一段时间，这几位亲戚也对他深感失望。他在邦威特·特勒百货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与此同时，他设计出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批帽子。他对未来的憧憬乐观得惊人。1950年，21岁的他被征入伍。他写道，“起初，想到要放弃多年来辛苦努力的成果，我的心都碎了，但我从未因为负面情绪而消沉。我一直相信，任何情况下都会有好事发生。”尽管受到了命运的残酷对待，他仍然没有放弃爱。这一切好比一出戏——“《后邦威特·特勒百货时代的比尔·康宁汉》”，此时的他在给一幢联排别墅当门房，以换取一个空房间，让他能展示自己设计的帽子。那里的居民个个都仿佛是从杜鲁门·卡波特的《蒂凡尼的早餐》中走出来的一般。尽管后来出了不少事，但他扛下来了，而他那宽厚待人却严以律己的品格强烈地拨动着我们的心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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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状况不好的日子里，他每天只冲一两勺阿华田度日，其余全靠精神食粮——时尚与美。闪闪发亮的商店橱窗里绝不缺乏这两样东西，铺天盖地的广告反倒埋没了它们。我觉得拿比尔·康宁汉与天主教艺术收藏家John de Menil和Dominique de Menil夫妇二人作比也毫不过分——后者认为，他们对美学作出的贡献和对艺术家的支持行为是一种精神上的修炼，他们的这种关怀是一种充满爱的戒律：你可以通过支持相关创作人士和其作品的方式来爱上帝。在2010年的纪录片《Bill Cunningham New York》中，比尔·康宁汉被问及了他的天主教信仰，这一幕尤其让人无法接受。唯独这一次，他在镜头前背过身去，他的身子蜷缩了起来。看到这一幕时，我也不禁扭过头去。还有另外一幕——1993年，比尔·康宁汉获得了美国时装设计师协会（CFDA）以尤珍尼亚·舍帕德（Eugenia Sheppard，美国时尚作家）名义颁发的媒体大奖，他骑着自行车前来领奖。在看到这一幕时，我不禁又一次背过头去——在时尚的世界里，这份美好太过不真实了。那份温柔能将你杀死，如果他不够坚毅的话，也会害死他。要能不带任何情感地看透时尚变动的价值，以及时尚塑造、重塑精神的能力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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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Fashion Climbing》的尾声，比尔·康宁汉多多少少指出，帽子将变得过时，但他作为一名帽子设计师的独创性仍旧存在——毕竟，1964年那时候几乎没人戴帽子。“时尚的生命力在于不断的变化。”他在《Fashion Climbing》中写道，拥有“时尚”（fashion）的人格和追求某种“风格”（style）完全不同，追求风格的人往往无视时尚。作家肯尼迪·弗雷泽（Kennedy Fraser）就认为，“风格”是“时尚”的叛逆表亲，不按“时尚”出牌。在《Fashion Climbing》的结尾处，比尔·康宁汉还写道，“在正确的场合和正确的时间穿正确的衣服很重要。”这些衣服不仅向外界传递了一个人的基本信息，还展现此人所处的时代。一个人如何能够无视他或她所在的世界？毕竟，这世界里就是当下发生的一切，一出永不重复的华丽悲剧。对于时尚人士（比尔·康宁汉曾说过，他不喜欢穿着“租来的裙子”的女士）和他们的拥趸，他留下一段祈祷：
“让我们祈祷时尚界的创新永不停歇，为那些激发着设计师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少数人不断带去奇思妙想，他们在穿上的同时，也在把时尚变成活生生的艺术。不管你是一名顾客还是一名设计师，时尚界只有一条铁则值得你铭记：你觉得自己已经懂得了一切、把握了当今时尚精神的时候，恰恰是你需要颠覆自己一切所知的时刻。在这一刻，你要动用所知的一切，为当下的精神开辟出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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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康宁汉内心的光芒从内而外照亮了他，他如此充满生机，连他自己都不相信能这般幸运。我想，他一定懂得，生命的一大宝贵之处在于拥有希望的能力，正是这种能力支撑着人们在起落中前行。
图片来源：The Bill Cunningham Foundation LLC
翻译：王宁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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