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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2019年1月8-9日印度爆發了號稱“史上規模最大”罷工和遊行示威活動，爾後這則消息以“200000000人上街，印度爆發史上最大規模罷工”的誇張標題在中國互聯網上大肆傳播。

在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國和尼泊爾在內的南亞國家，罷工、遊行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社會生活的一部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印度民眾並不把這些行動當作烈度很強、閾值很高、需要醞釀良久才會爆發的反抗性群體行為，反而把它當作日常社會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問題是，他們究竟是低水平重複而毫無營養的社會動亂，還是有革命性覺醒精神的開拓之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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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8日至9日印度爆發了號稱“史上規模最大”罷工和遊行示威活動，爾後經國內媒體的輪番報道，這則消息以“200000000人上街，印度爆發史上最大規模罷工”的誇張標題在中國互聯網上大肆傳播。

其實，看到這一則新聞的那一刻，我心裡是充滿不屑的——如果你經常閱讀印媒文章，就會發現幾乎每年印度都會有那麼幾個群體性事件號稱“史上最大”，簡直令人疲勞。這種“史上最大”的描述與其說是寫實描述，不如說是一種習慣性的誇大宣傳，還有為了各種目的而虛假宣傳的重大嫌疑。

因此，相比研究某一次極有可能被誇大的群體性事件，不如將“罷工遊行”作為一種印度社會的普遍現象進行研究。那麼問題來了，印度的大規模罷工究竟什麼樣？有什麼趨勢性規律？究竟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當地時間2019年1月8日，印度，印度工會發動48小時的全國大罷工，來自各個工會的成員走上街頭示威，抗議莫迪政府的勞動政策，要求政府控制物價上漲、保障就業，提高薪資。來源：東方IC

作為社會現象的罷工抗議

如同在冰天凍地中生活的因紐特人善於為各式各樣的雪創造出專有的詞彙，以“非暴力不合作”聞名天下的南亞民眾也在細分領域下功夫，為他們種類繁多的街頭活動創造出了極為生動、具體的詞彙體系。

例如，如果只是單純的工人拒絕上工，那用“Strike”就足以概括；而如果這些人不僅拒絕上工，還聚集在一起搞示威，那就成了“Bandh”；如果這些集會的人還搞起了絕食，那就成了“Bhukh Bandh”；如果這些示威的人的主要活動是靜坐，那就又成了“Dharna”；如果這些人在靜坐之外還喜歡堵路、包圍，那又被稱為“Gherao”；當然最厲害的還要數大規模、綜合性的“合塔爾（Hartal）”。所謂Hartal不僅囊括了以上所有的行動，還特別強調大眾參與，換言之把罷工、遊行、街頭抗議搞出了節日嘉年華般的氛圍和感覺就可以被成為Hartal。

在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國和尼泊爾在內的南亞國家，罷工、遊行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社會生活的一部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印度民眾並不把這些行動當作烈度很強、閾值很高、需要醞釀良久才會爆發的反抗性群體行為，反而把它當作日常社會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以洋蔥（प्याज़,pyaaz，“皮牙子”）為例，如果風調雨順，洋蔥產量大增，價格走低，那麼菜農就會成群結隊上街，抗議“菜賤傷農”；而一遇水旱蝗蟲，洋蔥產量歉收，價格躥高，那麼作為消費者的居民也會成群結隊上街，抗議“菜貴傷價”。單單是一個洋蔥價格就能引發如此之多的騷動，遑論那些關係國計民生的事情。總而言之，在各種各樣的矛盾和挑戰面前，對於印度民眾來說，找一個聚起來搞事情的理由易如反掌，但是找一個足以說服人們不搞事情的理由卻異常困難。

在遊行抗議這類社會活動中，印度人並不能找到解決實際問題的辦法，但是為了表明立場和態度，同時堅定信心，他們仍會義無反顧投入一場場街頭運動，哪怕只是並無實際效果的情感發洩也無妨。作為感情宣洩的出口，這些群體性社會行動也確實有助於印度社會在難以解決現實困難的情況下，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洩和減壓。

這種對於街頭運動的習以為常、甚至賴以為生的情勢，深刻內化於印度民眾的日常話語中。去參加Hartal也許是印度學生最慣於使用的缺課理由，而面對這些“社會責任感”爆棚的學生，老師在大部分時候其實並沒有什麼好辦法。如此以至於，我的印地語老師當年就常常把那些上課缺席的同學戲謔的稱為“去參加Hartal了”——“Jacky isn’t here today, he must have gone to Hartal！”

作為歷史傳承的罷工抗議

在南亞次大陸風靡的“抗議文化”的合法性來源是各國共享的歷史遺產。當年，英屬印度的民眾在國大黨的領導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非暴力不合作鬥爭，而聖雄甘地也意識到那些日常慣用的詞彙已經無法涵蓋這種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整體行動。這時，甘地就從他的母語古吉拉特語中借了Hartal一詞到印地語中，用以形容國大黨領導下的大規模反英行動。因此，Hartal一詞從此就南亞次大陸民眾的權力覺醒運動牢牢聯繫在一起，從而肩負起了特殊的歷史使命。

印度獨立抗爭主要通過“非暴力不合作”的形式完成，而直接針對殖民者的暴力革命和武裝反抗並不是獨立抗爭的主角。在這種特殊的背景下，在世界其他地區反殖民運動中歷史地位有限的街頭抗議活動，在印度就獲得了神奇的歷史光環加持。

既然Hartal是現代印度的助產士，那麼它也被認為是確保現代印度“延著正確路徑前進的保險槓”。在印度當代社會的語境中，不管什麼群體，只要是發起Hartal，就會或多或少帶有一種“替天行道”的自命不凡，彷彿聖雄甘地的附體，獲得超越現實的歷史使命和政治交代。這大概是為什麼，印度民眾在為自身利益訴諸街頭運動的時候顯得尤其理直氣壯。

從這種歷史沿革上看，Hartal的意義恰恰在於標榜民眾訴求的道義合理性，而衡量這種道義合理性的標尺卻是簡單粗暴的出席人數。這一邏輯引申的結果就是，Hartal的組織者每次都會刷新參與者人數的紀錄。很簡單，因為如果組織者能夠發動的人數越多，Hartal就越能彰顯他們所能夠代表的民意，也就獲得更高的道義合理性。

但問題在於，在數字化管理能力低下的印度，沒有人真的會去活動現場一個一個清點人數。這樣一來，其實每次Hartal參與人數都不是準確的統計結果，而是將各個參與社團的成員人數加總的粗略估算結果。這樣做的好處是，估算出來的巨大數字唬人效果拔群，用來壯大聲勢剛剛好，但缺點就是常會陷入虛高的數字之中，最後落得毫無可信度可言。這就是為什麼看起來印度的示威遊行的規模每年都在“勇創新高”。

當地時間2019年1月15日，印度奧里薩邦Bolangir，印度總理莫迪現身當地出席一場政治集會，為2019年大選積極造勢。來源：東方IC

作為一種政治博弈的罷工抗議

既然Hartal被印度人當作是困苦生活的發洩減壓閥，且還具有歷史光環所加持的道義屬性，那就絕免不了成為週期性政治博弈的槓桿和載體。隨著印度2019年大選的臨近，印度再度進入大規模罷工抗議高發的時期，各種Hartal此起彼伏，橫掃全國。這次號稱“史上最大”的Hartal，就是由國大黨領銜，並由其他中左翼政黨聯合動員而成，參加成員包括印度最大的10個全國性工會和學生、農民、小商販團體，人員加總號稱2億之多。

在大選前的敏感時期，印度大規模街頭運動的外部政治動因要遠遠大於其內部的的社會動因。因此，與其從抗議者的提出的種種訴求中尋覓線索，還不如從政黨競爭的態勢上找尋動因，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某一政治勢力的宣傳造勢所利用。這次號稱有2億民眾參加的“史上最大”Hartal，雖然和印度社會積累的反莫迪情緒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但其最大的驅動因素仍逃不過大選前政黨的纏鬥。例如，雖然號稱“全國總集會（Bharat Bandh）”，但印人黨和國民志願團所屬的工會組織“婆羅多工人聯盟（BMS）”不僅不為這次合塔爾背書，還表示公開反對。

從這個角度上說，與這次合塔爾相對應的，應是前段時間印人黨在喀拉拉邦和北方印地語地帶掀起的宗教保守運動。通過強調宗教敘事，印人黨借“婦女進廟”、“神牛保護”、“重建羅摩神廟”等議題集結數千萬民眾的支持，而在莫迪的領銜下，印人黨又掌握了強調效率的“經濟發展”制高點。對此，世俗而又強調公平的國大黨最好的應對方略就是發起了反對勞工改革、反對徵地改革、反對外國直接投資（FDI），反對變賣國企資產的反莫迪社會運動。

在莫迪的領先下，印度通過宗教進行社會動員，並通過有利於資本的改革為工業化掃清障礙。與此相應，國大黨只能攻擊莫迪改革過於偏向資本，而破壞了印度立國曆來賴以維繫社會和諧的社會主義準則。在這種左右尖銳的對立中，Hartal在印度已經從一種社會現象和歷史遺存變成了政治博弈工具——雖然不能解決具體的問題，但卻可以發洩怒氣、製造聲勢、榨取政治紅利。

結語

在印度這樣擁有十多億人口，又風行街頭抗議文化的國家，以億為規模的社會活動其實每天都在上演。問題是，他們究竟是低水平重複而毫無營養的社會動亂，還是有革命性覺醒精神的開拓之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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