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芯片產業是一個高度依賴生態的產業，韓國、臺灣地區芯片產業的成功都離不開“內生優勢”與“外部資源”的綜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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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和臺灣地區的成功經驗
美國封殺、英國圍剿，中國大陸被芯片制裁狠狠將了一軍，這才恍然驚覺原來“彈丸之地”——韓國和臺灣地區的芯片這麼厲害！
就在2017年，藉著大數據、雲計算、比特幣挖礦等需求的強勁東風，內存價格一路飆升，韓國單憑三星和SK海力士兩家企業就控制了全球內存顆粒80%的市場，三星更是一舉奪下了英特爾把持25年的市場“老大”地位，成為全球最大的芯片製造商。
但“江湖從來都不是一個人的”，臺灣芯片廠商也在步步緊逼。放眼世界，也就只有臺灣地區和美國能生產電腦芯片“南橋北橋”和“中央處理器（CPU）”，臺灣在芯片代工、封測領域都赫赫有名，晶圓代工業產值佔全球67.4%，聯發科橫掃大陸手機芯片市場，日月光全球“封測一哥”的位置無人撼動，臺積電更是一枝獨秀，在10nm工藝上，三星搶到了高通驍龍845代工訂單，臺積電則輕鬆拿下了華為麒麟970和蘋果A11兩款芯片的代工訂單，這讓從未言敗的三星豈能容忍？
為了分食訂單，三星率先將7nm工藝引入EUV極紫外光刻設備，還向ASML一口氣買了10臺EUV設備，而ASML一年的產能也不過才12臺而已。三星下血本，臺積電也不示弱，隨後立即以“7nm技術已量產，5nm技術在路上”予以回擊，兩兵交戰你來我往，反倒讓中國大陸愈發鬱悶：為何小小的韓國、臺灣地區芯片產業卻能如此硬氣？
要知道，早在1973年，藉著中美關係趨緩、歐美石油危機的機會，中國就曾試圖從歐美國家引入當時世界最先進技術——七條3英寸晶圓生產線，這要比臺灣地區早2年，比韓國早4年，當時二者都還沒有電子工業科研的基礎。
即便到了1985年江蘇無錫的742廠也已經能夠生產64k DRAM，幾乎和韓國、臺灣地區處於同一起跑線上，可後來為何就硬是被二者成功超越，還甩這麼遠呢？
韓國
先拿韓國來說，芯片產業從一片荒蕪到“超常規發展”，其實離不開政府的強力支持和企業的“死磕”。
20世紀60年代開始，韓國的經濟建設重心開始向重工業傾斜，政府傾其所有國家資源，集合財團之力，扶植芯片企業發展，甚至為了芯片產業制定了BK21人才戰略及強大的產權保護機制，推動“資金+技術+人才”的高效融合，防止半導體技術洩露、逮捕產業間諜、維護知識產權。
政府與財團的合謀成就了韓國的芯片產業，也讓“三星共和國”成為超越國家的存在，但特殊的政商關係、利益輸送也讓韓國總統成了高危職業，三星的偉大事業就離不開無數政治家丟官入獄的代價。
而且韓國企業普遍遵從強烈的狼性文化，擅長在市場蕭條週期進行逆向投資，硬是拿錢將一大批半導體企業擠出了市場。
當然，“韓國芯”的崛起還有那麼點“小幸運”，這源自美日半導體爭霸以及隨後的政治調控。彼時，一邊是美國以反傾銷、反投資、反併購等手段發起針對日本半導體企業的反傾銷訴訟案，一邊是計算機行業需求增長，導致全球市場上256K DRAM嚴重短缺。
韓國政府恰好正大力支持發展半導體產業，三星等韓企也正致力於進軍DRAM產業，再加上廉價勤奮的勞動力，便順理成章成為了美國芯片產業定向扶植的首選對象。
臺灣地區
再看臺灣地區，半導體行業如此發達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不受《瓦森納協議》的技術壓制，“起點都比大陸高”，當中國大陸只能拿到中低端的光刻機時，臺灣地區的企業卻可以自由使用最先進的高端半導體設備，由此也就不難理解，華為為何能自主研發出麒麟芯片，卻難以完成自主生產，部分得歸因於《瓦森納協議》的技術封鎖。
當然，臺灣半導體後天的開創式創新也是其崛起的關鍵性變量，就拿臺積電來說，一來為了繞開成本和芯片專利障礙，二則創始人張忠謀從一開始就敏銳地察覺到半導體設計公司和製造廠代工的分離趨勢，當機立斷創造性地把芯片設計與生產分開，專攻晶圓代工，並通過不斷迭代新一代的製造技術，將芯片代工做到極致，從而奠定了臺積電“晶圓代工一哥”的地位，也支撐起臺灣芯片產業的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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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模式的三個層面“四個要”
不難看出，芯片產業是一個高度依賴生態的產業，韓國、臺灣地區芯片產業的成功都離不開“內生優勢”與“外部資源”的綜合作用。
同樣基於對此種生態因素的綜合考量，福卡智庫將芯片產業的成功模式歸納為三個層面“四個要”。
宏觀層面
從宏觀層面看，是“信息經濟+迭代模式+世貿+大國博弈”的共同拉動。
從最初IT行業大火，到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和物聯網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的爆炸式發展，芯片產業的突飛猛進無疑離不開信息經濟的強勢延續，以及信息消費的“煽風點火”。
但看看當時中國大陸的方正集團，自以為窺到了芯片行業的大好時機，也搞了一條價值60多億的芯片生產線，本想大幹一番，豈料剛開始出現盈利，這條花費巨資的生產線就因為技術的迭代升級面臨淘汰。
可見，芯片產業要成功光靠“搶風口”不行，還得跟上摩爾定律迭代的速率。畢竟，芯片製程工藝從微米到納米，再從90納米、65納米、40納米、28納米……一直髮展到7納米和未來的5納米，一路上都在以遠超“摩爾定律”的速度迭代著，一不留神技術上就可能大幅落伍，鉅額投資的生產線也很可能成為落後的產能。
不過你以為搭上了信息經濟的東風，也跟上了摩爾定律的腳步就能一往無前？錯！芯片產業既然是一個生態，這也註定了其成功之路上必然有著各種彎彎繞繞，就拿韓國、臺灣地區來說，當初若不是加入了世界貿易的洪流，又恰好趕上大國博弈倒逼芯片產業推陳出新、定向轉移的大好機遇，哪這麼容易翻身！
中觀層面
從中觀層面看，是“企業+資本+市場+政府”的有效結合。
日本與韓國“政府意志+企業投入+技術引進”的崛起歷史表明，半導體產業的發展，是在政府的鼎力支持下，企業充分發揮市場主體作用、主動參與競爭的過程，缺一不可。
要知道，國外產品都是在幾十年應用中經歷了多輪試錯才發展起來的，芯片的試錯成本高（一次流片幾十萬上百萬人民幣）、排錯難度大（成千上萬甚至幾十億只管子、十幾個PAD需要去排查）、專利還被巨頭壟斷，巨頭們不但自身會使出多種手段懲戒後來者，甚至還組建產業聯盟扼殺後來者。
倘若純粹以市場規律運行，公司難憑一己之力屹立不倒，故而仍需政府的鼎力支持。
當年日本除了依靠“官產學”三位一體化的VLSI項目抹平與美國的技術差距外，還在貿易戰略上通過提高關稅、限制性配額、購買本土產品等保護本土剛起步的存儲器企業。
韓國亦如此，通過實行“殖產興業”的財閥制度，由政府牽頭投入重金對芯片產業進行技術攻關。
但是由於政府自身往往對半導體產業認識不到位，也不具備管理企業的經驗和能力，必然少不了企業全力參與決策。
由此觀之，芯片產業若想成功，既要有企業的參與，又要有資本的投入，還要經得起市場競爭，更要有政府的支持。
個人層面
從個人層面看，是“企業家+科學家+工匠+戰略家”的一體化作用。換言之，芯片產業的成功者都是特殊材料製成的人，他們既要有企業家的精神，又要有科學家的素養，還要有匠人的情懷，更要有戰略家的眼光。
一來芯片產業極其複雜；二是它對高精度與技術積累都有嚴苛的要求；三還得在世界博弈中經受市場的擠壓和檢驗，不是僅憑一腔執著、單線思維，或抱著賺快錢的趨利心就能走到底的。
三星數次豪賭式的逆週期投資背後，是其對市場需求和競爭格局的精準把握、對速度與效率的極致追求，以及嚴格的問責制度。
可以說是將企業家的敏銳嗅覺、科學家的孜孜不倦、匠人的昂揚鬥志以及戰略家的果敢決斷釋放得淋漓盡致。
綜上，從芯片產業的成功模式可以看出，中國芯片產業不行不是哪一個因素、哪一個人，或者哪一個機構就能主導支配的，而是受困於整個芯片產業生態建構不全的束縛。
那麼中國的芯片何時能夠突破束縛，鳳凰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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