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越來越發現，孩子學不會，很有可能真的是我們不會教。當我們把教育的目標落實到個人賦能，而不是訓練考試機器的時候，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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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該如何養育孩子，是每一對父母都要面對的話題。在現實生活中，父母一談起孩子，內心的焦慮總是顯而易見。作為父母，雖然盡力了，為什麼孩子還是不長進？為什麼別人的孩子在學習上自動自覺，而自己的孩子寫個作業會把父母氣到“心梗”？為什麼別人的孩子唱歌、跳舞、彈琴、運動樣樣精通，自己的孩子總是什麼也學不好？到底是先天因素造成本性如此，還是後天培養不到位？為什麼有的孩子會成為“神童”和“天才”，而大部分人碌碌無為？自己的孩子究竟有哪些方面的潛能或者天賦？如果有，如何開發出來？這方面真是有無窮無盡的問題，令做了父母的人萬分迷茫。
曾經有一篇在微信上傳播到10萬+次的文章說，我們應該把孩子當植物來養。該文作者說，“如果你把小孩當植物來養，就一定會同意——種子才是硬道理。如果你把小孩當植物來養，就會理解——別人的種植技巧，只能隨便聽一聽。如果你把小孩當植物來養，就只能接受——每種植物各有各的好。”然而這篇文章雖是一個“新瓶”，裝的卻是“舊酒”——“基因決定論”。基因決定論，很容易被大眾接受，至少撫慰了我們不安的內心。“瞧，這孩子，自己生的，智商也不高，這樣已經不錯了。”
茶餘飯後，作為一種談資笑一笑也就罷了。然而，真的這麼想的話，我們就很容易減少了對現行學校教育制度的反思，也容易忽略我們為人父母對自己的反思。
智力是天生的嗎？
人類關於人本身智力的探索從未停止。在教育之中，Nature還是Nurture，“自然”還是“培育”，“先天”還是“後天”，哪個因素更重要，也是個古老的爭論。但是科學研究發展到今天，還是不斷地在突破。我也是通過不斷地看書和學習才知道，“先天”、“後天”這樣的說法本身已經落伍和失去意義，“基因決定論”也早已被科學家唾棄。我們舊有的認識也確實到了需要更新換代的時候了。
曾經在過去超過一個世紀的時間裡，我們都接受了“我們何以成為我們”的一種解釋，那便是基因決定論。我們是由我們的基因所支配的，這種迷思一直延續到不久之前。1994年，心理學家理查德•赫恩斯坦和政策分析師查爾斯•默裡所著的一本《鐘形曲線：美國生活中的智商和階級結構》(The Bell Curve: Intelligence and Class Structure in American Life)引起了極大的爭議，並很快成為暢銷書，書中說：“我們生活在一個日益分層的社會中，智識精英，即那些擁有最好基因的人，越來越遠離於智識（同時也是基因）下層的人。”他們將這種現象稱為“基因分層”，認為人類的智商是天生的。
兩年後世界著名進化論科學家斯蒂芬•傑伊•古爾德出了一本《人類的誤測：智商歧視的科學史》(The Mismeasure of Man)的書籍對《鐘形曲線》一書進行了嚴肅和全面的反駁，嚴密論證了基因決定論的不可靠。作者警告說，不要把“一切本來源自外部強加的禁錮”，誤認為是“來自內部的遺傳”。
曾經人們以為智力是先天的，決定了一個人努力能達到的上限。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就曾經對中小學的學生進行智力測試，以篩選出需要入讀特殊學校的學生（在亞洲一些地方，現在仍然在這麼做）。然而有人提出，智力測試並不能測出人們的先天心智能力，測出的只是教育和社會經驗的質量。經過兩次訴訟，加州政府均敗訴，法庭給出的結果是，智力測試不能作為學生編入特殊班級的依據。這件事被有的學者認為是從根本上動搖了智力測試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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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人們在現實生活中，仍然迷信“智力的先天性”。儘管過去20年中，這方面的科學研究日新月異，但鮮有人正確理解了那些科學家的研究成果。例如《天才的基因》(The Genius in All of Us)一書的作者戴維•申克就指出，現在有相當數量的科學家認為我們需要徹底清除以往的觀念，重新建立對基因的全新認識。人的智力發展也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是基因和環境不斷髮生交互作用的一種產物。
認識G×E， 替代 G+E
G是基因，E是環境。過去人們以為，我們所表現出來的所有性狀都是來自於基因加上環境的共同作用。然而越來越多的研究者認識到事情根本沒有這麼簡單。戴維•申克所著的《天才的基因》中指出，一些基因學家、神經系統學家、認知心理學家和其他人（被作者稱為是“交互作用學家”），他們致力於基因和環境之間動態交互作用的研究，值得引起大眾的重視，人們需要正確理解基因與環境的交互作用。
假如，我們過去以為基因就是一張事先設計好的指令藍圖，那麼現在我們必須尋求新的比喻。戴維•申克說，“基因不是一份已經完工的藍圖，而是由所有24000個基因構成的大量旋鈕和開關。”“絕大多數的旋鈕和開關，都能由其他基因，或在環境的微小刺激之下，實現打開、關閉、調大、調小這4個功能。這種開關和調節大小的功能時時發生。從受孕到最後一次呼吸，從無間斷。” 這種交互作用被學者們簡稱之為“G×E”（基因與環境的乘積），這是全面理解基因學的關鍵。
在過去“G+E”的觀念之下，我們以為基因作用十分強大，設計好了一切，是我們努力的一切上限和下限，是我們之所以成為我們的基礎。用戴維•申克的話來說，過去人們認為基因就像打牌的時候獲得的第一手牌，環境的影響則是後面加進去的牌，這個觀念已經過時。
事實上，在“G×E”的模式下，基因從一開始就很少能準確地指定性狀，而是不斷地回應著環境，和環境中的各種因素髮生交互作用，從而形成自己獨特的表達——一個世間獨一無二的人。 這裡指的“環境”並不僅限於我們通常意義上理解的環境，它包含了各種刺激、荷爾蒙、神經衝動，以及其他基因的激活或抑制。一個基因的微小變化也會影響著其他基因的表達。
在這種模式下，我們每個人都是一個動態系統，是一個每時每刻都在發展變動著的人。劍橋大學生物學家帕特里克•貝特森把這個過程比喻成製作蛋糕，同樣的原料，不同的人做出來總會有差異。他說，“成長是一個化學過程，最終結果並不僅僅是原料的相加。”基因並不是一個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是具有很大的彈性和變數，是成長過程中的積極參與者，如果像過去一樣僅僅把它視為一個現成的“設計手冊”，那麼才是大大低估了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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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維•申克還進一步清楚地指出，“新的模式以交互作用開始，在環境因素介入之前，不存在所謂的基因基礎，基因根據環境嚴格地進行自我表達。我們無法從基因直接獲得性狀。相反，我們的性狀是在基因–環境的交互作用之下形成的。在‘G×E’的世界裡，基因的差異還會牽涉許多方面。但是，僅僅是基因，並不能決定我們是誰。”
戴維•申克這本書把極其複雜和深奧的科學研究用淺顯易懂的方式表述出來，使得大眾能夠理解，也得到了很多科學家的認可。例如愛荷華大學研究人類發展、腦和神經科學的教授Mark S. Blumberg就說， “戴維•申克讓一個熟悉的話題變得鮮活，揭示了所有那些造就了我們的相互作用的力量和因素。”專注於研究識別一些疾病中基因和環境因素對神經變性之影響的哈佛醫學院神經病學教授、麻省總醫院遺傳與老化研究所所長Rudolph E. Tanzi，也這樣評論說，“這是一本好書。戴維•申克輕而易舉地消除了天才都是天生的迷思。”
事實上，戴維•申克在2010年出版這本書之後，很快就被邀請成為愛荷華大學的高級研究員。在那裡，他與其他學者合作創作了“How We Develop”文集，並於2017年出版。這部由一些世界上最具思想深度的科學家撰寫的特別文章，就是為了幫助世界瞭解：為什麼“天生”的概念已經死亡，以及我們都是發展的動物，
基因不會自己產生特徵，基因用多種方式與環境互動，創造著關於我們是誰的一切。“天賦”不是開端，而是結果
我們常常說要發掘一個人的天賦，但是在G×E的理論模式之下，我們再去分析“天賦”，卻會有不同看法。一方面，在G×E的動態模式下，沒有什麼是天生註定的，一刻也無法忽略基因與環境的交互作用。另一方面，當我們說一個人很有天賦的時候，常常是在看到那個人有與眾不同的表現的時候，這更像是一種對G×E的“結果”的描述。
當我們看到生活中的普通人與超級成功者之間的差距的時候，我們常常會想，那些偉大的科學家、耀眼的藝術家們，他們有天賦啊——來自命運之神的垂青，或者來自他們優秀的基因。可是早在1878年的時候，德國哲學家弗里德里希•尼采就出版了著作《人性的，太人性的：一本獻給自由精神的書》，在這本書中，他寫到了偉大的藝術家成長過程中的坎坷，以及他們堅韌不拔的個性。在尼采筆下，音樂家貝多芬有時會在一篇樂章定稿前，草擬六七份不同的底稿。貝多芬這樣對朋友說過，“我會修改很多次，推倒重來，如是再三，直到我滿意為止。只有這樣，我才能對自己的作品有個全面深入的把握。”可惜人們更願意相信他們的傑出表現來自於天賦，而不是他們不知疲倦努力的結果。
“天才不是某些事物的起因，而是某些事物的結果。”這不是我說的，而是很多相關科學家不斷地做實驗和相關研究得出的結論。例如心理學家安德斯•艾利克森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完成了一系列關於人類記憶力的實驗，顛覆了智力來自天賦的神話。之後幾十年，他一直致力於這個領域的研究，他還和另一位科學家羅伯特•普爾聯手出版過一本書叫《刻意練習》(Peak: Secrets from the New Science of Expertise)，為所謂“天才”祛魅。我們認為的天才人物，都是通過有效的練習，才取得了傑出成就。這本書同時也是“一萬小時天才理論”的來源，儘管這個“一萬小時理論”後來遭到了很多斷章取義式的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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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他在書中提到音樂家莫扎特的成長經歷。大家都知道，音樂神童莫扎特3歲就能演奏，5歲就能作曲。可是並沒有太多人細究過他那與眾不同的童年。莫扎特的父親利奧波德•莫扎特是一名雄心勃勃的奧地利音樂家、作曲家和教師，因出版指導書《小提琴演奏教程》而廣受讚譽。利奧波德精心開發了一套教學方法，包括精妙的演奏技巧。有人說，做為一名宮廷作曲家，他是平庸的，但是，做為一名音樂教師，他超越了時代。他對訓練兒女的熱情，以及對技法的關注，他對子女高水平的音樂指導在18世紀的家庭中都甚為罕見，這使得小莫扎特的姐姐很快成為了當時出名的鋼琴家和小提琴家。而小莫扎特獲得的是比姐姐更多更早的音樂啟蒙，他的父親為他也付出了更多的心血。
事實上，當時的小莫扎特並未真正達到成年人演奏者的水平，只是比自己的年齡老練而已。他的早期才華在當時極其罕見，震驚了王室。但是今天，很多孩子通過訓練，都能演奏得像早期的莫扎特一樣好。一切正如戴維•申克在《天才的基因》中所說的那樣，孩子的特長很容易遮蔽成年觀察者的眼睛，將他們帶入神經科學家兼音樂學家丹尼爾-列維京所說的“天賦循環邏輯”——“當我們說某個人有天賦時，我們是指他具有超出於眾人的內在素質，可是我們總是在他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後，才回頭來使用這個詞。”
莫扎特在完成他的《29號交響曲》，那部真正奠定他在音樂界地位的作品之前，一邊瘋狂學習，一邊還創作過數百部鋼琴協奏曲和歌劇作品。莫扎特自己也說過，“那些認為我的音樂作品是輕鬆得來的人，犯了一個巨大的錯誤。”還曾在給父親的親筆信中強調，“沒有人在作曲時能像我一樣花費如此多的時間。”
我想，現在人們再也無法閉著眼睛輕鬆地將能力和傑出表現歸因於人與生俱來的“天賦”。而安德斯•艾利克森提出的“刻意練習”和“針對性訓練”對人的大腦和身體的改變，也不斷被其他獨立研究者印證。
一切正如戴維•申克總結的那樣，“G×E的動態模式才是真正的天賦來源。”
我想起我在修讀特殊教育文憑的時候，有一門課是關於讀寫障礙的。這門課有56個課時之多，其中一半的課程是由真正的醫生來講授的。當時我們研習了讀寫障礙患者的大腦核磁共振掃描圖，知道了經過針對性的訓練之後，患者的大腦在讀寫活動發生時的活躍區域會發生顯著變化。這方面的科研已經很明確地證實大腦有特定的補償機制，這說明，大腦會根據特定經歷進行調整。哈佛大學心理學家利昂•艾森伯格也曾說過：“環境改變之後，大腦皮層具有強大的重建能力。”
科學對於教育的影響在於，我們會越來越發現，孩子學不會，很有可能真的是我們不會教。孩子無法表現卓越，要從孩子自身和環境兩方面找原因。當我們找對了方法，而不是讓教室裡的所有人都用同一種方法學習的話，我們會得到更多的人才。當我們把教育的目標落實到個人賦能，而不是訓練考試機器的時候，我們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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