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改革开放四十年无疑是中国现代历史中创造财富最快的时期之一。
根据CapGemini的数据，中国高净值人士（指持有100万美元以上可投资资产的人士）的数量从2006年的近18万人增长到2018年的125.6万人，共增加了6倍，并且未出现放缓的迹象——2016至2017年间人数增长11%。
《中国企业家家族传承白皮书2018》
根据贝恩公司和招商银行联合发布的第五期《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中国的私人财富已迅速增长至165万亿元人民币（约合24万亿美元），是2006年的六倍多。中国现有400多位亿万富翁，仅次于美国。
而这些财富的创造者——中国第一代创业者们在走过三四十年的奋斗之后，陆续步入了“知天命”、“耳顺”之年，他们创造并积累下来的大量财富也已经进入了代际传承的关键时期。公开数据显示，未来五至七年，约有300万民营企业家会把家族财富传递到下一代手中。
如何让财富按照自己的意愿顺利妥当地传承给下一代？家族信托在富人们当中日趋流行。据《中国家族信托行业发展报告2016》的数据，目前中国家族信托规模约为441.8亿元。展望2020年，中国本土家族信托规模可达6275.5亿元。
瑞致达（中国）董事总经理 Sherrie Dai
“中国高净值人群对于家族信托的认识已经从‘WHY’发展到了‘HOW’的阶段。” 瑞致达（中国）董事总经理Sherrie Dai在接受《陆家嘴》杂志记者专访的时候提到。
“中国富人们对家族信托已经不陌生。” Sherrie Dai说，十几年前，很多人一听到家族信托，第一反应就是问“回报率是多少”，而现在高净值人士更关注的是家族信托的结构。
作为全球三大信托、基金管理与企业服务供应商之一，瑞致达有超过30年的全球信托运营经验，覆盖全球 46 个司法管辖区，管理资产规模达到2800亿美金。自2007年进入中国市场以来，瑞致达见证了中国家族信托的成长历程，在Sherrie Dai看来，在资产多元化、家庭成员身份多样化的背景之下，离岸家族信托的设立热潮还将持续。
家族信托的机遇：始于中国富人们的烦恼
越来越多的富人们倾向于设立家族信托来安排自己的资产。
1月12日，融创中国董事长孙宏斌在香港提交的文件里披露，已在去年12月31日将手中大部分融创股权（市值约45亿美元）转让给离岸家族信托基金South Dakota Trust Co．。
此前，龙湖集团董事会主席吴亚军通过其设立的一只离岸全权信托基金，将自己持有的龙湖集团44%股权（市值约72亿美元），全部分派给自己女儿蔡馨仪设立的一只离岸全权信托基金。
达利食品董事长许世辉、周黑鸭当家人唐建芳都把财富转移到离岸家族信托中，他们转让的目的也与接班人计划有关。据不完全统计，在过去的2018年，就有超过15家在香港上市的内地民营企业通过离岸家族信托基金方式，安排各自的股权。相关信托计划所控制股权市值接近2400亿港元。
为什么中国富人们热衷于设立离岸家族信托？Sherrie Dai指出，在过去十几年间，中国富人们对财富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富有“中国特色”的中国高净值家庭的特点，也让离岸家族信托更受青睐。
“在十几年前，中国的高净值人群最注重的是投资回报率，当时他们更关注财产如何增值、如何投资能够获得更好的回报。” Sherrie Dai讲述道，在近几年，瑞致达接触到的高净值人群开始有了不一样的需求，他们考虑更多的是
如何在维持财富水平、保值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合理的安排，将财富更好地传承给下一代。Sherrie Dai指出，与海外相比，中国富人们的财富状况更为复杂。
首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往往对死亡心存避忌，在中国历史上人们并不习惯书写遗嘱。
第二，中国高净值人群的财富基本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积累下来，家族财富传承尚处于刚刚开始的阶段，而海外家族财富传承已经有了相当长的历史了。
第三，中国高净值人群的资产类别更多，除了金融资产以外，还有股权（上市、非上市）、境内外的物业、保险、另类投资（古董、字画）、私人飞机、游艇等等，如何将多种类别的资产在一个框架内进行很好的规划，是中国富人们面临的一个问题。
第四，跟海外家庭不同，中国高净值家庭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家庭成员居民身份的多样性，由于孩子出国留学等等的原因，很多富人家庭成员可能存在多种国籍身份，这也导致在财产继承的时候需要进行更好地处理。
“我观察到的情况就是，在中国高净值家庭越来越多元化的趋势下，中国的富人阶层考虑得更多是如何将自己各种各样的资产顺利地按照自己的意愿传承给下一代，包括多名子女之间的分配。同时，在中国放开二胎之后，一些家庭子女之间年纪差距较大，因此财产继承安排逻辑也会不一样。所以离岸家族信托在这些背景下面越来越受到中国高净值家庭的重视。”
家族信托优势在哪？
“离岸家族信托是通过信托架构内的离岸控股公司持有家庭资产。” Sherrie Dai指出，离岸家族信托可以将各种不同的资产类别都囊括其中，包括房产、股权、保险保单、古董艺术品、甚至私人飞机、游艇等等。
此外，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现在也更倾向于设立家族信托。Sherrie Dai经常接触到中国的企业家家庭，她发现，对于上一辈辛苦创下的家族企业，企业家的子女们未必愿意接手。尤其是在传统行业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有的是第一代企业家不愿意让第二代如他们那样辛苦，或认为第二代管理企业的能力有限；有的是第二代认为传统行业缺乏新鲜感，往往在是否接班及如何接班的问题上有不少困扰。
“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家族信托持有企业股权，就可以起到隔断所有权，分离经营权，增强控制权，保证收益权的作用。” Sherrie Dai指出，这也是企业家们更青睐家族信托的原因，同时，家族信托还可以根据委托人的要求灵活设置各种条款，如设立期限、资产分配方式、突发情况时的财产处置等，并可根据事先约定在信托存续期内进行调整，并可以在信托条款中明确规定受益人获取收益的条件，附加对后代的约束条款，实现对继承人的教育和约束，以及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传承。
经济趋势下的新变化
在进入中国市场十几年的时间里，瑞致达也发现中国企业家们的需求在不断发生变化。
“十几年前，瑞致达进入中国就是因为看到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需求。” Sherrie Dai说，当时，中国企业更多的需求是出于身份保密、税收等方面的考虑希望跨境成立公司。但随着中国和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现在中国企业在海外成立公司，更多是为了到港股或者海外市场上市，做好上市前的架构安排。另外，海外家族信托在近年来也越来越多。
在全球化的趋势之下，越来越多成功的中国企业家希望进入全球市场募集资金，以实施进一步扩张或者实现其企业的全部或部分价值，香港市场由于地理优势，成为很多企业家们的首选。
出于股权激励、保护财富等目的，企业家们也会选择设立信托持有股份。在典型的IPO前结构中，最初将企业股份置于信托结构中，随后实施首次公开募股，这样一部分股份以及首次公开募股的收益（金额通常非常可观）一起保留在信托中。后者由受托人（在企业家及其顾问的指导下）投资于资产组合，以保护财富并使其多元化，从而使企业家及其家人长期受益。
此外，在“一带一路”的进程当中，走出去的企业家们则更愿意将新加坡作为自己的企业拓展东南亚业务的中转站。
“新加坡在监管、金融、社会秩序等各方面都很成熟，企业家们更倾向于在新加坡设立公司之后再向其它地区延展，新加坡就顺其自然地成为了企业家们进入东南亚市场的第一站。”
Sherrie Dai指出，新加坡也因此成为最受欢迎的信托管辖区。
一方面，新加坡作为一个司法管辖区与中国保持一定距离，并且对受托人建立了更为成熟全面的监管制度。
此外，新加坡与中国有紧密的文化联系，人们能够说普通话，这对中国富裕人士有吸引力。 同时，新加坡在教育方面的优势，也让富裕家庭更愿意把小孩送到新加坡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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