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銘武（1889—1932），遼寧撫順人，1889年9月生(清光緒十五年)，原名孫明武，字述周，滿族兄孫銘久，弟孫銘宸別名孫耀祖都是抗日英烈，諡為抗日“孫氏三傑”。 孫銘武與黃顯聲是“磕頭弟兄”。
參加兩次直奉戰爭和徵蒙定邊作戰。 1908年(光緒三十四年)，孫銘武考入興京（今新賓）縣警官教練所，畢業後任興京北四區區官兼地方保甲團團總。
1916年於千金寨參加聲討袁世凱運動。 協助張榕組織遼東護國軍。 洪憲帝制取消後任清原罕羊區區官，興京東昌區區官。
1919年（民國八年）該軍改編為東北陸軍（奉軍）十六師，任工兵第三連連長，後晉升第三營營長。1921年考入東北陸軍講武堂第三期學員。 1922年參加第一次直奉戰爭。
1924年（民國十三年）任吉長鎮守使第八旅運輸隊中校大隊長， 不久充任昌黎縣警察局長，直隸（今河北）臨、撫、昌、盧、遷五縣警備司令部上校參謀長兼地方保甲團團總。 時年35歲。
參加第二次直奉戰爭，1925年（民國十四年） 因為對軍閥勢力造成的割據和民不聊生的現實的不滿，已經是軍方要員的孫銘武辭去了軍職，在瀋陽開了一家名為“福興”的旅館，旅館只有20幾張床位，這個曾經百戰沙場的軍人就此隱居下來，藉以維生。 同年參於郭松齡反奉。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國主義悍然發動了九一八事變。 當時孫銘武和原籍新賓灣甸子村的留日學生張顯銘都在瀋陽。他們目睹了日寇，燒殺搶掠的野蠻暴行，深感亡國之慘，相約分別回籍，聯絡同鄉舊僚，雪國恥救危亡。
1931年9月19日（即九一八事變第二天），孫銘武就找到了拜把兄弟黃顯聲將軍，要求抵抗日本軍隊。黃顯聲悲憤地說：“我是軍人，軍人要服從命令，但我黃顯聲就是要抗日，你們可以組織民眾，成立義勇軍抗日。” “與其坐以待斃不如起而殺賊，民族興亡在此一舉。” 孫銘武與其弟孫銘久、孫銘宸（別名耀祖）商量後，決計組織武裝抗日。
孫氏三兄弟將150畝水田和15間房子典押出去，以所得資金購買了100支槍械、1萬餘發子彈。 與此同時，孫銘武還動員村民親友舉旗抗日，全村老幼無不讚頌。
張顯銘回到原籍後，因他曾在國外留學，社會聯繫較廣，與當地警甲多有往來。 他首先向朋友張東郊、當地公安分隊長蓋光安等人講述了九一八事變的情景，併力陳救國大計。 張、蓋等人深表願效前驅，遂寫信給興京第九大隊二十八步兵中隊長李棟材。幾經聯絡，李棟材同意“約期譁變”。
1931年10月，孫銘武、張顯銘、等在起義前夕，在孫家大院創作了一首義勇軍抗日軍歌《血盟救國軍軍歌》。 這被普遍認為是我國最早的一首義勇軍軍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母本”。
1931年10月10日，李棟材佯裝“剿匪”率部向議定的舉義地點大蘇河集中。 1931年10月19日，孫銘武、張顯銘、孫耀祖、李棟材等400多人齊聚清原興京大蘇河城隍廟，高唱孫銘武等人創作的《血盟救國軍軍歌》，與奉天省警務處長黃顯聲聯繫，提出武裝抗日主張。同山城鎮的好友留日學生張天行組織抗日武裝，策動遼寧公安大隊第二十八中隊李棟材部譁變。
他們在大蘇河城隍廟內，擺下香案，由張顯銘誦抗日誓文，並把一支手槍置於香案，孫銘武、李棟材、張顯銘齊說：“倘有二心，彈穿我胸。”遂後，孫銘武登臺向全體官兵講述目睹“九一八”經過，指出：“與其坐以待斃，不如起而殺賊，民族興亡在此一舉”。 遂以刀破食指，於庭柱上寫“血盟救國軍”五字。
旁觀民眾和在場官兵，群情激憤，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趕出東北去的口號聲驚天動地。 在興京大蘇河宣佈起義成立“血盟救國軍”。被推舉為總司令，李棟材為總指揮，張顯銘為總參議，孫銘宸在各地購置槍彈等軍用物資。血書抗日救國於旗杆上。大蘇河血盟誓師後，孫銘武、孫銘宸和張顯銘等人，先後分別到興京、柳河、通化和桓仁等地，秘密聯絡各界人士共同抗日，興京縣公安大隊長也暗中給予支持，使遼東血盟救國軍隊伍迅速壯大，直接威脅著遼東地區的日偽政權。
漢奸賣國賊、東邊鎮守使、省防一旅司令於芷山(後被日寇委為“滿州國”上將警備司令)，得知孫銘武組織武裝於大蘇河舉旗抗日後，深感震驚，派漢奸陳雲久，以同鄉關係找到孫銘武，表示只要“放下武器不抗日”，願給縣長、旅長之職為交換條件。
孫銘武嚴辭拒絕，並罵他們“不如禽獸”，把陳趕走。於芷山見誘降失敗又遭痛罵，惱羞成怒。 通令駐清原、通化、金川、柳河、新賓等五縣的偽軍聯合圍擊救國軍。孫銘武率隊沉著應戰，多次擊退偽軍，血盟救國軍獲勝，軍威大振。
1932年1月初，遼東血盟救國軍迅速發展到千餘人，全軍集中到柳河縣打牛溝進行整編。 期間，孫銘宸四處奔走，為進一步武裝血盟救國軍籌款購槍。他回到原籍中寨子村召集村民代表商量，把村頭石灰礦變賣後的資金用於購買槍支。村民一致同意買槍支援救國軍武裝抗日。先後從新賓、桓仁等地購買了槍支和子彈，以牛車送到打牛溝救國軍駐地，進一步武裝了隊伍。
不久於芷山又派其心腹、參謀處長呂衡督率公安大隊和偽軍一個營，外有炮中隊、騎兵隊等，包圍了救國軍駐地。炮火激烈，彈飛如雨。救國軍在孫銘武指揮下，頑強抵抗，鏖戰終日，再次擊退了偽軍。 此役，“擊斃偽公安分隊長以下五名，傷四十餘名”。救國軍犧牲20餘名，傷16人。在激戰中，孫銘久胯骨被打斷，無法再跟隨隊伍轉戰，被隱蔽到群眾家中養傷。 （1932年5月，孫銘久傷病惡化不治犧牲。）救國軍從打牛溝轉移紅石鎮，準備以此為根據地準備長期抵抗。
救國軍重新整編了隊伍，公推孫銘武為總司令，李棟材為總指揮，張顯銘為總參議。重申了軍紀，一時秩序井然，士氣大振。由於以孫銘武為首的血盟救國軍提出了明確的抗日宗旨，不動民間一草一木，深受群眾擁戴，致使於芷山多次派出的偽軍不但不真正攻打，反而同情血盟救國軍。
因此，救國軍越戰越強，成為遼東地區最早崛起的一支抗日勁旅。遼東血盟救國軍擊退五縣偽軍聯合“圍剿”和打牛溝反擊戰勝利後，使於芷山感到武力“圍剿”已無法使孫銘武屈服。
於是，於芷山便施展卑鄙手段，瓦解這支日漸壯大的抗日隊伍。1932年1月15日，於芷山授意其次子、衛隊團二營營長於宗謙前往血盟救國軍駐地與孫銘武“談判”。於宗謙面見孫銘武后，轉達了於芷山的“合作誠意”。於宗謙代表其父說：“諸君均繫有為之士，作無謂之犧牲，敝司令甚為惋惜，不如與我合作，待有機可乘，再行起事亦不為晚”。
孫銘武和張顯銘嚴辭以對，並向於宗謙提出，雙方互不相擾，劃分地域，保存抗日力量。 於宗謙表示要請命於芷山。 幾天後，於芷山又復派於宗謙持信到救國軍駐地，面邀孫銘武、張顯銘等救國軍指揮人員親往三源浦“談判”。
信中還附有於芷山屬下幾十名軍官，其中多為孫銘武相識故友聯合簽署的擔保談判人員人身安全的“保證書”。 孫銘武等救國軍領導人深知於芷山父子陰險毒辣，但想到於芷山投降日軍之前，亦有過觀望動搖，想借談判之機，再次爭取於芷山，以擴大抗日力量。 總參議張顯銘和總指揮李棟材惟恐上當受騙，堅持不肯前往。總司令孫銘武執意要去，認為“以大無畏的精神，至誠的態度，決可感化於芷山，若畏首畏尾，何以作大丈夫”。
遂決定派人前往吉林省柳河縣三源浦與於芷山談判。1932年1月19日，遼東血盟救國軍總司令孫銘武、總參議張顯銘等20名救國軍軍官及護兵百人來到三源浦。
於芷山沒有出面會見，卻讓人先擺宴席款待救國軍談判代表。宴畢藉口天晚，強留住宿。 孫銘武覺察到這是於芷山設下的“鴻門宴”，已知難逃虎口，當即寫下遺書囑其二子： “父生年四十有四，時值國家變亂，餘本國家軍人，必須與國同難，故奮然抗日，號召民眾救國，但不幸中途慘遭挫折。 父今為國而死，吾子必繼父志，為國努力。 父雖死九泉已暝目矣。再關於父之體骨，倘能回籍，暫不入土，必俟國土收復，民眾免遭災難，再為安葬，是餘所囑”。
寫罷他拜託舊部劉錫九轉給自己家。劉錫九悲感交集，涕淚而退。當晚夜半時分，於芷山以重兵包圍救國軍談判人員駐地後，持槍入室，將孫銘武等20人繳械綁縛。 孫銘武大罵於芷山是“賣國賊”，“背信棄義的民族敗類”。 幾十個偽軍把孫銘武等20名談判代表拖走。夜，寒風凜冽，大雪封門，於芷山害怕真相外露，連夜把孫銘武第20名救國軍軍官槍殺在三源浦西門外。
終年43歲。 張顯銘被害時身中兩彈，昏死過去，被群眾救出，養傷數月後，化裝前往北平。 1932年1月19日孫銘武為國捐軀後，胞弟孫銘宸繼兄遺志，把救國軍餘部，編為李春潤率領的第三軍團第六旅，並率全旅官兵血戰清原，屢挫敵鋒，屢建戰功。
全國解放後，為褒揚先烈，慰問忠魂，中央人民政府為毀家紓難、抗日救國的孫銘武，1953年，經當時的遼東省人民政府批准，追認孫銘武為革命烈士。 頒發了烈士證書和光榮紀念證。家鄉清原縣人民為緬懷先烈和銘記孫氏兄弟的抗日業績，在烈士家鄉南口前鎮南三家子為他們立了忠烈碑。
2014年9月1日，被列入民政部公佈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體名錄。
勿忘國恥珍愛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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