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就想写一篇有关钱钟书的文字，但面对这个文化巨擘，苦于自己文笔拙劣，生怕玷污了大师的盛名。
后来想明白了，纪念大师的人何止千万，不见得人人都是大手笔。我只要顺从内心，写出真情实感，那也值了。
时间匆匆而过，大师离开我们整整20年了，那就在先生二十周年忌日缅怀一番。
有人说，随着钱钟书的逝世，中国古典文化和20世纪同时终结了，他是中国百年难得一遇的奇才。
很多人都听过钱钟书和杨绛的爱情故事，也读过杨绛那本《我们仨》，但大家对钱钟书并不是很了解。
有人说他是民国第一才子，有人说他是世间第一“毒舌”，也有人说他拥有中国最完美的婚姻，钱钟书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01
他的痴气，保留着孩童的天真与无邪
1910年，钱钟书出生在无锡一个书香世家，因伯父无子，他一生下来，父亲钱基博就把他过继给伯父。
他之所以叫钱钟书，就是钟爱读书之意，原来伯父给起的名字是“仰先”。
到了一周岁时，有个“抓周”习俗，小仰先抓了一本书，家人高兴坏了，正式给他取名：钱钟书。
伯父望子心切，几乎有求必应，尽量满足钱钟书，他也在这种无拘无束的环境里渐渐长大。
小时候的钱钟书，一点都没有后来的才子气象，反而有点呆头呆脑。
上小学时，路上看见小青蛙蹦跳，他就捉了放进鞋子里，光着脚上课。课堂上青蛙跳出来，惹得同学哄堂大笑，他被老师拎出来罚站，并不觉得难为情。
从小到大穿鞋子都不分左右，穿衣服也时常前后颠倒，拿筷子会想小孩那样一把抓。
成年后他也没多少进步，到了60多岁才学会划火柴，高兴的像个孩童一样。
杨绛在生孩子期间，钱钟书说自己在家干了坏事，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给染了。
杨绛说：“不要紧，我会洗。”
他还不放心，说：“那是墨水呀！”杨绛安抚道：“墨水也能洗！”
过了几天，他又把台灯砸了，杨绛说：“不要紧，我会修！”
要是换了别的夫妻，早就火冒三丈了：连这点小事都干不好，你还能干嘛？
所谓夫妻恩爱，就是从好好说话开始的。
他们在牛津大学那会，杨绛打盹，钱钟书就给她画了个花脸，杨绛醒来后，两人大笑不止。
有了女儿后，钱钟书秒变老顽童。
有次，趁女儿睡熟，他在钱媛肚皮上画大脸，被老妈训了一顿不敢再画了。
他又想到别的法子玩游戏，在女儿被子里“埋地雷”，什么镜子、刷子、毛笔、砚台都往里丢，女儿惊得大声呼叫，他乐得手舞足蹈。
在清华教书时，钱钟书喜爱养猫，小猫爱打架，眼看自家的猫处于劣势，他就用长竹竿帮忙。
小时候的钱钟书长的呆萌，成年后的他则像个顽童，一辈子都保留了孩子似的天真。
知世故而不世故，这就是最大的成熟。
02
他的狂狷，是难能可贵的真性情
钱钟书从小就率性直言，舌灿莲花，常得罪人，父亲就为他改字为“默存”，意为谨言慎行，切勿年少轻狂。
不过这并没有让他收敛性子，离开老爹后，钱钟书更加放飞自我，成为名副其实的“毒舌”。
当年清华毕业时，外文系教授想让他继续读研，他一口回绝，理由是：“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
钱钟书大学毕业证
从英国留学归来，28岁的他当上西南联大教授，一年不到离开。
坊间流传他说了一句狠话：“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
甚至那些名家大师，他也没放在眼里。
对于大文豪鲁迅，钱钟书说他只适合写短篇；对于张爱玲，认为她大节有亏；对于沈从文，他在小说里讥讽他“小学文化出身”。
提到林语堂，说读他的东西，总有一种吃代用品的感觉，幽默当然用笑来发泄，但是笑未必就表示着幽默。
提到王国维，在《谈艺录》里讥讽他的诗词“笔弱词靡”。
对于人人敬慕的史学泰斗陈寅恪，他也不以为然，认为他不该花那么多精力来讨论“杨贵妃入宫时，是否是处女。”
有没有钱钟书看得上眼的人，当然有，那就是夫人杨绛，他夸赞她的散文自愧不如。
对于自己的狂傲，钱钟书有一句名言：二十不狂没志气，三十犹狂是愚妄。
港真，年轻人没有几分狂态，那也是不行的，但老了依然狂妄，那就是不明事理。
步入中年后，钱钟书明显低调了很多，变得柔和起来。
文革期间，江青曾派人来请他去参加国宴，他说：“我不去，哈！我很忙，我不去，哈！”
“那么，我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
“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
当时敢这样触怒江青的，恐怕也没有几人。
有一次，巴黎《世界报》刊文捧钱钟书，说中国有资格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非钱莫属。
经常看国外报纸的钱钟书，立马发文数落“诺奖”的历次误评、错评与漏评，说诺奖比诺贝尔发明的炸药危害更大。
诺奖评委汉学家马悦然来拜访他，钱钟书也毫不客气：
作为汉学家，巴金的书译成那样，欺负他不懂英文是不是？中国作品就非得译成英文才能参加评奖，别的国家都可以用原文参加评奖，有这道理吗？
马悦然就这样灰头土脸地回去了。
到了晚年，钱老深居简出，有关部门要给他庆祝八十大寿，他婉拒道：“不愿花不明不白的钱，不愿见不三不四的人，不愿听不痛不痒的话。”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有人说他狂，但是他狂得坦荡，狂出了真性情。
一个敢于说真话的人，内心是磊落无私的。
勇于做自己，这不就是我们今天一直推崇的吗？
03
他的才气，是名副其实的学富五车
不管世人说他狂妄也好，毒舌也罢，钱钟书有他狂妄的底气和资本。
小时候，他常跟着伯父去茶馆听书，什么《三侠五义》、《水浒传》之类的，听了一遍就可以一字不差地复述给弟妹听。
上初中后，父亲经常让他代笔写信，由口授而代写，由代写信而代做文章。
一次钱钟书代父亲为乡下一家大户代作墓志铭，突然他听见父亲对母亲称赞那篇文章，这是钱钟书第一次听到父亲称赞他，高兴得简直要跳起来。
而史学大师钱穆《国学概论》要出版，请父亲为其作序，钱父又让钱钟书代笔。
写好后父亲一个字也没改动，没有人看出这篇序是出自一个20岁的人之手。
钱钟书和父亲
1929年，钱钟书考进清华大学，与夏鼐、吴晗号称清华文学院“三才子”，尤以钱氏居首。
他在清华四年读书之多，用功之勤，竟“横扫清华图书馆”，成了有名的“书虫”。
钱钟书有一大癖好就是爱看字典，恰好岳父杨荫杭也爱读字典，见了他后非常欣喜地对杨绛说：
“阿季你看，这里也有个一个字、一个字读书的人！”
人生难得一知己，如此趣味相投的翁婿，想比留下了很多美好的故事。
钱钟书精通多国语言，堪称“会走路的百科全书”。
80年代，钱钟书在国际上大放异彩，汉学家费景汉描述他的演讲：
他给我的印象是机智，善于征服别人。在茶话会上提到一位美国诗人，他就用英文背诵一段诗人作品。提起德国诗人，他就用标准德文背诵原作。说到拉丁诗人，他也能用拉丁文来一段。出口成章，把在场的美国人吓坏了。
一部《围城》足以让他傲视整个小说界，但钱钟书说这部小说只不过是他的游戏之作。
《围城》电视剧剧照
他的才华集中体现在学术方面，尤其以《谈艺录》、《宋诗选注》、《管锥篇》等为甚。
有读者对着《管锥篇》惊叹：“其内容之渊博，思路之开阔，联想之活泼，想像之奇特，实属人类罕见。”
难怪有人说来到中国，说只有两个愿望：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钟书。
很多人将他的成功归结于天赋异禀，但我觉得天分以外的努力，才更值得我们敬佩。
钱钟书一生读书无数，从小就养成了做笔记的习惯，阅读的书上密密麻麻都是批注。
他撰写《管锥编》时，据说光是笔记就有五麻袋之多。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就是这个道理。
世人并没有天才一说，最聪明的人，却要下最笨的功夫。
04
他的爱情，是一生一世一双人的典范
钱钟书最为世人称羡的，就是他和杨绛的婚姻，他们被称为民国文坛的绝世情缘。
他是最深情的丈夫，她是最贤惠的妻子，古往今来比他们更完美的婚姻世间少有。
那一年，杨绛刚从东吴大学转到清华园，在古月堂有了第一次见面，一向毒舌的钱钟书一改常态，还为她写了一首诗《初见》：
颉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
不知腼洗儿时面，曾取红花和雪无。
他们并非一见钟情，到了第二次约会，钱钟书才说：“我还没有订婚。”
杨绛何等冰雪聪明，心领神会道：“我也没有男朋友。”
两个相互爱慕的人就这样走到一起，开启了66岁的浪漫情缘。
世人都说老婆是别人的好，钱钟书却不吝夸赞杨绛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和朋友。
而杨绛也说：“我这辈子最成功的事情，就是保护钱钟书的痴气。”
人们都说杨绛是钱钟书的保护神，其实钱钟书对杨绛也是相当好的。
作为富家子弟出身的钱钟书，素来笨手笨脚，活脱脱一个“生活白痴”。
但在英国留学时，他却在杨绛生完孩子后，精心为她炖了一锅鸡汤，放了鲜嫩的蛋豆，那是她最爱吃的。
杨绛平时忙于家务，早上起不来，钱钟书就早早起来做早餐。他煮了鸡蛋，烤了面包，热了牛奶，还做了醇香的红茶。
杨绛醒来后，吃着丈夫做的饭，幸福地说：“这是我吃过的最香的早饭。”
就这样，钱钟书一做就是一辈子。
在战乱年代，他去了湖南教书，而她则留在上海，两人久别重逢后，他说出了世上最动人的情话：
“从今往后，我们一家人只有死别，没有生离。”
他们真的做到了，直到杨绛在《我们仨》中平静写到：
"1997年早春，阿瑗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最好的爱情，就是陪你细水长流，一起看遍潮起潮落，走过一个个春夏秋冬。
那时车马邮件都很慢，一生最爱一个人。
05
杨绛可以说是钱钟书的运气，如果没有这一段美满的婚姻，也许就没有名著《围城》的诞生，可能也没有为世人所熟知的钱钟书了。
他曾在《围城》中写到，爱情多半是不成功的，要么苦于终成眷属的厌倦，要么苦于不能终成眷属的悲哀。
简单说就是，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
《围城》出版后，钱钟书名满天下，许多作家想见他，都被他拒绝了。
一次，一位英国女记者想见他，婉拒不行，他把钱氏幽默发挥到了极致：
“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个下蛋的母鸡呢？”
钱钟书是拥有大智慧的人，活得通透明白，到了晚年更是清醒，达到了返璞归真的境界。
由于他的影响力实在太大，研究他的人也多了起来，甚至形成了一门“钱学”。
对此，他不但不领情，反而十分不满，认为这没什么好值得研究的。
这绝不是说他伪善，而是发自内心的真诚，还是王尔德说的好：
“有两种人最具有吸引力，一种是无所不知的人，一种是一无所知的人。”
钱钟书博学到了近乎无所不知，他还不愿别人称自己为大师，这样的人世间还有几人？
世间再无钱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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