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曰：變革是有賴於太多條件的成熟的，歷史的洪流告訴我們的真理是隻有那種精準把握時代脈搏的超強洞察，有勇氣使命擔當的執權柄者才能完成。今日之人，抓頂層設計，勵精圖治，要往深水區推進，是很難得的。治大國如烹小鮮，小將們要有耐心，急於求成，冒險冒進，只會斷送自己，為害國家。
商鞅變法
都說中國封建王朝數千年的霸業是孔子的霸業，大概是因為自漢董仲舒以後“獨尊儒術 罷黜百家”，所以都算到儒家老夫子頭上。但老夫子“仁政”那套是教化撫民的學問，去戾氣善民心還行，但富國強軍馭民，用的還是法家商鞅那套，數千年封建王朝壓箱底的乾貨。
01
《史記》記載公孫鞅，從小就好鑽營“刑名之學”。他在魏國給相國公叔痤做侍從，他的真才實幹公叔痤是知道的，但公叔痤直到臨死前才對魏惠王說：“我的侍臣公孫鞅，雖然年輕，但有奇特的才能，以後國事可以盡都託付於他處置。”司馬遷特著一筆，“知其賢，未及進”，似有弦之音，是真的來不及麼？
公叔痤是有相馬的好眼力的，不僅看到公孫鞅，還看到吳起將軍。
他把吳起邀約到府上作客，讓公主夫人故意辱罵刁難自己。然後建議魏王把公主許配給吳起，試探其有無長久留在魏國之念。吳起是見過公主德行的，當然給拒了。魏武侯因而對吳起起疑。吳起害怕國君降罪，逃離魏國。後來，公叔痤打了勝仗，魏王要嘉獎，他還不忘將功勞歸於當年吳起帶兵。於是，魏王封賞公叔痤和吳起後人，時人都稱公孫痤賢良美名。
公叔痤相馬卻不薦馬，擠走了吳起，到死了才讓出位置，讓能幹的年輕人公孫鞅冒頭，還特意叮囑魏惠王，能用就用，不能用就殺。魏惠王卻不殺也不用，公孫鞅只好離開。魏國是留不住人才的，百年後的范雎也是在魏國差點被鞭打而死，卻在秦國做了宰相。所以只有秦國做到了五湖四海，人才都往秦國跑。
秦始皇能鞭震宇內，與其自先祖爺秦孝公之始的數世代連綿而不絕的優秀秦王們勵精圖治是分不開的。中國數千年帝王傳承中，能有如此好香火的恐怕只有愛新覺羅家能比。胸襟廣闊的秦孝公，打出求能若渴的廣告：“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給高官，封國土，大手筆。於是，公孫鞅入秦。
02
公孫鞅是靠賄賂太監，才見到秦孝公的。秦王只對霸道之學感興趣，聊的很投機，不知覺中把腿都挪了過去。歷史上類似的場景是漢文帝問道賈誼，卻是“不問蒼生問鬼神”。賈誼是不得志的，但商鞅不是。秦孝公是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不願“數十百年”才“身顯名天下”。商鞅很快就任命為軍政大權，啟動了中國歷史上規模空前的全面變革。
行政上，推行縣制管轄，官員分尊卑爵秩的等級，以此分田宅、臣妾、衣服，有功的顯榮，沒功的即使富也不貴，同時削弱貴族特權，禁止僱傭和養士，禁止潛規則和走後門；經濟上，統一稅租制度，重視農業為根本，重新分配土地，鼓勵開墾阡陌，禁止買賣糧食，耕織生產多的人，可免賦役，打擊害農、擾農行為，限制商業發展，提高商品價格，對工商業苛重稅，打擊服務業，打擊娛樂業；軍事上，論功行賞，立軍功者，可以獲得上等爵位，哪怕貴為王親國戚，沒有軍功也不能入宗族的名冊；民治上，採用愚民政策，禁止士大夫通過辯論、遊學來提高國內百姓的見聞，加強戶籍監管，懶惰致貧者，全家沒收為奴，禁止自由遷徙，老百姓中有犯法的以什伍為單位連坐，告發奸細的與斬敵者同賞，藏奸或不報者與降敵者同罰；在文教上，執行分戶令，禁止百姓父子兄弟同居一室，統一度量衡……如此刮骨療毒，手術刀式的變革，有些人自然是不適應的。老百姓起初是有些牢騷的，但十年下來，老百姓們高興極了，鄉邑大治，路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產豐實。老百姓們要的不就是這些麼。
商鞅“弱民才能強國”論雖然歷來被罵歪理邪說，但整體來看他所主導的變革卻是實實在在將利益傾斜給老百姓的。勤耕織就能倉稟實，有軍功還可封爵，說明是有上升通道的。雖然政策有高壓，還動不動上綱上線，連坐收司，但那都無損良民百姓的核心利益，況且法律還是一視同仁呢。太子犯了法，公孫鞅說：“法之不行，自上犯之。”所以要罰太子。但太子是未來儲君，又不能施以刑罰，就處罰太子的老師們，施刑公子虔，將公孫賈臉上刺字。曹操的馬踐踏麥子，依軍律當斬首，於是割發以代。所以，古中國的法律是有天花板的，不像現在的群眾眼睛那麼雪亮，處罰到這個份上，下面的人也就得過且過了。
03
不僅變法有綱領，推進有方法，商鞅還是腹黑的外交家，地緣政治的洞察者。衛鞅對秦孝公說，魏國是秦國的心腹大患，非魏並秦，就是秦並魏。魏國與秦國以黃河為界，東面是險峻的山嶺，獨享崤山以東的有利地形。它強盛時便向西侵入秦國，困頓時候便向東收縮自保。現在我們有賴於你的聖明，國家強大起來，而且魏國去年剛打贏了齊國，各國都遠離魏國，此時正好攻擊它。魏國抵擋不了，就會向東遷徙，然後秦國就可以憑藉黃河、崤山的險要，東臨天下，成千秋偉業。
這個地緣判斷是非常準確的。只有強兵猛將的秦國是不能長久的，拿破崙軍隊無上強大，但法國是沒有地緣優勢的，周邊強鄰環伺，拿破崙無法承受失敗，只能一勝再勝，在接連不斷的征戰中消耗自己。但是隔著英吉利海峽的英國可以失敗，冰天雪地的俄羅斯也可以。有時候我們以為戰爭是人的交戰，其實說是山川大地的交戰也不為過，精明的美國先帝爺們，從立國之初就清楚知道他們安全之所繫，幾代人使命明確，一路戰鬥擴疆到太平洋沿岸。
秦孝公派公孫鞅率軍攻打魏國。魏國也派公子卬前來抵擋。公孫鞅派人送信給公子，寫道：“當年我與公子您交情很好，現在都成為兩軍大將，不忍心互相攻殺。我們可以見面互相起誓結盟，暢飲之後罷兵回國，以使秦國、魏國的百姓安心。”中國人是最講酒飯交情的，項羽擺鴻門宴，趙匡胤杯酒釋兵權。公子卬前來赴會，兩方盟誓完畢，正飲酒時，公孫鞅預先埋伏下的甲士衝出來，俘虜了公子，又乘勢攻擊魏軍，使其大敗。太史公說，公孫鞅這個人是刻薄寡恩的。僅有那麼一次表現人的溫情，卻是假象。
從此，佔據崤函之固後的秦國，問鼎中原，大概率上只是時間先後的問題。秦孝公封賞公孫鞅商於地方的十五個縣城，於是號為商君，後世多稱商鞅。
魏惠王驚恐，獻上大片國土求和秦國，連首都也被迫搬遷，諸侯爭霸魏國從此基本out出局，悔嘆道：“恨不用公叔之言！”這悔恨不知道是悔沒有殺公孫鞅，還是沒有用他變法，也許兩者都有。
不過，魏惠王不殺商鞅，但商鞅有的是人殺。
04
商鞅在秦國是不比老同志們有根基的。這麼深度全面的變法，執的還是秦孝公的尚方寶劍，秦孝公一死，情勢也就變了。
公子虔自從後來又犯法，鼻子被割掉以後，已經八年不出門，這時也出來活動了。老同志們一個個都圍在新君面前訴苦，新君年少十九但是是有政治覺悟的。曹操對王糧官說借頭一用，以安軍心。秦惠王也要用商鞅一用，五馬分屍，以安朝堂。但商鞅之死只能順了老同志的心，秦惠王還要滅商鞅一族，報當年打狗懲主的事是小，示殺伐手段立威才是大，不然老同志們以後又怎麼鎮的住。秦王是深謀遠慮的。
秦國享受了變法的紅利，從一個後進國家，變成了國際上的先進國家，諸侯們望而生畏。所以商鞅雖死，但變法不能斷，秦王又是心知肚明的。革命尚未完成，秦惠王還得執死人商鞅的火把，繼續努力。
有個叫趙良的，曾與商鞅有過對述，重點比較了商鞅執政與前秦穆公首臣百里奚之間的區別。趙說，百里奚治國之時，對外是戰攻彪炳，保護了秦國安全。對內也不擺架子，累了不乘車，熱了不打傘蓋，也不前呼後擁，刀斧相隨。百里奚死了，秦國上下男女老少，痛哭流涕，歌舞不聞，守禮遵喪。但反觀商君呢，凌辱貴族，踐踏百姓，很多事做的不得人心。現在你出行，要尾隨大批車輛伍甲，少一樣都不能出門。你處境危急，有如朝露。現今你還在貪戀商於的富庶，享受獨斷專行，一旦秦王孝公，有個三長兩短，逮捕你的罪名還嫌少麼？
對這種謂得人心、施仁政的儒子之言，法家的商鞅向來是聽不進的。百里奚之治績，賴於一人，人死而治敗，但商鞅要的是法制，法替人治，是不世之功。
變革的人大抵都是理想主義者，心中是藏著擘畫未來藍圖的。但理想主義者的通病是常常忘懷現實之強大。商鞅以血淋林的結局昭示後來者忘懷現實的悲劇。故，商鞅以後，為政者是不敢輕言變法的。有些勇於歷史擔當的能臣們，如王安石、張居正變法都半路而夭折。
王安石的評價在宋一朝及後世至今評價是很有分歧的，初死時被徽宗追封，配享孔廟，無上殊榮，數十年後又被徽宗奪爵，毀去畫像。後世將靖康之恥及宋朝滅亡之罪歸於其身者，不在少數。蔣先生說“最佩服的就是王安石”，東方偉人說“（王）不周知社會之故，而行不適之策也”。張居正死後，神宗為之輟朝，贈上柱國，諡號文忠，可不出幾日，就被褫奪。神宗下令抄家，罪狀示天下，家人或流放或餓死，張居正甚至差點被開棺鞭屍。
中國封建數千年，各家姓變幻大王旗，走馬觀花的登場，但變法而成者有幾人？實是變法改良遠難於革命！變革是坐在火山口上的事，所以清華教授說前面是地雷陣和萬丈深淵，一百口棺材要留一口給自己。頭等的政治家清楚危險，但網絡小將們是不知道的。小將們覺得藥方通用，整天罵的是“明明有橋，為什麼還要摸著石頭過河”。
小將們生在安定思治的八九十年代，成長在昌盛開放的二十一世紀，是不知道天高地厚水生火熱的，以為這就是世界本來的樣子，忘記了前人們刀尖火口上的來之不易。他們不珍惜，覺得否定比維護，更顯高人一等。
變革是有賴於太多條件的成熟的，歷史的洪流告訴我們的真理是隻有那種精準把握時代脈搏的超強洞察，有勇氣使命擔當的執權柄者才能完成。今日之人，抓頂層設計，勵精圖治，要往深水區推進，是很難得的。治大國如烹小鮮，小將們要有耐心，急於求成，冒險冒進，只會斷送自己，為害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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