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间五千年：来自四邻八坊、涵盖上下五千年的奇谈史趣，文化及旅游话题
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现实中我国得益于前人庇荫的事情太多了。
尤其是古代那些“劳民伤财”的特大工程，放到今天我们都不一定能办得妥当，但千百年来，国人们在“享受”着它们庇荫的同时，还不忘对它们进行着各色的指指点点。
所谓“劳民伤财”，许多时候只是“历史诋毁”的一种手段
千秋功罪，其实是针对”历史诋毁“的中立说辞
“指指点点”是因为所有这些大工程都存有利弊，不过就算是“弊大于利”，那也是古时决策者们自己下的决定、甚至不惜亲身背锅，与后人又有何关？
何况，在人们对当时的决策过程还“不明就里”时，就鲁莽给那些工程套上“劳民伤财”的帽子，这也是对历史的缺乏尊重，不能得了便宜还卖乖。
今天这些特大工程的利与弊都是站在今人角度上而言的，不过依据史实评判，如果工程中的“利与弊”能满足了决策者当时的需求，它就不一定算得上是“劳民伤财”工程了。不管这些工程是否惠及千秋当代，“权衡利弊”才是它们在“劳民伤财”与“利国利民”之间最关键的决策环节，利大于弊的话，确实就轮不到后人去说三道四。
以秦长城为例，今天的我们提起它都是满满的自豪感，可知就在不久的数十年前，“长城”还是用来批判秦始皇残暴的佐证之一呢！
“历史诋毁”作为一种政治手段，在历朝历代都会频繁出现，不能因为刘邦说“嬴政苛政”、李世民说“杨广劳民伤财”……我们就照书全搬了。
惠及世人数千年的都江堰，也曾被指责过“劳民伤财”
众所周知，四川省的都江堰是迄今为止“历史最久远”、但依然发挥着其巨大作用的古代伟大工程之一，人们对它的“微词”算是最少的。不过在修建都江堰之前，又有多少人去细究过当时的历史背景？
秦昭襄王(赢稷)时代(前306-251年)，秦国正处于振兴初期，形象点说，那就是秦国在创业过程中开始颇有起色的阶段，但还远远达不到“富强”。那时候，秦昭襄王的每一决策无不事关国本，必须步步为营、一招都错不得。
公元前316年时，秦惠文王(嬴驷)吸纳司马错的意见，令张仪与司马错一起攻占了巴蜀。巴蜀之地富饶是不假，但巴蜀自古就有“泽国、赤盘”之称，接管巴蜀后的初期，秦惠文王长期为蜀地各种灾涝赈灾所烦忧，蜀地多出的那点粮食增产，早就被自然灾害抵消殆尽了。
秦昭襄王在位期间，巴蜀更多时候是作为扼守楚国西部的“战略要地”而存在，至于粮食上的增补，每次都要闹得当地民怨沸腾才能“抠出”那么一点点用作军需。秦昭襄王晚期(前256年)，蜀郡太守李冰建言：“凿离堆，避沫水之害，可保蜀中沃野千里”，马上就引起了赢稷的仔细考量。
开建都江堰时秦国已四面受压、内有疫灾，国力不比以往
作为都江堰的幕后决策者，秦昭襄王功不可没
由于巴蜀之地长期为水涝所累，秦国一直疲于应对，这次要开展“凿离堆”这样的特大工程，满朝文武几无赞成的，指责这就是李冰的“到任三把火，纯属劳民伤财”。
晚年时的秦昭襄王已是乾纲独断，他经过细致的利弊衡量后，认为只有采纳李冰的意见，巴蜀之地“方能真正为秦所用”，于是都江堰水利工程才得以在他的“霸道与专制”下顺利开展。
自然，秦昭襄王也因此遭了不少“昏聩”的骂名，毕竟六七十岁的帝王，昏聩者不在少数。秦昭襄王晚期时，秦国一直遭到各诸侯国的联合打压、国力早已凋零，如此非常时期里他能做出这样的决策，实属不易了！
李冰深知这一背景，因此在开建都江堰的时候，其父子二人一直就身先士卒、任劳任怨，以良好的官声政绩赢得了蜀中百姓的广泛支持。在都江堰的整个修建过程中，不但没有发生过百姓“抗役”的现象，而且越来越多百姓还主动加入到修建队伍当中，这确实是古代特大工程里难得的佳话！
郑国渠工程本是“疲秦之计”，秦王嬴政衡量过利弊后毅然选择开凿
关中的沃野千里，离不开郑国渠的建设
历史上的秦王嬴政一直都以其曾祖父昭襄王为效仿榜样，昭襄王时期开建的都江堰，在嬴政时期已为秦国带来了巨大的效益，秦灭六国的经济基础，巴蜀之地至少贡献了1/3有多。
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元年)，韩国由于惧怕秦的攻占，派“间谍”郑国入秦献策修渠，希望借此大量耗费秦国的人力物力，实现“疲秦”的目标。尝过都江堰的甜头后，嬴政自然对这样的水利工程甚感兴趣，他还通过研究地形图发现：这“郑国渠”是可以一边修建、一边马上就能惠及周边的，绝对划得来！
后来嬴政发现了这原是韩国的“阴谋”后，他不但没有杀掉郑国，反将这位杰出的水工“收为己用”，让他继续将工程进行下去。《汉书·沟洫志》如此述说郑国之言：“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
具有非凡卓见远识的嬴政哪会看不到其中利弊？在他的坚持下，秦国耗费了十年之功及不计其数的人力物力，终让关中地区在继蜀中之后也成为了沃野千里的富饶之地。有了这两大粮仓为后盾，秦灭六国的实力全面具备了！
借惠民灌溉之名行军需运输之便，灵渠的开凿实为一举两得的举措
今日的灵渠依旧保留灌溉用途，运输之用早已不再
秦灭六国后的下一步就是统一天下。在经由楚国进军岭南的过程中，由于湘桂之地崇山峻岭密布，给秦军的军需运输带来了极大困难；加上南方“百越之民”的奋力抵抗，秦军的南进计划曾“三年不得前进一步”。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二十八年)，史禄受命掌管军需供应，他在与秦始皇商讨过后采取了以下决策：先作惠民开渠、再以渠为军需运输通道。到过湘桂之地的人们都会发现，那里的农田都是零散地分布山间，由于缺乏系统化的灌溉主道，农田之间彼此相对独立，难以实现大规模的农业耕作。
经过与百越居民的沟通后，当地百姓普遍都欢迎这样的举措——对自己有好处的事情，为啥还要反抗？位于广西兴安的这道古老运河因此得以顺利开凿，经过五年的艰苦劳作，湘江与漓江终于连接到一起，长江与珠江水系从此不再“泾渭分明”了。
有了灵渠这运输通道，秦始皇很快就将岭南纳入了秦的版图，这就是“权衡过利弊”的效益：一项工程换来了桂林、象郡、南海三个大郡，极大地扩展了秦朝的南方版图(从前的岭南三郡包含今天越南和缅甸的大部，与当代的地理概念有别)。
灵渠之前更早的古运河“邗沟”，今日真的就只剩一条沟了
其实，这真的已是这邗沟“最好看”的照片
与秦国“深思熟虑”的大工程不同，春秋时的吴王夫差为了方便自己北上伐齐，也大耗人力修建了我国有记录的最早运河，即“吴邗沟”。表面看来，“邗沟”连通了长江与淮河水系，似乎跟连通长江珠江水系的灵渠一样具有伟大意义，其实并不然。
由于江淮流域自古都是水网密布，即便没有“邗沟”，百姓日常的河网劳作也是不会有啥大影响的；“邗沟”的存在意义，更多只是作为军事运输之用，方便吴王夫差自己“不愿兜远路”而已。
由于“伐齐”不得民心，加上其作为军事用途与百姓生活脱节较大，这条“邗沟”很快就被其后规划更完善的“大运河”取代了，而它本身，就在历史长河里沦为今天的一条长满枯草的“干沟”。
“大运河”连起了华东与华北水系，奈何用力过度，终致隋炀帝满盘皆输
唐代之后，人们知道“邗沟”大多是因为“大运河”的存在，因为吴王夫差就是大运河名义上的“第一锹”开挖者。隋炀帝时期的大运河，事实上已基于“吴邗沟”做出了更妥善的改道调整，它延续的只是“吴邗沟”贯通长江与淮水的共同理念而已，而最早的“吴邗沟”大部分河段，则由于邗沟河床高于淮河，逐渐在历史长河中被一一废弃了。
除了“吴邗沟”，“大运河”同样在之前各地方运河的基础上做出了深度优化，既充分利用了古人留下的“庇荫”，又针对当时的水上运输格局做了大量创新。整个大运河其实由“通济渠、邗沟、永济渠、江南运河”四个部分组成的，创举性地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水系都串联到了一起。
大运河的工程意义无疑极其巨大，对于隋炀帝的这项决策，后人本应是感激多于贬斥。无奈在隋唐的历史风云中，大运河还是被后来的执政者扣上了“劳民伤财”的大帽子。从今日看来，隋炀帝杨广或许不致于因修大运河而亡国，但他肯定是输在了缺乏审时度势的过激决策上，没有顾及烽烟四起的社会现状、显得“用力过度”！而碰巧的是，吴王夫差与隋炀帝杨广都是“末代皇帝”，也就难怪他们如此“不好运”地被扣上大帽子了。
更多的特大工程在修建中风平浪静，倒是在它们被毁时，人们往往给予了过度的解读
今日复原大明宫时，说“劳民伤财”人的估计比古时更多
除长城、都江堰、郑国渠、灵渠、大运河之外，其实我国古代其他的庞大工程(皇家宫殿、陵墓、佛寺等)同样存在过利弊衡量的过程。比如在佛教盛行的时期修建大型佛像、在王朝鼎盛时期修建宫殿皇陵，就没有引发过巨大的社会矛盾。
许多时候，那些工程只是按部就班地完成了，但当后人回顾、去惊叹其伟大的时候，才会引致各种众说纷纭的猜测，而其中就会出现一些无中生有的“历史诋毁”。比如未央宫、大明宫、太极宫、洛阳宫等，若非考古遗址的出现，人们甚至无法肯定它们真的存在过，毕竟修建它们的时候，并无闹出过啥“劳民伤财”的大事情。
正如秦昭襄王“勾着指头”算计过才修都江堰一样，大型工程所需的巨大消耗，决定了任何一位决策者都不会随意就拍板的。即便是历史作用“没那么巨大”的吴国邗沟，同样也实现了吴王夫差的战略运输之用，而不会仅仅是“劳民伤财”之举。这期间的平衡尺度，我想多数决策者都会自有把握的。
至于前文所述，说秦始皇因修长城而亡国、说隋炀帝因修大运河而亡国，那是因为说这话的是刘邦和李世民。今日我们看待同样的历史事件，自然不能仅站在他们的角度来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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