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先生汪廣洋怎也難逃朱元璋一刀

本人新作《大明帝局》由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且看中國最後一個漢族王朝兩個祖皇帝,為馴化士大夫,下了兩盤多大棋。敬請欣賞選節8——

好好先生汪廣洋怎也難逃朱元璋一刀

洪武十二年歲末,大明中書省烏雲密佈。胡惟庸猶如頭年的豬,隨著新年鐘聲的即將敲響,生命進入倒計時。

在收官胡惟庸之前,朱元璋做了最後的熱身,捏了一個軟柿子——右相汪廣洋。

好好先生汪廣洋怎也難逃朱元璋一刀

和胡惟庸一樣,汪廣洋生年不詳,但卻不是寒門子弟。據《汪氏族譜》考證,汪廣洋祖上世代為官,祖上汪華為唐越國公,到了祖父汪冠世這一脈,由安徽老家遷徙到江蘇高郵,所以汪廣洋就成了江蘇高郵人。

此人小時候很聰明,也有神童美譽,師從元朝名臣餘闕,還未下山就已是遠近聞名才子。元末,汪廣洋考中進士,但還沒得到實職,天下就大亂了。

 因為汪廣洋在沒下山前就已經成名,所以他的出道和前幾位丞相不同,不是主動投靠過來的,而是朱元璋慕名請來的。

朱元璋起初重用汪廣洋,是劉備對待諸葛亮的期望值。而此時的汪廣洋,還頗有些諸葛亮轉世味道。史載他“通經史,善篆隸,工詩歌”,跟定朱元璋後,戎馬倥傯之時,他常有吟詩作賦的閒情逸致,其《珠湖隱者篇》則風格豪邁:李白醉暮宮錦袍,倒騎長鯨鞭怒濤。笑歌濯足九江水,睥睨萬象輕鴻毛……讀他的詩歌,能夠感受到金戈鐵馬的鏗鏘韻律,令人頓生敬畏之感。

洪武元年,即朱元璋登基後的第一年,“以廣洋廉明持重,命理行省,撫納新附”,將他派往山東,安撫新歸附的民眾,“民甚安之”。這表明汪廣洋不僅能打仗,而且還善於做群眾的思想工作。因其突出業績,“是年召入為中書省參政。明年出參政陝西”。

洪武三年(1370),李善長面臨病退,汪廣洋被朱元璋任為中書左丞,成為丞相首席助理。

誰知大明建國後,現實殘酷起來,此人顯出原形。朱元璋方知此人不是諸葛亮,而是白面書生孫乾。汪廣洋表面上羽扇綸巾,實質從性情講卻是個純文人,膽小怕事。為相後一直戰戰兢兢,凡事不敢做主。

汪廣洋為左丞時,搭檔是右丞楊憲。雖然左丞是中書省長官首席助理,但汪廣洋這個首席卻怕次席楊憲。遇事處處避讓,甚至違心依從,但是仍然不能免去楊憲的嫉恨。楊憲唆使侍御史劉炳彈劾汪廣洋,罪名是“奉母無狀”,說汪廣洋對老母不孝。我們知道,明代標榜以孝治天下,不孝便是大罪。至於劉炳是否真正掌握了汪廣洋對母親不孝的真憑實據,我們不得而知,反正汪廣洋沒有做出有力的辯解,更沒有反擊。朱元璋嚴詞斥責汪廣洋,一拉到底,將其削職為民,放逐還鄉。

汪廣洋被貶,楊憲沒得意多久,就被胡惟庸聯合李善長搞掉,朱元璋處死楊憲後,召回汪廣洋。洪武四年即公元1371年正月,李善長因病告老回家。中書省的工作不能沒有人主持,朱元璋便啟用汪廣洋,拜為右丞相,主持中書省工作。但汪廣洋還是一如既往,謹小慎微,事事請示,對朝政從不主動置詞,這又令朱元璋十分失望。洪武六年正月,朱元璋以“廣洋無所建白,久之,左遷廣東行省參政。”

 汪廣洋被驅逐後,精明強幹的胡惟庸被朱元璋安插進入中書省,接任右丞相。洪武十年,升左丞相。同年,為改變胡惟庸一人獨相的局面,朱元璋再拜汪廣洋為右丞相,以期達到制衡作用。但是汪廣洋懾於當時的政治氣候,舊習不改,且變本加厲,迷上了美酒,沉溺詩酒不能自撥,事事調和,隨波逐流,並沒有起到應有的牽制作用,重要公務“惟以他官剖決,不問是非,隨而舉行”。朱元璋很不滿意,曾經多次約談汪廣洋,對其進行警告。可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汪廣洋總想不變應萬變,所以仍然我行我素,始終一副唯唯諾諾的樣子。

在朱元璋徵求劉伯溫誰是丞相合適人選時,也提到了汪廣洋,劉伯溫對汪廣洋的評價是“器量褊淺,比憲不如”。說汪廣洋難成大器,格局還不如楊憲。不是當丞相的料。

縱觀汪廣洋的幾起幾落,其直接的原因是不作為、當好好先生,他的致命弱點在於謹小慎微、性格懦弱,以致到了窩窩囊囊地步。其實這種好好先生的本質,還是自私膽小,但求自保。汪廣洋採取此種“鴕鳥”策略,也是看透了當時的權力格局。當時朝廷中派系分明,以李善長為首的淮西派勢力最大,以劉伯溫為首的浙東派其次,而汪廣洋無黨無派,勢單力孤,不具備跟其他派系抗衡的實力,只能當縮頭烏龜,做逍遙派。

可見汪廣洋雖然膽小,但卻很聰明,是個識時務的人。從昔日與朱元璋相談甚歡,到後來的“無所建白”,從原來的“屢獻忠謀”到後來的“浮沉守位”,從早年的文采風流到後來的以詩酒自保,做了丞相的汪廣洋彷彿換了個人一般。

為什麼他變了?因為他看出了苗頭,朝中風向變了,同事變了,最重要的是皇帝變了。

當年朱元璋未得天下之時,正是用人之際,希望天下雄才盡入自己彀中,希望天下謀略都為己用。那個時候他尚有容人之雅量,因而汪廣洋可以毫無顧忌,侃侃而談,直抒己見。從來共患難易,同富貴難,打天下的皇帝和坐天下的皇帝有著根本的不同。朱元璋成了一言九鼎的天子,儘管他也號稱大帝,但是與從諫如流的李世民相比,則是一個猜忌心極重的人。“伴君如伴虎”“言多必失”“沉默是金”,以汪廣洋的性格,他的選擇必然是沉默。以為自己“好歹不開口”,誰也不能將他怎麼地。

事實證明,汪廣洋的選擇是錯誤的,不開口這一招對一般暴君或許有效,但對不一般的朱元璋不靈。朱元璋比閻王還難對付,你汪廣洋沉默,說明你對我還有所保留,還不是真正的忠心不二;你既然想沉默,那我就砍下你的腦袋,讓你永遠地沉默!

史料記載,汪廣洋越是想逍遙,朱元璋偏不讓他逍遙,反覆折騰這個可憐文人。二次拜相不久,汪廣洋又再次罷相,時隔不長時間,又“復召為左御史大夫”。左御史大夫是監察百官的官。汪廣洋在左御史大夫任上僅上過惟一一次彈劾他人的奏章。洪武九年,他聯合御史大夫陳寧上疏進言,矛頭所向,直指李善長和他的兒子——駙馬都尉李祺。他說李善長恃寵而驕,皇帝生病有近十天沒有臨朝視事,他卻不問候一下;駙馬都尉李祺有六天不上朝,還不肯謝罪。

從這個彈劾看,這個汪御史,實在是太有小聰明瞭。他對現任宰相胡惟庸結黨營私、專橫跋扈的種種行為視而不見,卻計較已經因病致仕的前任丞相,而且所言似乎也是雞毛蒜皮、捧不上臺面的事,他這樣做,既不得罪當權者,又表示了作為姿態,表明他這個左御史大夫的存在。

汪廣洋倒臺事由“占城入貢事件”。

洪武十二年,說占城國入貢大明,中書省未及時奏聞皇帝,私下就把貢品分了,朱元璋沒撈著。得知此事的朱元璋怒不可遏,什麼事不讓他知道哪行,於是追查責任,胡惟庸裝糊塗:不知道啊,禮品這事都歸老汪負責。汪廣洋有口難辯,被撤職查辦。明史記載,朱元璋第三次將汪廣洋罷相,先是流放海南,後追加“賜死”。

佔有禮品即使罪狀成立,也不應該被賜死,頂多被削職為民罷了。既然如此,朱元璋為什麼還要非殺好好先生汪廣洋不可呢?

歸其宗由,就是因為他要下盤很大的棋。事實上,汪廣洋之死有更深刻的政治原因。

《明史》對汪廣洋之死如是評價:“廣洋謹厚自守,亦不能發奸遠禍。俱致重譴,不亦大負爰立之初心,而有愧置諸左右之職業也夫?”意思是說,汪廣洋希望潔身以求自保,卻因沒有揭發奸人之罪而遭到重遣。但是,我們把視線放遠一點,就會看到,這一切都是朱元璋的精心設計安排——廢相局必殺技。 

所以汪廣洋從任宰相的那天起,就註定了將來的結局。被殺是確定的,不確定的只是被殺的罪名和被殺的時間。

說白了,在朱元璋廢相的全盤計劃中,汪廣洋只是一個小棋子。汪廣洋明哲保身,以為可以什麼人都不得罪,卻首先得罪了朱元璋。在朱元璋看來,既然你不願意死心塌地充當我的一枚棋子,那我就只好拿你當棄子處理了。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中書省為相期間,汪廣洋沒過上一天舒心日子,說話也不算數,老實的他一直受到楊憲、胡惟庸的排擠、壓制,而最後被稀裡糊塗地處以極刑,先胡惟庸而去。

在處理汪廣洋最後時刻,朱元璋還想利用好好先生一把,希望他揭發胡惟庸罪行,為自己下步對胡惟庸下手做汙點證人。史料記載,關於胡惟庸種種惡行,“帝問之,對曰:無有。帝怒,責廣洋朋欺,貶廣南。舟次太平,帝追怒其在江西曲庇文正,在中書不發楊憲奸,賜敕誅之。”

面對皇帝的“反正”勸誘,汪廣洋不為所動,回答不知道,這使得朱元璋大為惱火,認為汪廣洋庇友欺君,將汪廣洋貶往廣南地區。之後朱元璋又想到汪廣洋在江西包庇他人,在中書省不揭發楊憲陰謀,再下詔書派專人趕至太平,將汪廣洋賜死。汪廣洋是“前腳才受貶,隨後又斷頭,只因皇上疑,臨死不知由。”

耐人尋味的是,汪廣洋的身後事,生前自己竟做了妥善安排。

汪府有一隨行護衛武士姓陳,朱元璋賜名宜武。陳宜武一直為汪廣洋的貼身護衛,實際身份是檢校,這個檢校就是朱元璋安插在大臣身邊的特務,負責偵察在京中官吏的大小之事。這陳宜武雖然是朱元璋的親信耳目,監察汪廣洋的一舉一動,但他卻與汪廣洋包括其家人的關係一直很好,在汪廣洋的極力推薦幫助下,後陳宜武來到登州任知府。仕途乖舛的汪廣洋如是安排顯露了先見之明,他早已洞察朱元璋的險惡用心,作為“交換條件”暗中託付三個兒子與陳宜武,以避禍於福山縣。不久,汪廣洋果然出事,隱匿於登州府福山縣的汪氏三兄弟,隱姓埋名,得以保全族門。此亦汪家不幸之萬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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