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宪民——永远向着生活的真理之眼
文 | 林路
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摄影沐浴着万象更新的春日景象。这时候最先进入人们视野并且以抓拍风格为主、以生活纪实为目标的摄影家，就是法国大师级人物亨利·卡蒂尔·布列松。尽管这时候的卡蒂尔·布列松已经悄悄放下了手中的徕卡相机，在巴黎开设了一家画廊，出售他的摄影作品和他在年轻时就一直钟情的绘画作品。
▲ 亨利·卡蒂尔·布列松是法国著名摄影家，他一生从事摄影半个多世纪，足迹遍及世界各地，拍摄了大量精彩照片。被誉为“当代世界摄影十杰之一”、“人类喜剧的报道者”。
但是，对于生活的态度，卡蒂尔·布列松不改初衷，依旧以执着而敏锐的目光面对一个令他也许有点陌生的当代世界。1987年，他在中国摄影家朱宪民的摄影集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真理之眼，永远向着生活。”以此表达他毕生为之奋斗的愿望，并且告诉同样将摄影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朱宪民以及中国摄影界的同行们，生活与摄影同在！而这一时刻，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好进入了关键的第十个年头。
▲1963年，河南。黄河大堤的冬天。
▲1968年，吉林。农村小学的劳动课 。
▲1976年，山东。收工。
▲ 1977年，山东。 放学路上挖野菜的孩子 。
▲1977 年，山东。黄河岸边拉煤的地排车。
▲1978年，北京 。龙潭湖鸟市。
朱宪民出生于黄河边贫瘠的黄土地上，年轻时背着个小花包到了抚顺，寻找生存的空间。倔强的性格让他放弃了在浴池给别人搓澡、给人剃头或者为人打棺材的木匠等没有“技术含量”工作，而是一头撞进了照相馆，一路走进了画报记者的行列，最终干了一辈子的摄影。命运让生活方式和摄影关联，一切也就有了传奇般的色彩。
接下来，让摄影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并且升华为一种人生的履历，还必须经历时代的磨难，否则难以承受沉重的历史重任。朱宪民的磨难是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完成的，十七岁朱宪民背着行装从黄河边走来，三十多岁又背着相机朝黄河边走去。其中经历的政治运动以及走过的弯路，和中国摄影的曲折紧密相关，也不断校正了摄影家的走向。最终，他“踏上的就是回家的路”——回到了与镜头最为亲近的黄河岸边的父老乡亲中间。他从生活中汲取的灵感，重要的不是告诉他们如何控制照相机，而是如何控制生活的走向，控制生命与这个世界上芸芸众生的关联。唯其这样，他的摄影作品才会具有永恒的价值，和中国的改革进程发生了不可分离的血脉关系。
▲1978年，河南。村头的小食摊 。
▲1979年，北京。天安门广场。
▲1980年，黄河中摆渡的农民 。
▲ 1980年，河南。耍猴人。
▲1980 年，河南。民以食为天。
▲1980 年，河南。三代人。
▲1982年，北京。天坛公园细听回音壁的人。
▲1983 年，云南。引水上山。
▲ 1983年，陕西。过节的人们。
我们看到，朱宪民在1980年给我们带来的经典之作《黄河渡口》，让一群黄河边上的农民面对镜头驾着木船破水而来，阴郁的天空和凝重的眼神，透露出一个民族的精神状态。镜头中对平民百姓的关注，不仅仅停留在表面的视觉空间，而是深入到人类灵魂的深处，将人类的苦难夹杂着人类的希望，以异常复杂的穿透力呈现在平面的照片中。这些照片都不是简单地讲述一个事件或者讲述一个故事，而是以宏观的力量通过细节的叠加，给人以无限丰富的想象空间。
▲1986年， 青海。 黄河源头 。
▲ 1986年，青海。挤奶去。
▲1986年， 青海。姐妹。
▲ 1988年，河南。国道马路旁。
▲ 1988年，山东。卖馍馍。
▲ 1989年，放羊的孩子。
▲1989年，河南。回娘家。
▲1989年，山东。 母女俩 。
▲ 1989年，工地。 黄河组照 。
▲ 1990年，北京。白塔寺。
▲1990年，山东。家长里短。
尽管卡蒂尔·布列松对朱宪民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朱公（中国摄影界对朱宪民最亲切的称呼）也曾这样说过：卡蒂尔·布列松的作品让我感到艺术的力度、严谨、完整，摄影原来和生活贴着那样紧！摄影原来可以“整日在街头寻找，随时准备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将活生生的生活完全记录下来。”但是从实际的画面上看，相对卡蒂尔·布列松，朱宪民的作品显得更为平实朴素，似乎在不露声色之间，完成了对现场的目击。
▲1992年，深圳。车公庙食街之一。
▲1995年，河南。早市上卖葡萄的兄妹俩。
▲1996年，陕西。大树下的人们。
▲ 1996年，山西。古戏台上下。
▲ 1996年，山东。黄河凌汛。
当然，朱宪民的作品不乏“决定性瞬间”的力量，比如那幅流传甚广的《民以食为天》（1980），就是一个绝妙瞬间的组合——父亲的碗，孩子的眼神，都出现在一个无法替代的定格空间，给人以悠长的回味。但是朱宪民所带给我们的这样的瞬间，并非以幽默或者意外取胜，而是在一个准确的角度，以看似平凡的刹那完成对芸芸众生的精神解说。这让我想到陈小波在描绘朱宪民时，用了一段准确的语言：朱宪民的内心世界没有改变，他身上的人间性和黄河气息使他看上去依然敦厚安然。朋友们都称他“朱公”，十几年来，我也一直跟着这么叫他。
他的精神世界决定了他对这个世界的热爱与宽容，唯其这样，他们的镜头中所出现的芸芸众生，才可能有一种人道主义的关怀贯穿其中，令人难以释怀。尤其是在朱宪民看来，在原则问题不可让步的前提下，艺术创作的空间可以不受限制。他的原则就是“我能做到的就是无是非无城府，‘你敬我一尺，我还你一丈！’”他还身体力行，在艺术创造的空间大胆探索——早已退休的朱宪民却意识到刚刚可以腾出空来，全力以赴拍摄他想拍的东西了。
▲ 1999年，山东。乡村路边简易理发点、镶牙点。
▲2004年，重庆。外地打工的农民。
▲ 2008年，云南。红河赶集的农民。
▲2010年，陕西渭南 。
▲2010年，深圳。街头偶遇。
▲2011年，云南。山村小学。
他说农民和产业工人也是他终身要拍的题材。他要告诉城里人：我们吃的用的全是农民和产业工人创造的，他们吃苦耐劳给我们提供了必需品，他们是我们要用一生感激的人。他还说：“我坚信我拍的黄河100年之后能体现它的价值。”
它的价值，也许不仅仅局限在4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风起云涌之间……
朱宪民，1943年生于山东省范县，历任中国摄影家协会第六届、第七届副主席，中国艺术摄影学会执行主席。1988年创办《中国摄影家》杂志，1996年作品被德国埃利森匹科特艺术博物馆收藏，2002 年在法国巴黎水之堡摄影展览馆举办 “朱宪民摄影作品展”，2005年荣获“中国新闻摄影学会摄影事业终身成就奖”，2015 年获《影像力量》中国国际摄影文化展镜美尊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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